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覃樹人（Shuren Qin），於2018年在其位於波士頓郊區的宅邸中被捕。他被指控採購價值超過10萬美元的美國海洋技術，出口到中國的軍事研究所。在4月28日的聯邦法庭上，覃樹人已經對指控認罪。

《華爾街日報》此前預計，覃先生將對共謀違法出口；向政府探員撒謊；簽證欺詐；走私和洗錢等指控認罪。他是被抓住了，可還有其他成千上萬這樣的人。他們能接觸到尖端的科學和技術，在中共的淫威之下，這些人可能通過各種違法或合法渠道，將技術送給中國。

2020年期間，美國有36萬名中國留學生。他們中許多人，都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STEM）中學習。特朗普政府取消了3千名中國籍學生的簽證，原因據稱是這些學生與中共軍方有聯絡。這種做法儘管很痛苦，但無疑是正確的。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對留美的中國學生抱有同情心，畢竟他們進退兩難。在美國，他們會感到不受信任；回到中國後，他們也可能因為留美的經歷而受到懷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選擇留學美國，是因為他們對美國和其價值觀持開放態度。

美國官員透露，當時覃先生正從美國非法出口管制的尖端科技，以幫助北京打造一支海底無人機艦隊。這些無人機能追蹤美方及盟軍的潛水艇。考慮到中共日益發展的反潛艇技術和逐步壯大的海軍力量，非法出口軍事科技，將可能使美國遭到反制武器的威脅。

而這種在未來可能進行軍事打擊的能力，會增加爆發戰爭的風險。這就是國際關係專家們所說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這裏指中共的軍事發展給美國帶來更大的軍事衝突風險，反之亦然。雙方都會面臨螺旋式增長的風險，增加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專家還估計，自現在起最快5至10年內，美國與中共之間有可能發生權力過渡。如果中共在軍事上超越美國，會促發權力過渡，屆時中共將加速使用其邊緣政策（冷戰時期一種瀕臨發動戰爭的狀態），並在短時間內克服美國的任何抵抗。中共的邊緣政策，有目的地冒著雙方都不想發動的戰爭風險，從中獲得戰略利益。儘管我們知道，如果中美照著當前的經濟和軍事發展軌跡，這種權力過渡將在30年內到來，但如果局勢持續演變，則隨時都有發生軍事升級的風險。

因此，中共對科技的攫取，包括了軍工、民用技術和純科學，是比我們目前所認知的更嚴重的問題，應受到美國及其盟友的更大關注。其它的對手，包括俄羅斯、伊朗和中國的港澳地區，也是如此。但是，中國龐大的經濟體（如果以購買力為標準，甚至比美國或歐盟的經濟體還要大），使其成為一個特例。中共經濟完全有能力，並且正在亞洲推動前所未有的軍備建設，這已經對該地區的美國盟友構成了切實的威脅。

令人擔憂的並不僅僅是軍事技術。中共對民用科技的收購提升了其經濟實力，增加了國家稅收，為其人民解放軍和大撒幣外交政策提供了資金，也為領土擴張和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行徑收買支持和人心。

而中共對純科學的收購，可能會使經濟和軍事力量之間的平衡發生驚人的變化。試想，如果納粹德國率先發明了核彈，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將大不相同。因此，我們不能，也絕不可以讓中共在下一個重大發明中領先。

然而，美國和其盟友國仍對中共開放貿易，這令科學技術能相對容易地通過合法或非法渠道（比如商貿、學術交流和間諜活動）轉移。

美國就是一個巨型的科技篩網。不管我們開發甚麼，即使是依賴政府補貼取得的成果，也能輕易地被世界上最危險的獨裁政權獲取。共產黨人可以相對輕鬆地，在美國和歐洲建立技術企業、入讀科技研究生專業，從而獲取技術。

美國的政客們，不敢限制中國留學生進入STEM學科。這是因為，首先，美國企業每年與中共進行總額約六千億美元的貿易，意味著中共可以隨時對這6千億「人質」下手。其次，除了美國，中共還可以從其分裂的高科技盟友國那裏獲得技術，比如歐洲、日本、南韓、台灣和印度。第三，禁止中國人從事高科技行業，將被扣上種族主義的帽子，儘管華裔美國人應當也確實被視為美國高科技發展的重要合作夥伴。

儘管這最後一項指控似是而非，但其它幾項挑戰卻是實實在在，須加強對盟國的協調和支持，才能實現有效的技術管制，阻止中共進行「分而治之」的貿易報復。當然，任何新出台的科技管制政策不應當只針對中共，其它敵對國家（包括俄羅斯、伊朗、北韓）也應該被同樣對待。與此同時，盟國間（比如日本、台灣、烏克蘭、以色列）的技術合作應當得到鼓勵。

在科技發展問題上，任何膚色與信仰的守法公民都應被視為合作夥伴，但那些與敵對國家保持重要聯絡的個人，應該得到更嚴格的審查。在決定是否授予個人權限訪問國家機密時，我們已經採用了這種方法。敏感科技也同樣是國家機密。我們也應該對科技採用同樣的管控措施，只給那些在敵對國家沒有大量親屬或財產的個人提供通行證。中共可能會極盡所能，尋找和利用任何在中國有重要業務和親屬的人，不管這人的種族和國籍是甚麼（包括非華裔的美國人）。因此，中國公民不是唯一的問題。

任何在中國有家屬和財產的個人，都存在被要挾的風險。所有美國公民，不論膚色，包括深有政治影響力的億萬富翁，像是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邁克爾·彭博（Michael Bloomberg）、拉里·芬克（Larry Fink）、雷·達利奧（Ray Dalio）、埃隆·馬斯克（Elon Musk）、蒂姆·庫克（Tim Cook）、史蒂夫·永利（Steve Wynn）和羅尼·陳（Ronnie Chan），都應將他們的業務從中國及其地區撤出。那些擁有可疑雙重國籍的人，比如陳先生的美國—香港公民身份、永利先生的美國—摩納哥公民身份，應該放棄另一國國籍。這樣做，於美國和他們自身都有好處。

對待STEM專業的留美中國學生，我們還需要一種富有同情心的方法。對那些熱愛美國、認同我們的價值觀的學生，如果他們能完全效力於我們的國家，願意將親屬和資產都移民美國，我們應該邀請他們成為美國公民。美國將得益於這些新移民，正如他們也將從美國受益一樣。#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擁有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學士及碩士學位（2001年），和哈佛大學行政學博士學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報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雜誌《政治風險》（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發行人，其研究領域涉及北美、歐洲和亞洲。他撰寫了書籍《凝聚權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將於今年出版）、《禁止入侵》（No Trespassing），也曾擔任書籍《大國大戰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的編輯。

原文Expected Smuggling Conviction of Military Tech Exporter Indicates Need for Disentangling From Chin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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