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筆會報告 揭中共審查如何影響荷里活

一份美國筆會（PEN America）的新報告指出，中共審查對荷里活的影響，嚴重威脅著言論自由與西方世界的價值觀。

這家總部位於紐約的非牟利組織周三（8月5日）發佈了一份長達94頁、名為「荷里活製作被北京審查：美國電影業和中國政府影響力」的報告。

報告指出，電影形塑了人們思考的方式，而荷里活作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和文化媒介」，其製作的影片可影響全球數十億人。在過去十幾年來，中共利用各種文化影響力，讓中國國內的內容審查和控制模式超越了中國的邊界。

文中說：「隨著美國電影製片商爭取在中國市場上映，許多製片商在自由表達方面正做出困難且令人不安的妥協。」

這些改變，包括改變面向全球觀眾（包括美國觀眾）的電影內容；進行自我審查；同意在中國上映刪減版的內容，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直接邀請中國政府的檢查員參與電影設定，以獲得如何避開審查禁區的建議」。

這些審查目的是除了避免中國人民看到中共認為「具有威脅性的內容或主題」，「還積極塑造電影敘事，描繪出一種對中國的特定願景：一個蓬勃發展、諧和、強大的力量」，而且是在「黨不受挑戰和良性的領導下統一起來的」。

中共的「借船出海」策略

報告指，所謂的「借船出海」是中共推動軟實力的一項重要策略。這個詞通常指，中共秘密將消息或內容放到外國媒體上，利用全球化宣傳以影響外國受眾。

作者表示，首次揭露中共「借船出海」的行動是在2015年。一份調查報告揭露，中共國營的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RI）在北美洲、澳洲和歐洲的14個不同國家秘密購買了至少33個廣播電台。其所有權結構，隱藏了這些電台最終屬於中共的事實。

但是新聞媒體並不是中共唯一出海的船。

「荷里活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力量的船」，追蹤該問題長達數年的記者貝書穎（Bethany Allen-Ebrahimian）在接受美國筆會採訪時說，「中國無疑借用了這艘船。荷里活的敘事充滿情感，情感可以觸及到新聞報道和國會報告永遠無法觸及的人。」

該報告表示，中共對電影內容的審查，是廣泛思想控制的一部份。中共利用「防火長城」、控制媒體、限制西方記者採訪權等方式，「確保在中國境內講述的是唯一版本的故事、是經特別批准的故事。北京對荷里活的影響力，是這項工作的一部份。」

「北京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審查制度之一，在該制度中，電影和其它創作在發行出版前，必須經過國家嚴格的審查程序」，報告指出，「（談及）絕大多數的『敏感』言論被定為刑事犯罪，和平的異議者因發表批評性言論而服刑多年。」

橫蠻無理的審查制度

報告指出，中共審查制度給予了審查員幾乎不受管轄的審查權，審查結果也決定了電影是否被允許上映和推廣、電影在何時發行等等，給片商造成巨大的不穩定因素。

眾所周知，國際電影在中國觀眾面前放映時，往往會缺少某些內容或畫面，這些對話或鏡頭都依照審查員的要求而刪除。

結果，荷里活一些最著名的電影都曾被修改。例如，《不可能的任務3》（Mission: Impossible III，2006）在中國上映時，刪去了一些小場面，例如主角伊桑‧亨特（Ethan Hunt）殺死中國人的場景，以及上海一間公寓裏晾著破舊內衣的畫面。

《不可能的任務3》在中國上映時，刪去了一些小場面，例如主角伊桑‧亨特（Ethan Hunt）殺死中國人的場景，以及上海一間公寓裏晾著破舊內衣的畫面。（Paramount Pictures/Skydance）

另外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系列電影中的《007：空降危機》（Skyfall，2012年），審查員要求將殺死一名中國保安人員與提及性工作和警察酷刑的片段刪除。《皇家賭場》中（Casino Royale，2006年），女演員朱迪‧丹奇（Judi Dench）透露，她必須為電影的中文發行版本重新配音，將「基督，我想念冷戰」改成「上帝，我想念舊時光」。

這些重新製作的費用以及無法確定的審查等待時間，為片商增加了巨額的成本。甚至導致電影的國際發行時間和中國發行時間存在巨大落差，等影片在中國上映時，早已錯過宣傳期。北京電影製片委員會甚至可堅持某些場景必須重拍才能上映，這對製片商來說是一筆不菲的開銷。

「他們擁有強大的權力，因此，你會想要確保在最開始就把所有事做對。」一位製片人兼編劇戴維‧弗蘭佐尼（David Franzoni）在2013年接受採訪時說。

作者指出，荷里活作為「全球電影製作的中心」，其決策者和電影製作專業人士越來越頻繁地在電影內容、演員表、情節、對話和場景等方面著墨以避免與中共審查制度有衝突的做法，可能被世界其它地區的片商傚法。

作者表示，中共審查荷里活作品帶來的最大問題也許在於，荷里活高層與電影專業人士將內容審查逐漸內化，審查員實際上只需要做很少的審查，「隨著時間的流逝，作家和創作者甚至都不會有違反規則的想法。」

