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的法蘭已因阿茲海默症神智錯亂，住進了安養院。由於我爸生前也罹患阿茲海默症，沃特便主動打電話給我媽，一來尋求建議，二來相濡以沫。照我媽的說法，沃特後來竟自個兒去了聖路易一趟，他們才察覺這是兩人首次獨處，發掘出彼此諸多共同點——他們都樂觀開朗、熱愛生命；另一半不僅都是法蘭岑家的人，而且個性同樣頑固陰鬱。
沃特和我媽就此墜入目眩神迷、水乳交融的二人世界，愛苗隨之萌生。沃特帶她去市中心她最愛的餐廳，飯後他開她的車，卻不慎害輪胎上方的車側擦過停車場的牆，微醺的兩人呵呵傻笑了半天，最後達成共識，平均分攤修車費用，就當成兩人的秘密，誰也不許說出去（沃特最後還是跟我說了）。
他回佛州後沒多久，母親病情加重，搬到西雅圖我二哥湯姆家，度過最後的時光。沃特卻做了規畫，打算去西雅圖看她，延續兩人方燃的愛火。他兩對彼此的感覺是——他依然展望未來，她則悲喜交集，心知自己早已錯失良機，悵惘不已。
是母親打開我的眼，引我看見沃特是何等難得的好人；是母親驟逝，讓沃特未能與她再見一面的失望與心傷，打開我與沃特的友誼之門。他需要有人知道他對她萌生愛意，那是何等的驚喜；他需要有人懂得正因如此，他失去她是何等椎心。
而我，一來在母親這輩子的最後幾年間，同樣意外體會到自己對她的敬愛之情與日俱增；二來我既無子女，又離了婚，工作不穩定，如今爸媽也走了，有不少空閒時間，於是我成了沃特可以傾訴的對像。
母親過世後幾個月，我頭一次去看他，兩人做了些身在南佛州的必做之事——在他的社區打九洞高爾夫；到戴爾瑞海灘（Delray Beach）找他兩個九十好幾的朋友，玩兩盤三局兩勝的橋牌；也去了我姑姑住的安養院探視，只見她在床上緊緊蜷縮成一團。
沃特溫柔地餵她吃了一盤冰淇淋和一盤布丁。待護理人員進來幫她換貼在髖部的OK繃，她突然哭起來，小嬰兒般整張臉揪成一團，哭喊說好痛啊，好痛啊，好恐怖，沒天理啊。
我們把她交給護理人員，回到沃特的住處。法蘭當年精心擺設的那批傢俬，有不少從多佛搬了過來，但如今沃特獨居，雜誌和早餐穀片紙盒散置四處，沖淡了那股正襟危坐的肅穆之氣。
沃特毫不掩飾他的情緒，對我談起失去蓋兒的心情，以及怎麼處理她的遺物等等。我想不想要她畫的幾幅畫？願不願意接收他送她的Pentax單眼相機？看她那些畫的模樣，應該是學校作業，再說我也不需要相機。可是我感覺得出，他實在狠不下心把這些東西捐給慈善機構，得另想辦法卸下心頭的這個重擔。我說我很樂意接收。
到了智利的聖地牙哥（Santiago），在我們全團搭乘包機赴阿根廷最南端的前一晚，我和湯姆去了「林布拉德」在麗池卡爾頓酒店宴會廳辦的歡迎晚會。我們要搭的郵輪名為「國家地理雜誌獵戶座號」，客房價格是兩萬兩千元起跳，最高等級甚至接近這個數字的雙倍，所以我先有了刻板印象，假定同船旅客都是有錢有勢的愛好自然之人——想必是雞皮鶴髮的退休人士，身邊有個花瓶配偶，在避稅勝地坐擁豪宅之類，搞不好還會有一兩個我認得的電視名人。
只不過我完全想錯了，原來那種等級的貴賓，另有專屬的特別遊艇。當天出席歡迎晚會的團員，並沒有我想得那麼光鮮體面，也沒我想得那麼老，其中有滿多人是醫生或律師，我只看到一個男的穿高腰長褲。
我對這趟旅行的三大最怕排行榜：第一怕暈船，第二怕打鼾會吵到我哥，第三怕行前對南極特有鳥種的功課做得不夠。有個林布拉德的工作人員（是個澳洲人，行李全被航空公司搞丟）出來主持晚宴、歡迎大家，也回答了來賓的一些問題。我也隨之舉手，自我介紹說我喜歡賞鳥，問現場有沒有同好，希望可以藉此找到有力的後援團，卻只看到兩隻手舉起。
那個澳洲人先前對來賓的提問，都一一回以「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卻沒對我講這一句，只含糊回說船上會有懂鳥的工作人員。
沒多久我便得知那舉手的兩人——克里斯和艾妲，是船上唯二沒付全額費用的旅客。這對夫妻檔五十來歲，都是保育人士，住在加州的沙斯塔山。艾妲有個妹妹在林布拉德上班，因為有人臨時取消行程，公司在這團出發前十天，給他們客房減價大優惠，這讓我覺得和他們更加投緣。
我固然付得起全額，但要是我自己出遊，不會選林布拉德這種郵輪團行程。我當時這麼做是不想讓加州人覺得去南極太辛苦，這會兒卻自覺像個意外踏上豪華之旅的觀光客。◇（待續）
——節錄自《地球盡頭的盡頭》/ 新經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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