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回到一九七六年八月的聖路易。傍晚很涼爽，我和爸媽就在露台上吃晚飯。廚房裏電話響了，我媽起身去接，隨即叫我爸去聽。
「是依爾瑪。」她說。
依爾瑪是我姑姑，和沃特住在德拉瓦州的多佛。顯然大事不妙，因為我記得我也去了廚房，站在我媽身邊，依爾瑪當時不知在電話裏對我爸說了甚麼，只見我爸猛然打斷她，像是動了怒，對著話筒大吼：
「依爾瑪，我的天啊，她死了？」
沃特和依爾瑪是我的教父教母，但我其實和他們不熟。我媽受不了依爾瑪——她堅稱依爾瑪被父母寵得太不像話，而為此吃虧的則是我爸。沃特是退役空軍上校，後來當了高中輔導老師，儘管他感覺好像比依爾瑪可親，我對他的了解，大多還是從他自費出版的書《博大精深的高爾夫球》而來。
書裏講的是他從高爾夫球習得的人生智慧，他送了我們一本，我既然甚麼都讀，這本當然也不例外。和我比較熟的，是沃特和依爾瑪的獨生女蓋兒。
這女孩高秀麗，天不怕地不怕，後來到密蘇里州念大學，就常過來看我們。這通電話響起的前一年，蓋兒大學畢業，在維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找到銀匠學徒的差事。依爾瑪打電話來是通知我們，蓋兒在大雨的夜裏獨自開車，要趕去俄亥俄州聽搖滾演唱會，結果車開到西維吉尼亞州，在某條狹窄多彎的公路上失控。
那幾個字依爾瑪顯然說不出口，但我們都明白，蓋兒死了。
十六歲的我懂了甚麼是死亡，不過或許是因為爸媽並沒帶我一起去出席葬禮，我並沒為蓋兒哭泣或悲傷，反倒有種感覺，覺得她的死以某種方式進入我腦中——彷彿我對她的記憶串成的網絡，被甚麼惡毒的電燒針燒成壞死，如今成為一片無用的空間，一片充塞最底層醜陋真相的空間。
這空間無比險惡，神智清楚之人絕不會越雷池一步，但我可以感覺得到，有個真相存在某道心理防線後，那就是我的美麗表妹再也無法復生。
這場意外的一年半之後，我到了賓州成為大學新鮮人。有回我媽轉告，依爾瑪和沃特邀我去多佛度周末。我媽嚴詞叮囑我非去不可。
我想像中那個多佛的家，正是我腦中充塞醜惡真相的空間之化身。我惴惴不安赴約，結果那個家果然一步步讓我的憂心成真。屋內整理得井井有條，散發官邸那種令人窒息的簡潔端正之感。垂地的窗簾十分硬挺，每道褶子都一絲不苟，彷彿在說蓋兒的呼吸或舉動，也動不了這些物事一絲一毫。姑姑頭髮全白，頂著如窗簾硬挺的髮型，赭紅唇膏和厚厚的眼線，把她的臉襯得更白。
我這才知道，原來只有我爸媽叫依爾瑪「依爾瑪」，大家都叫她「法蘭」，也就是她娘家姓的簡稱。我原本很怕會有聲淚俱下的傷心場面，沒想到法蘭對我話匣子一開，竟然沒完沒了，只是語氣顯得刻意，嗓門又拉得老高，從幾分鐘講到幾小時。
而她講的內容——這房子的裝潢啦、她和德拉瓦州的州長很熟啦、我們國家的走向啦，這些都和我們的尋常感受毫不相干，也因此無聊至極。沒多久，她講到蓋兒，也是同樣的語氣——談蓋兒的本性、蓋兒藝術天份的特質、蓋兒對未來的規畫太過理想化等等。
我很少開口，沃特亦然。我姑姑滔滔不絕固然令人難以忍受，但我或許已然明瞭，她所處的那片空間，本身就令人無法承受。用這種高高在上的姿態，聊這種無謂的話題，而且沒完沒了，是或可在那空間倖存的一種方式。
確實，她也可能藉此讓訪客在那空間得以倖存。講白一點就是我覺得法蘭因為這場巨變，神智已經不太清楚。那個周末，我唯一得以脫離姑姑喘息的空檔，是沃特開車帶我遊覽多佛，參觀多佛的空軍基地。沃特是斯洛維尼亞裔，個子瘦高，鷹鉤鼻，頭上只剩耳後那撮頭髮，而有了「光頭」的綽號。
我讀大學那幾年，又去過沃特和法蘭家兩次，他們還來出席我的畢業典禮和婚禮。這之後的許多年，我和他們除了寄寄生日卡片、聽我媽轉述她和我爸去佛羅里達州看他們的經過（我媽不喜歡法蘭，總免不了加油添醋）之外，就沒甚麼聯繫了——沃特和法蘭後來搬到佛州的波因頓海灘（Boynton Beach），住進一個環繞高爾夫球場的公寓社區，我爸媽不時會出於義務去探望他們。只是我爸過世後，在我媽逐漸不敵癌症的這段期間，發生了一件妙事——沃特突然愛上了我媽。◇（待續）
——節錄自《地球盡頭的盡頭》/ 新經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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