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實驗室年度報告發表會10月24日在台北舉行,實驗室理事長沈伯洋表示,中共網軍攻擊有大外宣、小粉紅、內容農場及在地協力者四種模式,其中以內容農場及在地協力者對台影響最大。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表示,「台灣受境外假消息攻擊在世界排名第一,已經開始有用人工智慧的方法在產生假消息。」

資訊專家、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表示,中共網軍的攻擊非常去中心化,對台灣發動攻擊的單位包括:國安部、統戰部、中宣部、共軍、政協、共青團、在地協力者等,因為所包含的這些組織太多了,而每一個組織的動機及擁有的資源都不一樣,所以造成的攻擊面向也不一樣。

沈伯洋表示,中共網軍對台攻擊有四種模式,大外宣模式是透過傳統媒體宣傳,小粉紅模式由小粉紅散佈,內容農場模式將大量內容農場文章散佈在網絡世界,在地協力者模式則是請台灣人製造內容,也請台灣人散佈。

內容農場之所以造成的傷害很大,他說,不是因為它的內容,而是因它的量實在太大了。「它的量可以讓特定的這些,本來自然的聲量升高到兩到三倍左右,這些不正常的網絡聲量,會造成我們的一些認知上的偏誤」。在地協力者模式比較特別,在追蹤時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搞不清楚到底是中共的攻擊,還是台灣內部的攻擊,所以對台灣的傷害非常大。」

「中共網軍假消息最主要敘事,已經漸漸偏向陰謀論」,他指出,比如散佈選舉做票、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相關陰謀論愈傳愈多。中共藉由陰謀論是想告知台灣民主制度是失敗的。「那當然最多人會問,如果有那麼多陰謀論,真的會有人相信嗎?但研究發現如果是一小眾、一小眾傳,只有在特定受眾裏面傳時,又引起負面的情緒,會造成這些人會相信並分享出去,那就會造成台灣社會對立。」

沈伯洋說,中共的資訊戰並不限於選舉期間,而是無時無刻在台散播「中國模式比民主更好」的假消息。它們鎖定一個個特定族群散佈,加劇台灣社會對立,目的就是要讓台灣民眾,不相信民主制度。而台灣在地協力者中,有地方里長、網紅直播主等群體,多是為了追求經濟報酬。研究顯示,受中共資訊戰影響最深的其實就是自認「立場中立」的族群,藍綠政治意識強者反而不容易受假消息影響。

他提到,台灣有記者受僱於中國評論網,也受雇於台灣的紙媒,就把中共的論述直接套用到台灣來,這是直接的攻擊。他們也觀察到中共政府有辦法觸及台灣的一些獨立記者,甚至媒體機構要求他們傳播特定訊息,這種傳播既快且廣,政府又難以追查懲處。

台灣民主實驗室10月24日舉辦年度報告發表會,由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沈伯洋(右)發表報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左)、台灣AI實驗室創始人杜奕瑾(中)擔任評論人。(中央社)
台灣民主實驗室10月24日舉辦年度報告發表會,由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沈伯洋(右)發表報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吳介民(左)、台灣AI實驗室創始人杜奕瑾(中)擔任評論人。(中央社)

「台灣民主實驗室有提出七點法治上的建議」,他指出,其中金流的控管及《境外勢力登記法》這兩點最重要。對於金流的控管雖然有洗錢防製法,但前提是要有違法行為,這要讓法務部或調查局有權可以去調查別人的金流,否則無法知道到底中共金流是經誰的口袋,在台灣請誰來製造假消息。

他建議,應該持續推動外國代理人登記相關措施,提前揭露訊息來源,遠比事後處罰更重要。「如果金流的控管及《境外勢力登記法》能夠通過,就比較能抵擋中共的資訊攻擊。」

「台灣受境外假消息的攻擊,應該是在世界排名第一。」杜奕瑾表示,在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如果社交媒體是以營收為主要目標,假消息在某種程度上最容易散佈,因為假消息散播也會帶來相對的廣告相關營收。「其實現在可以看到全球化的趨勢,就是說以一個國際級的社交媒體平台去做境外的政治服務,變成一種假消息主要的來源之一。」

杜奕瑾說,過去在台灣選舉發生的事情,現在美國總統選舉也看到有同樣的手法在進行。在這方面其實在過去這兩年,都有非常多的國家跟台灣討論怎麼去透過數據分析跟觀察可以知道假消息的傳播。

他提到這次美國總統選舉有些消息在主流媒體完全不會去傳播,因為沒有經濟誘因,而有些假消息反而在社群媒體不斷傳播,因為有廣告的經濟誘因,「要怎麼從法規、制度的面向去改變,大家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

杜奕瑾表示,資訊戰跟假消息效果可能更甚於飛彈、飛機等武器。他建議,這類攻防工具,未來可形成產業,因為這是快速、有效影響人類行為意志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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