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第55屆金馬獎頒獎禮上，因為拿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的台灣導演傅榆「台獨」的言辭，引發北京強烈反應，不僅大陸網絡直播被迅速叫停，而且中共廣電總局、中宣部及網信辦向各大網站發出緊急通知，刪除所有關於傅榆得獎的報道。
而浸染在一黨專制氛圍下、對政治頗為敏感的大陸參展的導演、演員，也紛紛表明自己的立場，或在發言中回以「中國台灣」，或拒絕頒獎，或缺席金馬官方酒會和片方舉辦的宴會，或相繼轉發中共團中央「中國，一點都不能少」的微博圖文，等等。最有意思的是，未參展的、剛被當局重罰的范冰冰以及被中共黨媒點名狠批的楊冪，也都轉發該微博，緊急「站隊」。
演藝明星們的反應，只能讓世人看到中共當局治下，人們是何等的恐懼，在人人自危下，所謂的言論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把政府分為三種類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獨裁專制，而維持這三種體制的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或文化傾向分別是「德行」、「榮譽」和「恐怖」，也就是說，在專制獨裁體制中，統治者是用人民的恐懼來統治他們。恐懼是人在生存安全受到威脅時的基本反應，對人的傷害可以是肉體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徵意義的。
可以說，中共施加在中國人身上的恐懼已經深入骨髓。在中共的鉗制下，絕大多數人為了生存，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選擇了順從而不是反抗。除了順從外，各行各業的人們還懂得了自我審查，即不說、不寫、不發表、不做容易引起當局不悅的言論、文章、行動等。如果說中國人在中共的高壓下，如此選擇尚可以理解，那麼很多身在海外的華人、外國人也學會了自我審查，就不能不讓人感到中共的恐怖已如病毒一樣，在全球擴散。近年來的一些調查報告透露了不少信息。
學者、大學和華人的自我審查
比如今年9月，美國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發表的由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的資深研究員、記者費什所寫的長篇調查性報告顯示，美國大學在中國問題上存在自我審查，其程度令人擔憂，而且華人面臨的挑戰更大。這種「傳染病」限制了校園內的辯論，並使學生和學術界人士遠離那些可能觸犯中共的話題。
報告對美國大學教授、學生、行政人員和校友進行了一百多次採訪，報告稱，對於那些觸及中共敏感話題的外國專家學者來說，中共的一貫懲罰伎倆是請他們去「喝茶」，拒發去中國的簽證，或者是威脅他們在國內的家人。還有一些在美國的研究生承認他們經常進行自我審查。「我已經達到了不去參與任何和中國（共）政府相關的過於政治化的事情。」美國一所頂尖大學的一位匿名白人研究生直言，自己這樣做是擔心觸犯敏感話題後，可能影響未來獲得中國簽證。
一位美國的中國歷史學家表示，經常聽到研究生和年輕學者被建議不要在他們的研究中探索敏感的中國話題，這樣他們就可以保住他們的簽證。此外，十幾個與費什交談過的人表示，他們沒有進行自我審查，但他們偶爾會對要表達的事情進行不同措辭，以免「冒犯」合作夥伴。
費什還發現，海外的中國學生、中國教授和華裔美國人在美國大學面臨的自我審查壓力要大於美國白人，因為後者在中國基本上沒有家人，也從不持有中國公民身份。那些在中國有家人的學生學者，在美國大學裏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因為他們一旦觸動了中共的敏感神經，就會給中國的家人造成困難。去年發生在馬利蘭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楊舒平事件就是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例證。
報告還稱，一些中國學生、美國教師以及人權衛士等都認為，來自中國的學生與教師有時會監視其他中國學生，甚至是美國教授。「我總是擔心，教室裏會有人在舉報他們所聽到的內容」，一所美國大學的一位政治學助理教授說，「幾乎可以肯定，他們也在彼此舉報。」
