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覃樹人(Shuren Qin),於2018年在其位於波士頓郊區的宅邸中被捕。他被指控採購價值超過10萬美元的美國海洋技術,出口到中國的軍事研究所。在4月28日的聯邦法庭上,覃樹人已經對指控認罪。

《華爾街日報》此前預計,覃先生將對共謀違法出口;向政府探員撒謊;簽證欺詐;走私和洗錢等指控認罪。他是被抓住了,可還有其他成千上萬這樣的人。他們能接觸到尖端的科學和技術,在中共的淫威之下,這些人可能通過各種違法或合法渠道,將技術送給中國。

2020年期間,美國有36萬名中國留學生。他們中許多人,都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STEM)中學習。特朗普政府取消了3千名中國籍學生的簽證,原因據稱是這些學生與中共軍方有聯絡。這種做法儘管很痛苦,但無疑是正確的。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對留美的中國學生抱有同情心,畢竟他們進退兩難。在美國,他們會感到不受信任;回到中國後,他們也可能因為留美的經歷而受到懷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選擇留學美國,是因為他們對美國和其價值觀持開放態度。

美國官員透露,當時覃先生正從美國非法出口管制的尖端科技,以幫助北京打造一支海底無人機艦隊。這些無人機能追蹤美方及盟軍的潛水艇。考慮到中共日益發展的反潛艇技術和逐步壯大的海軍力量,非法出口軍事科技,將可能使美國遭到反制武器的威脅。

而這種在未來可能進行軍事打擊的能力,會增加爆發戰爭的風險。這就是國際關係專家們所說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這裏指中共的軍事發展給美國帶來更大的軍事衝突風險,反之亦然。雙方都會面臨螺旋式增長的風險,增加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專家還估計,自現在起最快5至10年內,美國與中共之間有可能發生權力過渡。如果中共在軍事上超越美國,會促發權力過渡,屆時中共將加速使用其邊緣政策(冷戰時期一種瀕臨發動戰爭的狀態),並在短時間內克服美國的任何抵抗。中共的邊緣政策,有目的地冒著雙方都不想發動的戰爭風險,從中獲得戰略利益。儘管我們知道,如果中美照著當前的經濟和軍事發展軌跡,這種權力過渡將在30年內到來,但如果局勢持續演變,則隨時都有發生軍事升級的風險。

因此,中共對科技的攫取,包括了軍工、民用技術和純科學,是比我們目前所認知的更嚴重的問題,應受到美國及其盟友的更大關注。其它的對手,包括俄羅斯、伊朗和中國的港澳地區,也是如此。但是,中國龐大的經濟體(如果以購買力為標準,甚至比美國或歐盟的經濟體還要大),使其成為一個特例。中共經濟完全有能力,並且正在亞洲推動前所未有的軍備建設,這已經對該地區的美國盟友構成了切實的威脅。

令人擔憂的並不僅僅是軍事技術。中共對民用科技的收購提升了其經濟實力,增加了國家稅收,為其人民解放軍和大撒幣外交政策提供了資金,也為領土擴張和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行徑收買支持和人心。

而中共對純科學的收購,可能會使經濟和軍事力量之間的平衡發生驚人的變化。試想,如果納粹德國率先發明了核彈,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將大不相同。因此,我們不能,也絕不可以讓中共在下一個重大發明中領先。

然而,美國和其盟友國仍對中共開放貿易,這令科學技術能相對容易地通過合法或非法渠道(比如商貿、學術交流和間諜活動)轉移。

美國就是一個巨型的科技篩網。不管我們開發甚麼,即使是依賴政府補貼取得的成果,也能輕易地被世界上最危險的獨裁政權獲取。共產黨人可以相對輕鬆地,在美國和歐洲建立技術企業、入讀科技研究生專業,從而獲取技術。

美國的政客們,不敢限制中國留學生進入STEM學科。這是因為,首先,美國企業每年與中共進行總額約六千億美元的貿易,意味著中共可以隨時對這6千億「人質」下手。其次,除了美國,中共還可以從其分裂的高科技盟友國那裏獲得技術,比如歐洲、日本、南韓、台灣和印度。第三,禁止中國人從事高科技行業,將被扣上種族主義的帽子,儘管華裔美國人應當也確實被視為美國高科技發展的重要合作夥伴。

儘管這最後一項指控似是而非,但其它幾項挑戰卻是實實在在,須加強對盟國的協調和支持,才能實現有效的技術管制,阻止中共進行「分而治之」的貿易報復。當然,任何新出台的科技管制政策不應當只針對中共,其它敵對國家(包括俄羅斯、伊朗、北韓)也應該被同樣對待。與此同時,盟國間(比如日本、台灣、烏克蘭、以色列)的技術合作應當得到鼓勵。

在科技發展問題上,任何膚色與信仰的守法公民都應被視為合作夥伴,但那些與敵對國家保持重要聯絡的個人,應該得到更嚴格的審查。在決定是否授予個人權限訪問國家機密時,我們已經採用了這種方法。敏感科技也同樣是國家機密。我們也應該對科技採用同樣的管控措施,只給那些在敵對國家沒有大量親屬或財產的個人提供通行證。中共可能會極盡所能,尋找和利用任何在中國有重要業務和親屬的人,不管這人的種族和國籍是甚麼(包括非華裔的美國人)。因此,中國公民不是唯一的問題。

任何在中國有家屬和財產的個人,都存在被要挾的風險。所有美國公民,不論膚色,包括深有政治影響力的億萬富翁,像是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邁克爾·彭博(Michael Bloomberg)、拉里·芬克(Larry Fink)、雷·達利奧(Ray Dalio)、埃隆·馬斯克(Elon Musk)、蒂姆·庫克(Tim Cook)、史蒂夫·永利(Steve Wynn)和羅尼·陳(Ronnie Chan),都應將他們的業務從中國及其地區撤出。那些擁有可疑雙重國籍的人,比如陳先生的美國—香港公民身份、永利先生的美國—摩納哥公民身份,應該放棄另一國國籍。這樣做,於美國和他們自身都有好處。

對待STEM專業的留美中國學生,我們還需要一種富有同情心的方法。對那些熱愛美國、認同我們的價值觀的學生,如果他們能完全效力於我們的國家,願意將親屬和資產都移民美國,我們應該邀請他們成為美國公民。美國將得益於這些新移民,正如他們也將從美國受益一樣。#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擁有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學士及碩士學位(2001年),和哈佛大學行政學博士學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報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雜誌《政治風險》(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發行人,其研究領域涉及北美、歐洲和亞洲。他撰寫了書籍《凝聚權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將於今年出版)、《禁止入侵》(No Trespassing),也曾擔任書籍《大國大戰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的編輯。

原文Expected Smuggling Conviction of Military Tech Exporter Indicates Need for Disentangling From Chin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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