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姓父子在墨西哥的一間酒店接受了大紀元的電話採訪。(受訪者提供)
李姓父子在墨西哥的一間酒店接受了大紀元的電話採訪。(受訪者提供)

4月9日,帶著一家五口流亡海外的李先生,在美國與墨西哥邊境接受《大紀元》記者的電話採訪。他與家人因警方加速拘捕「反送中」參與者,擔心遭秋後算賬,不得不選擇流亡,赴美國尋求政治庇護。李家大兒子16歲,二兒子14歲,都曾與父親一齊參與反送中運動,最小的女兒只有5歲,便要隨家人輾轉踏上流亡他鄉的路⋯⋯

父子「理大」突圍遭警方拘捕

2019年11月17日,警方包圍理工大學紅磡校區,李先生16歲的長子Alan因與朋友參與反送中運動在理大校園內被困。11月18日,李先生進入學校尋找兒子,並帶出了8名比Alan年紀更小的青年。

2019年11月19日,警察拘捕想離開理工大學的人,當時被捕人數眾多。(余天佑/大紀元)
2019年11月19日,警察拘捕想離開理工大學的人,當時被捕人數眾多。(余天佑/大紀元)

香港理工大學衝突被視為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最大的人道危機,抗爭者與警察的對峙、抗爭長達16天。最後有1,377位成年抗爭者遭拘捕,318位未成年抗爭者被要求登記身份及個人資料,成為運動中單日拘捕人數最多的一天。

回憶起當時的情境,李先生仍心有餘悸。11月18日抗爭者持續被圍困,李先生進入學校帶兒子回家。雖然他們一家人都是「黃絲」,但身為父母,還是很擔心小孩的安危。李先生說:「外面都被封鎖了,小朋友都很怕,很多都比我個仔年紀小,我可以帶多少就帶多少出來,最後帶了8名後生仔一起離開。」

為了突破警方包圍,抗爭者以垂降下天橋、爬下水道等方式離開校園突破封鎖。李先生帶著幾名青年趁夜避開警察,但下了天橋就遇上警察並被直接拘捕。他們雖然沒有被打,但卻不斷遭言語恐嚇。

2019年11月18日李先生(著紅衣)與兒子從理工大學突圍時被海外媒體攝下的畫面。(李先生提供)
2019年11月18日李先生(著紅衣)與兒子從理工大學突圍時被海外媒體攝下的畫面。(李先生提供)

Alan說:「警察恐嚇要殺了我棄屍大海。從北角警署送去法庭的時候,他們(警察)用力推擠我們(遭拘留的抗爭者),拘留時也一直被罵。」他認為香港警察已經無法無天,比黑社會還恐怖。

李先生夫妻倆都很支持「反送中」運動,雖然擔心兒子走上街頭的安危,但還是選擇尊重小孩,李太用電話追蹤兒子的位置,確保Alan的安全。理工大學突圍那晚,李太發現父子倆從理工大學離開後,超過一個多小時都沒有移動過位置,就知道他們可能遇上警察了。

長子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自2014年「雨傘革命」港人走上街頭要求「真普選」,直至2019年「616反送中大遊行」200萬人上街,李先生一家人始終不曾缺席香港的每一次公民運動。李太說:「見到今日香港的情況,真的很傷心。看到很多年輕人被打,我們也與小朋友討論過,要他上街一定要照顧好自己的安全。」

李先生通常是參與「反送中」活動的後勤支援,他工作下班後會利用時間參與行動。而Alan則是多次站在「反送中」活動衝突的最前線。儘管戴了防毒面具,仍被催淚彈燻得又辣又刺痛,他說:「我們在現場看到警察丟下來彈殼,發現都是中國製造。因為彈頭上的接縫,可以看到焊接紋路,如果是外國的催淚彈彈頭不會有接縫,而且很多子彈都已過期。」

Alan回憶自己遭遇過最恐怖的一次事件是被警察圍堵。約五十幾名手足被逼進某條小路,警察不間斷地射擊催淚彈、胡椒子彈、以及橡膠子彈。而他們前面只有一個人可以退出去的路口,警察就在路口不斷地攻擊,只要突圍就會遭警棍亂打。Alan最後與另兩名友人躍過花槽、翻過欄杆,逃出警方包圍。不過,就留下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每晚失眠、做惡夢,甚至出現片段失憶的症狀。經過心理醫生諮詢、治療,約過了三個月後才逐漸康復。

Alan在抗爭運動後期還去學習、考取了醫療急救執照,因為前線抗爭常需要及時的醫療救護。他說:「我們有很多人骨折,還有催淚彈造成的傷害。」他還發現前線的女生也很多,甚至比男生還勇敢,總是奮不顧身地回頭去救人。