不僅是身在美國大學的教授、學生，特別是華人教授、學生或多或少進行自我審查，一些美國大學也出於資金和與中國大學合作的考慮，在學術上進行自我審查。報告舉了一些例子。如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項目前負責人巴奈特（Robert Barnett）告訴費什，雖然該大學從不主動限制他的工作，但是大學裏往往「有很強的傾向」，不分派類似做他這種研究項目的學者到中國進行學術合作，或與中國代表進行對話。而且，美國的許多著名的機構也都如此。
費什的報告還提到了與多所美國大學有合作關係的孔子學院。新澤西城市大學的孔子學院主管尹秀麗坦言說：「我們避免敏感問題，諸如台灣和法輪功。」
事實上，類似美國大學教授、學生、華人、校方自我審查的現象，遍佈全球多所大學，很多外國學者、學生在確定研究方向、發表言論前，都必須考慮自己是否還想要獲得前往中國的簽證。筆者就曾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名學習漢學的歐洲學生曾給美國的法輪功學員寫過一封信件，後來這名法輪功學員的信箱被中共盜取，嚇得這名歐洲學生不斷地問：自己會不會拿不到去中國的簽證？還有歐洲大學的一些教授因為批評中共人權，而長時間無法前往中國。
媒體的自我審查
除了全球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學生等進行自我審查外，世界諸多媒體為了在中國的業務，也選擇在敏感問題上實行自我審查，以免觸怒中共當局。最為典型的是面對中共對法輪功十幾年的殘酷迫害，世界絕大多數媒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沉默。
2013年11月，美國CNN有線電視報道，去年有媒體披露，中共駐美大使曾面見彭博新聞社的主編，請其勿再報道中共領導人家族的財務情況。同年五月，台灣熱門的談話性電視節目主持人鄭弘儀被解職，據說是因為電視台想阻止他老是談論涉及北京的敏感話題。
報道指，這些絕不是中共防止海外媒體傳播的特例。在海外從事檢察中共媒體的「國際媒體援助中心」日前發佈一項報告稱，通過檢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主要的國際與地方媒體，結果很明顯地發現，全球的媒體編輯部門發佈新聞時都會考慮「中國因素」。
該報告表示，中共官員有時公然施壓，以拒絕外國記者採訪重大事件的方式，要求高級主管不得刊登敏感內容，或乾脆拒絕發給簽證來阻止媒體從事自主性的報道。而對那些對北京「友善」的媒體，北京就予以獎勵，准許它們刊登廣告，擁有讀者群，與企業簽訂豐厚的契約，甚至給予政治性的約見。這也正是諸多媒體對西藏人、維吾爾族及法輪功遭到迫害的消息，都甚少涉及或小心翼翼報道的原因。
西方企業的自我審查
關於西方企業的自我審查，今年發生的西方企業就台灣地位認定問題，迫於壓力而紛紛向中共道歉，就是一個具體例證。
2013年11月的CNN的報道中也給出了例子。「維基解密」的一份電文顯示，2007年，中共國安官員曾傳喚並質詢美國納斯達克證券交易公司（NASDAQ）首席代表潘小夏（他是美國籍），原因是一名記者在紐約總部的交易所為一向反共的「新唐人電視台」報道新聞。潘小夏：「為了確保脫身，可能已向中共當局保證不再允許此事發生」。因而從2007年開始，該電視台記者突然被禁止每日在納斯達克紐約總部播報。
還有2008年「無國界記者」組織揭露一份電話錄音的記錄顯示，法國Eutelsat衛星通訊公司的一位代表承認，該公司已切斷「新唐人電視台」的信號，為的是「向中共當局表達善意」。
另據正在美國紐約大學做訪問學者的著名中國維權律師滕彪今年6月接受採訪時表示，他這幾年來一直在關注西方學者、學術機構和公司的自我審查，中國（中共）對國際社會的自由和民主所構成的威脅正在不斷加劇，形勢緊迫。
滕彪自己也親身經歷過這樣的「自我審查」。2016年，美國律師協會因不願意危及它在北京的業務而收回了為滕彪出版一本書的提議。這本書有關中國律師維權運動的歷史，當時暫時定名為《黎明前的黑暗》（Dusk Before Dawn）。滕彪批評說，美國律師協會這樣做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此外，美國一家科技零部件公司也迫於來自中國的壓力而解僱為其工作了17年的滕彪的妻子。公司表示，因為滕彪，他們無法向中國的代理商和軍隊出售產品。
荷里活的自我審查
根據Quartz網站統計，2017年中國電影院的人流量將接近20億，超過美國的12億。如此巨大的市場，也吸引了美國荷里活的投資者們。由於中國每年只允許進口34部外國電影，能否在34部中搶佔一席，對於荷里活的電影來說，是賺錢的關鍵。而中國有著非常嚴格的審查制度，因此，為了討好中共政府，敏感信息免提，成了部份荷里活商業電影新的業界規定。
