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對華政策正在調整之中，時現左右搖擺、自我矛盾之態。例如：
3月25日，拜登出席歐盟峰會（這是美國總統自2009年來的首次參與），呼籲美歐盟加強合作，應對中共與俄羅斯；但是，德國總理默克爾聲稱，在中國（中共）問題上，歐盟不可能與華盛頓分享同樣的「態度和政策」，她還強調「這一點是絕對明確的」。
然而，稍前，3月22日，歐盟啟動「六四」後首次針對中共政權的制裁，與美協調；3月24日，布林肯與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歐盟外交政策首席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先後舉行會談，並與博雷利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宣佈重啟美歐中國對話。
從這組對比鮮明、有些戲劇性的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歐盟的對華政策正處在十字路口。
一方面，面對中共的經濟誘惑和綁架，歐盟或戀戀不捨、欲罷不能，或驚惶失措、不敢迎戰；另一方面，歐盟與中共雙方價值觀的對立、中共的全球野心和戰狼外交，又使歐盟明顯感受到了中共的戰略威脅和戰術脅迫，本能的進行提防與反制。
在當今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國際戰略格局正在重組的關鍵時刻，歐盟迫切需要一個清晰的而非模糊的、前瞻的而非守舊的、內部協調一致而非矛盾的對華戰略框架。
1995年發佈第一份對華政策文件《中國-歐盟關係長期政策》後，歐盟又發佈了7份，分別是《歐盟對華新戰略》（1996年）、《與中國建立全面夥伴關係》（1998年）、《歐盟對華戰略——1998年文件實施情況及進一步加強歐盟政策的措施》（2001年）、《走向成熟的夥伴關係——歐中關係之共同利益和挑戰》（2003年）、《歐盟—中國：更緊密的夥伴，擴大的責任》（2006年）、《歐盟對華新戰略要素》（2016年）、《歐盟—中國戰略展望》（2019年）。
在這些文件中，歐盟一直將中共看成是「夥伴」，即使是「不好打交道的夥伴（China is not an easy partner）」；直到2019年才開始將中國看成是「系統性對手」，但是，這也僅是歐盟對中共的三個定位之一，另兩個定位分別是「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China is a negotiating partner, an economic competitor and a systemic rival），歐盟仍不放棄對中共的夥伴定位和合作期望；即使稱中共為「系統性對手」，但何為「系統性對手」？歐盟也未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歐盟長期對中共抱有幻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的對歐統戰。早在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支持歐洲一體化和歐洲成為多極化世界中的獨立一極，根本目的就是分化西方世界（美歐常常意見相左），意在政治、經濟、科技和戰略上利用歐洲，用心極深。後毛時代，中共「改革開放」， 歐盟被進一步套牢（1993年歐洲一體化接出碩果，《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生效歐盟成立）。歐盟對中共敞開提供市場、資金和技術，助推「中共崛起」。
例如，中歐雙邊貿易額，從1999年的556.8億美元（中共海關統計）躍升到2020年的5860億歐元（歐盟統計局數字），2020年中國首次超越美國成為歐盟最大貿易夥伴（歐美貿易額為5550億歐元）。中國長期對歐貿易順差，2020年高達1810億歐元。而中歐雙邊貿易中，德國佔有極大比重，2020年中德貿易總額達2121億歐元（德國逆差超200億歐元），中國連續第五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
又如，據中共商務部的統計，截至2018年底，歐盟在華投資企業數超過1.6萬家，設立項目47224個，累計投資1306.5億美元。
中歐經濟關係的密切，使歐盟尤其是德國對中共幻想頗深。一個突出的表現是，2020年中美開打新冷戰，不顧特朗普政府和拜登團隊的反對，默克爾堅持在其執政的最後時刻，利用德國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總理的身份，壓制歐盟內的反對聲音，主導了與中共的中歐投資協議談判，並最終接受了北京虛無飄渺的保障人權承諾，簽訂了《中歐全面投資協議》。
但是，中共回報歐盟和德國的，卻是經濟捆綁和威脅。這裏也舉一個例子。2019年12月，德國杜塞道夫商報（Handelsblatt）報道，中共駐德大使吳懇警告德國，倘若華為遭到歧視被排出參與德國的電信建設，德國進口中國大陸的汽車恐怕也將遇到問題。
也就是說，雖然「中共崛起」歐盟與有功焉，但是，中共並不因此手軟，對歐盟的威脅與日俱增：在經濟和科技方面，中共的挑戰越來越嚴峻；在國際秩序方面，中共的破壞力越來越大；在國際政治和外交方面，中共的戰狼性質越發不加掩飾；在戰略方面，中歐對立已不言而喻。
即使是這樣一個嚴峻的現實，歐盟內部一些勢力，卻仍不願正視。歐盟內部對「中共崛起」，主流觀點仍是：中共是歐盟在經濟科技與全球問題中的夥伴、競爭者，制度層面上的對手。
這一觀點源自於德國工業聯合會2019年1月的涉華報告。報告稱，德國和歐洲要放棄「以貿易促改變」的對華政策，不要試圖改變中共。中國經過40多年發展已建立了融合國有經濟和市場經濟要素，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經濟、社會「混合模式」，中共已從規則遵循者成為規則制定者，成為德國和歐洲「開放市場經濟」的制度對手。
其潛台詞，似乎是要西方社會與中共「和平共存」。而在上個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曾經販賣過「三和路線」，即美蘇、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搞「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和平共處」，很快就破產了。可笑的是，現在歐盟內部的某些勢力似乎又在撿起赫魯曉夫的牙慧。
這是非常危險的。2020年8月12日，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在捷克參議院的演講中說，「今天，一個更大的威脅是中國共產黨及其迫脅和控制活動所構成的威脅。」「現在發生的不是冷戰2.0。抵抗中國（共）威脅的挑戰從某些方面來說更為困難。這是因為中共已經以蘇聯從未有過的方式與我們的經濟、我們的政治和我們的社會交織在了一起」。
事實上，正是歐盟自身對中共的幻想給予了中共威懾歐盟的力量。真實的中歐實力對比顯示，優勢在歐盟這邊。丹麥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研究員Luke Patey就撰文指出，北京想要用經濟上的威脅欺壓歐洲各國，但是歐洲其實並不像自己認為的那樣需要中共。
例如，有人吹噓每天有超過15億歐元的貨物在歐盟各國和中國之間往來。但是歐盟各成員國每天與歐盟內貿易夥伴和歐盟外夥伴之間的貿易總量每天就高達近300億歐元。又如，在2020年，歐盟共實現對外貿易36458.60億歐元，同比下降10.43%；歐盟內部貿易總額為56203.62億歐元，同比下降7.37%，無論是從貿易絕對值還是從受衝擊影響的縮水幅度來看，歐盟內部貿易都展現出較對外貿易更強大的韌性。
因此，稱歐洲在經濟上依賴中共，簡直是無稽之談；如果一定要說依賴，那也是相互依賴，而且中共對歐盟的依賴遠大於歐盟對中共的依賴。
如果歐盟能夠「不畏浮雲遮望眼」，那麼，對華政策制定就不是多難的事，十字路口一步就走過去了。猶豫、幻想和糊塗，只會給自己造成越來越大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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