為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共在台灣、香港及其它地區如何進行影響力活動,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港、台專家集結多位學者的分析共同編輯了《不只銳實力: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和香港的滲透》的論文集,從選舉、經濟、媒體、娛樂及宗教5個領域來分析中共滲透台灣和香港社會的手法和模式。

台港是中共影響力的首要目標

據美國之音報道,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日前針對這個主題舉行的線上討論中指出,台港被中共視為「絕對必須取得控制」的地方,因為它們涉及中共自身的安全,因此這兩地是中共施加影響力最重要的目標,北京當局在這兩地使用的滲透手法也最為繁複,書中提出的個案分析極具參考價值。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是這本書的共同編輯之一。他說,中共在目標地如港台都將統戰手法發揮到「極端」程度,為了達到全面滲透,中共必須有當地個人和組織來為他們工作,這些人大部份的目的都是要換取物質上的利益,也因他們原本就是當地社會成員,因此他們是滲透行動的重要組成部份,這也是中共影響力模式與俄羅斯模式的最大區別。

吳介民指出,中共影響力活動有三種形態:一是從外部脅迫,也就是直接施壓;二是從內部滲透,也就是通過當地人員的非直接施壓;三是侵蝕政治界限,也就是直接施壓加上各種混合策略。將這三種形態運用在台灣,其表現就是限制台灣的主權和國際活動空間、在台灣吸納合作者,以及逐漸腐蝕台灣的司法界限及政治認同。

他以中共對台灣選舉的滲透為例表示,至今中共在台灣最成功的統戰手法,就是在2012年台灣總統選舉時所進行的「『九二共識』行動」,在那次行動中,許多台灣企業大亨都公開表態支持「九二共識」,「這個所謂的共識就像一個政治咒語一樣,被國民黨政治人物不斷地覆誦。」

在經濟領域,吳介民說,中國大陸遊客是北京當局滲透台灣社會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共對台灣的重要經濟籌碼,自2008年國民黨執政後中國遊客人數就不斷攀升,但2016年民進黨重返執政後,北京便以急劇減少中國遊客數量來對蔡英文施壓。在媒體、娛樂界及宗教領域,中共的影響力也明顯可見。

吳介民指出,台灣較大的宮廟多半受到地方派系的控制,而台中的鎮瀾宮就是中共對台灣草根社會統戰的關鍵前哨站,也是中共官員訪問台灣時的活動安排者,2016年台灣總統選舉投票日的前幾天,一名中共官員在訪台時直接前往鎮瀾宮,在那裏與29名地方人士舉行一個秘密會議,並告訴他們應該支持誰。

人們或許對這些地方的草根和宗教人士能為此得到甚麼好處感到好奇,吳介民說,根據他的分析,台灣地方派繫在協助中共當局後可以換取巨大的土地開發利益,所以2012年時任國台辦副主任的鄭立中訪台時在台灣各地受到歡迎。

中共施加銳實力於其它國家

除了台灣以外,吳介民說,中共對台灣施加影響力的案例近年來也可以在其它國家和地區見到,例如南韓的薩德導彈爭議,以及澳洲、加拿大、捷克等國家都因不同原因受到中共的經濟制裁,這些地方的案例與台灣有極其相似之處,因此在做了港、台個案分析後,接下來也必須研究這些國家如何頂回中共的影響力。

吳介民將中共銳實力的運用方式稱為「將統戰工作商業化」的做法。他說,「中國(共)與外國夥伴的交流表面上看來只是單純的商業性質,對彼此有利也沒有害處,但是當你再深入探究的話,你總是可以挖出中方暗藏在底下的政治動機。」

香港中文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負責書中關於香港選舉的個案分析,不過他說,他的章節寫於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之前,在那之後香港政治情勢發生巨大變化,不過書中關於香港其它部份的研究框架大體上仍然適用。