如2016年年末上映的《奇異博士》，漫畫中原本是藏族人的角色，在經過改編拍攝後的電影中，則替換成了白人。身為編劇之一的Robert Cargill曾表示，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刺激中共的敏感神經。
2013年，有報道指出，在中共審查人員的要求下，荷里活對至少六部電影做出讓步，並基於政治或其它因素做出修改。受影響的電影包括出現澳門色情交易情節的《007大破天幕殺機》（Skyfall），以及布拉德·皮特主演的《末日之戰》（World War Z），據稱片中關於源自中國的殭屍病毒情節遭到刪除。還有《紅色曙光》（Red Dawn），製片人將入侵美國的嗜血軍人的國籍從中國改為南韓，明顯是為了顧及中國的政治敏感問題。
毋庸置疑，自我審查傷害了電影的獨立精神，使之成為只能用場面和演技支撐的視覺享受。有影迷表示，對比不畏封殺、用屠夫形象和菜刀來抨擊鄧小平六四屠城的周星馳，荷里活的部份編劇則顯得有些見利忘義而自損招牌。
西方作家的自我審查
與荷里活的投資者們一樣，一些西方世界的作家們在面對作品被推介到中國這個廣大市場時，也不得不面臨自我審查的選擇。
2013年10月底，德國之聲報道了旅美華裔作家裘小龍決定在中國出版以「陳探長」為主角之一系列偵探小說後，所經歷的一些事情。據報，裘小龍的偵探推理小說在全球各地的銷售量已經超過了百萬冊，但在大陸預定發行日期的前幾個月，中國出版社卻告訴他，「必須要大幅度刪減內容，必須作出調整。」「當然我提出了抗議，但他們認為如果不配合審查機構，他們就得上交罰款，並且失去工作。這真讓我很緊張。」
需要裘小龍刪改的一是將其原作背景中的上海改為虛構的「H城」，這是因為有檢查人員聲稱，說將上海和犯罪腐敗聯繫在一起的小說，有可能會損害城市和地方當局的形象。除了城市名稱外，小說還被做了多處改動。儘管如此，裘小龍還是同意出版這部作品：「雖然內容有刪節和改動，不過總比一點看不到要好。」
根據德國之聲的報道，裘小龍的經歷並不是一個孤立事件。任何一位想要把作品推廣到這個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國家的作家，首要的考驗就是要通過北京當局嚴厲的審查。每個和西方作者簽訂合同的出版商都知道，這些作者的文章要受到比中國作家更為嚴格的審查。
總部位於紐約的貿易雜誌《出版觀察》總編納瓦特卡（Edward Nawotka）表示，儘管如此，依然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作家願意遵守中國的「條例」，並事前作出某種程度的自我審查。
如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瑞貝卡·卡爾（Rebecca Karl）就接受了「刪掉了所有和1989年天安門事件有關的內容」，才在中國出版了其撰寫的《毛澤東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不過出版方沒有改動關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段落，這種妥協卡爾還勉強能夠接受。
記者採訪的所有作家都表示，面對審查，他們有一個容忍的底線，仍然有許多人拒絕接受任何類型的審查。而中國出版商承認在自由言論上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容忍。但是，任何涉及到中國政府、領導人和共產黨史有關的出版物都要經過仔細的檢查。
結語
無疑，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既可以讓自己的國民無比恐懼，也可以將恐懼延伸到國境外，讓不少國家的公民進行自我審查，以避免更多的麻煩。單從這一點上看，說中共如病毒一般，危害全球，並不為過。試想，如果中共擁有更強大的政治、經濟地位，世界會有多少國家、政府主動或被動向其臣服？未來世界自由民主的空間被嚴重擠壓並不是夢話。
因此，如果中國人、所有全球熱愛自由的民眾不想生活在中共打造的恐懼的世界中，就要大聲地對中共說「不」，並集結在特朗普政府的號角下，全方位遏制中共的發展，最終終結魔鬼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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