反「國教」走上抗爭路

1999年,李太從中國大陸移民香港,此前她的父母一直都在香港工作。李太說:「我小時候不覺得香港與大陸有甚麼差別,但到了香港就會產生比較。其實沒有小孩前也都覺得差異不大,但遇到教育問題,真的就發現香港教育還是比較好。」

李先生說:「其實別人告訴你,你也不見得會相信,真的是要自己去發現差異。」他舉例,在香港,人們碰到陌生人跌倒,都會主動去幫扶,對方還會謝謝你;但若在中國大陸,人們則會擔心被碰瓷、被訛錢,看到路人跌倒,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

香港的生活經驗,讓李先生開始意識到共產黨有多糟。他說:「你(中共)做得好,誰會反你呢?」

李先生因不希望子女接受「國教」,而走上香港公民抗爭之路。他說:「中共要將『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那套教給孩子,歌頌『共產黨好』的洗腦教育,讓香港人很反感。」

李先生有三個孩子,大仔16歲,老二14歲,最小的才5歲,為了下一代的教育與將來,他站出來反對港府推行的「國教」,也開始關注香港社會議題。

「國教」讓李太憂心忡忡,她說:「很多人見到中國社會『發達、富裕』的假象,被潛移默化地騙了。」她認為所謂的德育及國民教育都是中共政府的洗腦政策。

李先生原籍廣東,2009年結婚後移居香港。他開始閱讀過去在中國無法涉獵的歷史書籍,漸漸發現自己從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假的。過去李先生一直以為是共產黨打贏日本,國民黨在拖後腿,後來才明白事實完全相反。

李先生表示,(國安法之後)老師若在上堂時講真話,批評共產黨,批評政府的政策會被舉報,被中共喉舌針對,在壓力下只能宣讀課文;而「愛國教育」等中共意識形態被通過中聯辦控制的教科書商灌輸給學生,某些內容和大陸的教科書已經很相近,有些內容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的英文學校也不似過去那樣多,雖然大部份是粵語授課,但在一些普教中的學校,學生們上中文課便要說普通話,香港的本土文化逐漸被侵蝕。

「踢保」流亡與期待香港重光

李先生與長子Alan都有遭警方逮捕的紀錄,「踢保」後仍隨時有可能遭警方起訴。所謂「踢保」是指疑犯拒絕保釋,警方需於48小時內決定是否落案、起訴相關人士,否則疑犯就不需再續保和到警署報到;但「踢保」並非無後顧之憂,警方仍可繼續調查該案件、起訴疑犯;踢保的疑犯難以預計自己何時被起訴,一般而言,警方若將起訴疑犯,會在報到、續保時告知對方。

因為警方拘捕了大量參與運動的抗爭者,沒有餘力和人手可以調查,所以有很多人選擇踢保。李先生說:「但警察可以慢慢調查案件,隨時捉人,我們只是暫時被釋放。」

《國安法》施行後,香港人人自危,李先生擔憂之後可能無法出境,甚至會與自己的長子一齊被判刑,所以被迫舉家離開香港。47歲的他哽咽道:「香港是我生活的地方,我們房子剛裝修,所有的傢俬都是新的。其實我們真的很不想離開香港,我們真的很捨不得。」無奈苛政猛於虎,面對中共與港府的惡勢力,李先生只好開始計劃出逃、流亡。

李先生說:「一國兩制已經死亡了,現在的香港根本就是一國一制,不存在一國兩制。香港的行政、司法都不再是獨立機關,紀律部隊已淪為政權打手。香港已不是民主、自由的社會。」

據李先生所知,目前香港前往英國的航班已遭重點盤查,有很多便衣警察在監視,他擔心自己與家人已在黑名單上,無法上飛機,加上沒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等各種因素考慮,最後選擇借道墨西哥進入美國尋求庇護。

投奔自由世界

4月10日凌晨2時左右,李先生與長子Alan偷渡越過美墨邊境,進入美國自首,暫時拘留在移民監獄,尋求政治庇護;妻子與兩名幼子仍在尋求法律援助,希冀美國能基於人道立場允許他們進入美國,不需進入移民監獄。

李先生原打算一家五口同時抵美,但擔心幼子無法適應移民監獄環境,同時亦擔心群聚,畢竟幼兒抵抗力弱容易遭疫情感染,所以最後決定分頭行動。他說:「我們等於是重來過,但留在香港就是死路一條,是有很多擔心,但還是得走。」

Alan認為現在的香港就像是遭日本佔領的3年零8個月,但終會等到「重光日」,他說:「大家都是這麼想的,現在就像香港抗日時期,希望香港可以撐過這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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