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席捲世界後，澳洲媒體人和商界人士發現，西方國家變得越來越像共產中國。例如，與主流觀點不同的議員遭到打壓；大學不再崇尚自由思考，而是扼殺學術自由。
3月2日，《澳洲人報》資深記者克賴頓（Adam Creighton）發表評論文章說：「各國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加速了我們走向更加專制的未來。近一年來，由於定義模糊的『更大的利益』，自由行動、言論和商業等基本人權以相當極端的方式被封閉或解封。」
克賴頓在文章中提及剛剛退出澳洲自由黨成為獨立議員的凱利（Craig Kelly）已經嘗到了被主流媒體打壓的滋味。
凱利因為提倡COVID-19（中共病毒）替代療法而遭到澳洲主流媒體的打壓和同僚的反對。上月，他宣佈退出自由黨時說：「在過去的幾個月裏，我受到了誹謗和抹黑，而我的目標只是拯救生命，確保我的選民，以及所有澳洲人不會被剝奪那些醫生認為可以救命的治療機會。」
他表示將繼續本著「良心和原則行事」，忠實和無畏地為選民代言。
克賴頓認為，在西方世界，「部長辦公室和官僚機構之間界限開始模糊，這種中國（共）模式也同樣出現在政府和議會之間」。
他寫道：「多年來，那些大人物都認為共產主義中國會變得更像西方，被壓抑的中國中產階級雖然懼怕一黨獨裁，但渴望言論自由，他們會拋棄專制的枷鎖。但（現在）情況卻恰恰相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顯然變得更加極權，而西方也變得更像中國。」
克賴頓還在文章中批評澳洲大學「扼殺學術自由」，迎合主流意見。「我們的大學，本身就格外依賴中國人的錢，這裏不再是崇尚自由思考的地方。」
他舉例說，物理學家瑞德（Peter Ridd）因為質疑有關大堡礁的研究質量而遭到詹姆斯·庫克大學（JCU）的指責。
與之情況類似的還有，澳洲紐卡素大學（Newcastle University）曾發佈聲明指責澳洲一名權威免疫學教授克蘭西（Robert Clancy）「不是專家」。克蘭西曾發表過與主流意見不符的論文。他在論文中寫道，證據表明，羥氯奎是有效醫治COVID-19的早期治療方法，而疫苗雖然有用，但不太可能是萬能藥。
麥覺理銀行駐香港董事總經理什維茨（Viktor Shvets）也認為，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的自由度一直在穩步下降，國家的權力越來越大。他對《澳洲人報》說：「西方永遠不會完全像中國，但不管我們喜歡與否，我們正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所以我們需要儘量避免中國社會那樣的極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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