只傳達中共需要的形象

報告指：「北京已向電影界發出了明確的信息：批評中國的電影製片人將受到懲罰，而那些配合審查制度的人將受到獎勵⋯⋯實際上，中共在荷里活電影能否會獲利方面佔據著主導地位，而製片廠高管也知道這一點。」

許多知名電影都受到中共內容審查的影響。報告指出，一份洩漏出的電郵揭露，索尼影業《世界大對戰》（Pixels，2015）為了確保通過內容審查，刪除了幾個場景，包括外星人推倒長城的場景。

洩露出的電郵顯示，索尼不僅在中國版中刪去該畫面，在國際版中也一併刪除了。一位索尼高管明確表示，改變國際版對他們來說，能更好地掩蓋自我審查的事實。

高管在電郵中說：「如果我們只更改中國版，當網誌主進行版本比較時，就會意識到我們為了避免在中國市場造成爭議，而改變了電影設定，媒體也會因此大聲疾呼。」

除了更改內容外，部份製片商甚至為中國觀眾在電影中添加額外的場景。

報告表示，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鋼鐵俠III》，漫威（Marvel Studios）在中國版的電影中添加了一些場景，描寫中國醫生為拯救鋼鐵俠的生命而瘋狂地工作。這些增加的內容如此突兀，與電影的其餘部份截然不搭，甚至遭到影評人的取笑。

漫威電影《奇異博士》因為擔心危害電影在中國的推廣，將主角的導師從圖博人轉變為凱爾特人。

編劇羅伯特‧卡吉爾（C. Robert Cargill）說：「如果您承認圖博（Tibet）和（劇中角色是）圖博人，您有可能疏遠十億名認為這是胡說八道的人。」

他還表示，這也將冒著被中共認為該電影「參與政治」的風險。該聲明發表幾天後，卡吉爾出面表示，這段聲明只能代表他個人，不能代表漫威的立場，漫威對此爭議持續保持沉默。

報告說：「他的回答也反映出一位編劇在決定如何講述他的故事時，考慮了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態度。」

2013年的一部電影《末日之戰》（World War Z）講述了造成殭屍末日的疾病爆發。派拉蒙影業（Paramount Pictures）要求電影製片人改變角色的對白。因為在原始對白中，人物討論到中國是殭屍病毒爆發的起源。然而，儘管已盡力避免審查，該片仍未能在中國上映。

電影《末日之戰》講述了造成殭屍末日的疾病爆發。派拉蒙影業要求電影製片人改變角色的對白。因為在原始對白中，人物討論到中國是殭屍病毒爆發的起源。（UIP提供）

2019年的戰爭電影《決戰中途島》（Midway），上映時正值中美貿易戰的高峰。該片是由獅門影業公司主要製作和發行的，但獲得了中國企業博納電影集團8000萬美元的資金。

雖然這部電影中描寫了美國的一場軍事勝利，但該片批評了中國長期的競爭對手日本的戰時暴行，更描述了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角色。

在中國上映時，大約有2分鐘的內容被刪除，包括美國飛行員轟炸日本後，被中國游擊隊捉住與盤問的段落。

中共的英語官媒《中國日報》得出的結論是，博納的金融投資，通過中國當地人保護美國飛行員的特色場景「使中國在中途島有了更大的影響力」。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電影並非純粹用於娛樂，而是傳達認可的信息的方式，這些信息可以增強北京和中共「至高無上」的形象。

《決戰中途島》上映時正值中美貿易戰高峰，該片獲得了中國企業博納電影集團8000萬美元的資金，其內容批評了中國長期的競爭對手日本的戰時暴行。（雙喜電影提供）

中國票房加上母公司利益讓片商積極討好中共

中共政權影響電影業的方式，首先是利用龐大的電影市場。在2018年第一季度，中國的季度電影票房收入首次超過美國。根據病毒大流行前的統計，預計2020年中國的電影市場將正式超過美國市場。

報告指出，過去荷里活出色、製作精良的大片，質量遠超過中國國內的電影。但隨著中國電影製作技術的提升，得以在外國大片的競爭中立足，加上中國電影日益受中國觀眾的喜愛，遂打破了荷里活電影製片人與北京監管機構之間的平衡，加大了外國片商自我審查以獲得中國票房的力度。

例如，荷里活大片《變形金剛4：絕跡重生》（Transformers: Age of Extinction）於2014年在中國票房收入3.2億美元後，北京很快就作出回應，2015年與香港合拍《捉妖記》（Monster Hunt），票房收入達3.82億美元。

荷里活高管告訴美國筆會：「中國電影觀眾數量如此龐大，如果碰巧獲得他們的青睞，可賺取1億美元的純利。」

然而，票房並不是影響電影內容的唯一因素，許多製片公司的母公司有一系列中國業務。研究者寫道：「（荷里活片商）多數是龐大企業集團的子公司，它們的商業利益遍佈全球，如果中國政府選擇懲罰它們，他們將損失數十億美元。」

例如，迪士尼擁有上海迪士尼樂園47%的股份，該公園於2016年開業，建造成本超過55億美元。同時，北京環球影城也準備於明年開幕，其中包括兩個主題公園、六間酒店、一個水上樂園和一個娛樂綜合商場。據報道，即使在病毒大流行期間，建造工作仍在繼續，該建設投資額為65億美元，將由環球公司和中共國有企業北京首寰文化旅遊投資有限公司合資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