北京直接向香港施壓

馬嶽表示,香港與台灣的情況不同,因為香港是直接受中共的主權統治,中共對香港有直接影響力,所有關於民主選舉的基本法的改變都需要北京的批准,北京可以直接對香港訂出規則,北京在2020年就是這麼做的,在那之前,北京也曾在2016年、2017年通過對《基本法》的詮釋取消一些香港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不過馬嶽也指出,根據他對香港選舉多年來的研究,中共是影響香港選舉的最重要因素,其中香港對北京的態度、香港的民主化以及人權情勢都是中共非常注意的發展,因此早從1991年香港立法會直選以來中共就對香港選舉有間接影響力。

馬嶽說,2019年是扭轉香港命運的一年,那一年的「反送中」運動改變了一切,那個運動被北京視為分離主義運動,抗爭人士遊說美國和西方國家對香港實施制裁,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中得到壓倒性勝利,也很有可能在2020年立法會選舉中贏得多數,因此這個選舉便被以疫情為由而推遲舉行。

他說,北京認為,即使經過培植當地合作者,2019年卻還是無法抵擋香港民主化的政治浪潮,於是北京開始對香港施加更直接的影響力,在2020年6月實施「港版國安法」、推遲原定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在11月取消四名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導致其餘民主派議員集體總辭。

2021年1月,55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候選人、政治人物及活動人士因「顛覆」罪名被逮捕,中共人大也在今年3月作出改變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

馬嶽說,所有這些中共對香港施加的直接影響力都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直接規定,香港作為地方政府在憲法上無法抗拒,由於中共對選舉法的控制力度強大,「國安法」對港人帶來「噤聲效應(chilling effect)」,香港公民社會要發聲的困難度增加,越來越多的人在談論移民的話題,這也使人產生「絕望的感覺(sense of hopelessness)」。

對於香港未來的前景,馬嶽認為短期內應該不會看到如2019年對政府的大規模抵抗行動,因為港人仍然還有一些有限度的自由,儘管他們會擔憂這些自由也將逐漸消失。

至於香港的例子對台灣是否有所啟示,以及北京是否會如對香港一樣在軟實力、銳實力、統戰滲透等各種做法都失效以後乾脆直接對台灣採取強硬手段?馬嶽說,他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他說,因為2019年香港情勢的轉變已經將中共的原定計劃全部推翻,在那之前,國民黨的韓國瑜本來也被認為可能贏得總統選舉,但香港發生的事導致民進黨勝選,台灣人民對中共的印象也改觀,他不確定中共對武統台灣有多認真,但這應該不符合中共對外宣稱的和平崛起形象,因此他認為,或許目前中共也在猶豫對台灣應該採取何種選項。

雖然台灣和香港是中共的主要統戰目標,不過近年來中共影響力活動正在全球擴大,中共的「一帶一路」和其它經濟倡議的足跡遍及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東南亞和歐洲,其中有不少國家也面臨中共在其內部進行統戰的挑戰。

黎安友說,他在書中分析了中共如何在其它國家施加影響力,包括在80個國家投資高達數萬億美元基礎設施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與中共有經濟協議的國家。

黎安友表示,他發現一個基本模式是,在每一個國家都會有「親中(共)派」也會有「反中(共)派」,通常執政的政府是「親中(共)派」,因為他們認為與中共的好交易能建設一些東西,或許能得到一些貸款,或許在許多國家還有一些腐敗的私下付款。

在這些國家裏也許會有人對這些交易持批評態度,但黎安友說,一旦反對派執政後,他們也可能改變原先的反對立場而與中共建立交易,例如馬來西亞前任的納吉布政府就是一例,納吉布與中共交易被反對派領導人馬哈蒂爾批評為腐敗、為馬來西亞帶來巨大債務,但馬哈蒂爾執政後也跑到中國並與中共達成交易,所以中共在所有地方的存在都具有爭議性。

黎安友的結論是,正如吳介民提到的台灣的例子一般,經濟在中共的影響力活動中是一個重要元素,美國和日本等西方國家沒有像中共那樣大量的金錢可以用來在其它國家投資,不過中共的快速崛起以及其「戰狼式」外交已經被許多國家視為過於咄咄逼人,也因此引發不少震撼和頂回,所以中共的銳實力究竟有多大效果,答案其實相當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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