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分野的十字路口，去與留的選擇成為他們人生的深刻分界線。

歷史不能假設，只能總結。現在回想70年前蔣介石的「搶救學人計劃」，確實是從中共虎口中「搶人」，那些在大陸淪陷於中共之前逃離大陸的知識份子如胡適、傅斯年、錢穆，還能在自由社會傳承自由思想，而留在大陸的傑出知識份子們在「反右」、文革運動中幾乎都慘遭迫害，幻想破滅，留下的是一個個噩夢。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打響，國民黨軍隊戰事不利，蔣介石預知不詳，開始著手制訂「搶救學人計劃」，名單上都是清一色當時國內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那時，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沒有意識到，這是他們最後的逃生機會。

據北大教授季羨林回憶，蔣介石派三架飛機，運輸這些北平的著名學者，打算經南京轉赴台灣。胡適親自到南京機場恭候，飛機到達後，他拉開一架艙門是空的，拉開第二架又是空的……胡適一個人在機場嚎啕大哭。

胡適之哭，真乃千古一哭，也是千古一嘆。以後的事實證明，這一哭一嘆並非空穴來風，冥冥之中胡適似乎已經預測到了這些知識份子的命運。

當時，名單上包括郭沫若在內的81名院士，有59位選擇留下來，只有22位選擇離開大陸，其中10人去了台灣，其餘遠走美歐等國。1949年，為他們的人生劃上一道深刻的分界線。

胡適：不要相信 共產黨那一套！

由於胡適在中國政學兩界影響巨大，蔣介石親自打電報催促胡適飛南京，中共也加緊了對他的統戰工作。當時毛澤東曾帶給胡適的一個口信，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

早些時候已棄教職出走清華園、秘密潛入共產黨佔領區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吳晗曾是胡適的高足，他指派嫡系找到胡適密談，勸他留在北大，不要跟著國民黨。

但胡適聽後，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並讓來使告訴吳晗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共產黨高層沒有放棄，改為直接向胡適喊話，但胡適鐵定不跟共產黨。早在1919年，胡適就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自欺欺人的夢話」，「共產主義是十足的武斷思想」。

1946年，胡適曾寫過一篇《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的文章，論及了世界上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即一類是英、美、西歐的政黨，一類是俄國的共產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德國的納粹黨。在文章中，胡適清晰的列出了兩種政黨不同的性質，它們是自由與不自由，獨立與不獨立，容忍與不容忍的劃分。

1949年5月，業已投奔中共的時任北京輔仁大學校長、與胡適私交甚好的陳垣發表了《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勸其「正視現實，應該轉向人民」。胡適曾勸說陳垣一起離開大陸，被陳垣拒絕，他天真地相信：「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地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陳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的社會，我知道新力量已經成長……」

胡適對陳垣的選擇表示「甚可憐惜」，次年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作為回應，並稱這封信「最可證明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學術自由」。

傅斯年：延安之行 反而讓他看清共產黨

傅斯年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而他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份子中少見，人送「傅大炮」的稱號。

傅斯年一直對蘇聯和中共沒有好感。1932年他在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當他看到許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激烈的左派份子時，十分不安。他曾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抗戰後期的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來到延安，傅斯年還與毛澤東單獨交談一晚。與黃炎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不同，傅斯年認為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

他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趣味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正是因為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有著清醒的認識，傅斯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離開大陸，並出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

錢穆：從毛澤東的 南下佈告中讀出天機

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的錢穆，是另一位對共產黨有著清醒認識的民國大師。

1949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份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佈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博先生不語。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之手。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亂世梟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兩人其後的命運自然是大相逕庭。

錢穆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錢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抑鬱而亡。錢穆的洞察力令人歎服。

對於錢穆這樣的大師，中共自然沒有忘記統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侄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

錢穆在回信中說，他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朋友，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他萬萬做不到的。他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陳寅恪預言「赤縣遍崇神」

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的國學大師陳寅恪，知識淵博，通曉二十多種文字，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

1965年，剛剛從餓殍遍野的大饑荒熬出頭的中國，人們在慶幸當局總可與民休息，太平幾年了。然而何曾料到，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卻日益膨脹，一個巨大的陰影正在潛然而至。

有預感的陳寅恪已在為國勢危急而憂心如焚了。他於1966年《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黃州爭說鬼，更宜赤縣遍崇神」，五個月之後，一場浩劫突兀而降，他的預言竟成現實。

此時，他是多麼後悔雖與胡適到了南京，但未離開大陸。他秉承「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在當時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從未向中共低頭，必然被中共所不容。文革開始後，雙目已盲，渾身是病的陳寅恪被停發工資，存款凍結。以中山大學「特號反動權威」被批鬥。

他家被大字報覆蓋，遠望如白色棺材；紅衛兵還把幾個高音喇叭放於其床頭，使雙目失明且患心臟病的他徹底崩潰。去世前一天下午，氣脈已竭的他還要「口頭交代」，他說「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對牛衣」的詩句。

這是中華文明的悲劇。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幻想破滅 但歷史不會重來

同是一家人，選擇不同，命運也截然不同。胡適臨行前，小兒子胡思杜表示暫留在親戚家，不隨父母南行，讓胡適夫婦大為吃驚。當時，胡思杜剛從美國回北平不久，對國內這幾年的情況不熟悉。

他說：「我又沒有做甚麼有害共產黨的甚麼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因事涉緊急，胡適無法也無力在短時間內做通兒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隨其自便。

20世紀50年代中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批判胡適的運動，胡適幼子胡思杜發表《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罵胡適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但1957年，胡思杜就被劃為右派，「畏罪上吊自殺」。胡適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1951年從英國留學歸來，堅拒傅斯年讓其赴台灣大學或史語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像中自由幸福的大陸，1952年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文革中因傅斯年牽連，被作為「安插在大陸的特務」遭到連續的批鬥、關押和殘酷的折磨，最終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盡。

當時，很多人與他們一樣對中共不了解，但卻心存幻想，這與中共口頭承諾民主自由的欺騙性宣傳有很大關係。

1939年創刊的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堅持不懈地罵了近十年國民黨，如1939年2月25日的一篇文章說：「他們（指國民黨）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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