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前的那個紅色恐怖的夏天，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把校長卞仲耘活活打死。卞仲耘作為文革中第一個殉難者進入了歷史，她的名字無法掩沒。

1966年8月5日晚上，北京師大女附中通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校長卞仲耘受傷。他當即帶著孩子趕往醫院，看到的卻是妻子遍體鱗傷的屍體，頭部腫得很大，全部呈烏青色。

在醫院裏，王先生與女附中革委會紅衛兵代表發生爭執，因為對方明顯要將死因歸於死者生前患高血壓、心臟病。醫院屈服於在場紅衛兵的壓力，在死亡證明上寫了「死因不明」。在王先生一再堅持下，紅衛兵負責人之一在一張字條上寫下了她和其他6個人的名字，為首的是宋彬彬。

王晶垚堅決不讓解剖屍體。第二天，他買了一架照相機，從各個角度拍攝了妻子的最後照片。

鼻樑上一道青痕，口角殘留著溢出物，頭上右後方有一個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個血窟窿，血還在往外滲，雙腿大面積淤傷浮腫。黑白照片上，屍體的大片血斑傷痕清晰可見。他還拍下四個孩子環繞母親遺體的哀戚面容，拍下了焚屍爐煙囪裏冒出的一縷青煙。

另外，王晶垚還拍下了從大門外貼到屋裏的大字報——外校教師袁淑娥帶著100多個女附中的學生闖進他們家裏的「傑作」。甚麼「漏網的大右派，大黑幫份子，反共急先鋒」 「豎起你的豬耳朵聽著，你再敢胡作非為，千刀萬剮了你！」 「卞狐狸精、母夜叉!」等等，這些照片保存至今。

王晶垚把妻子被打死時的衣物都保留了下來。一件皺巴巴的血衣，背後的墨跡依稀可辨「打倒」二字；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卞仲耘被打得失禁；一雙濺著血跡的襪子，還有家人用來擦拭屍體血污的紗布包和手絹；一塊金屬錶帶扭裂了的手錶，指針永遠停擺在1966年8月5日3點40分……

長女回憶，母親死後，父親極度悲痛，好幾天半夜都咬著床上的涼席抑制悲聲，以至於蓆子被啃爛了一大洞。

學生把校長活活打死

那天，卞仲耘從下午兩點被折磨到六點鐘。紅衛兵們個個草綠軍裝，戴紅底黃字紅衛兵袖箍，腰扎銅頭皮帶，腳上是翻毛牛皮軍靴。手持木棍或木槍，全副武裝。

校長和主任們臉上塗滿墨汁，被紅衛兵押著游鬥。卞仲耘領頭走在前面，一手拿鐵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兒，紅衛兵強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死！」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嗓子越喊越啞，紅衛兵的長槍短棍越揮越勤。

一個紅衛兵一腳踢到她肚子上，另一個猛踩她手背，卞仲耘倒在地上。好幾隻牛皮靴往她身上亂踢，反覆踐踏。紅衛兵們高喊：「砸爛她的狗頭，踏上億萬隻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她被很多帶釘子的粗木棒、軍用銅頭皮帶和板凳腿毆打，劈頭蓋臉地打，罰下跪，罰挑土，又被罰去掃廁所。卞仲耘一隻手扶著過道的牆挪動，白牆上一大片血點子，還有一個血手印。卞仲耘已經站不住了，就出溜到地上，雙目緊閉。紅衛兵罵她裝死，兜頭向她潑了一盆涼水。

她掙扎著爬起來，剛蹬上宿舍樓的第三層台階，就一頭栽了下去。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渾身是水，抽搐不止。紅衛兵命令林莽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輛平板車，身上蓋滿大字報，大字報上壓著一把大竹掃帚。

這位四個孩子的母親，北師大附中的校長，就這樣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校園裏被她的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

毛釋放出的紅衛兵暴力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甚麼使這些花季少女如此殘忍暴虐，變成殺人惡魔？

多年來黨文化的灌輸洗腦發了酵，對偉大領袖無限忠誠、無比崇拜，對一切淪為專政對象的階級敵人殘酷無情。甚至跟父母也要劃清界線，大義滅親。人性在專制暴政中極度扭曲變異，連基本常識、人味兒都沒了，卻以為這才是最正確、最革命的。

1966年夏，毛澤東指示：「要放手發動群眾，……以學生為主體，……不要怕出亂子。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緻，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這條最高指示一下來，師大女附中的文革運動就紅紅火火起來了。在革命的名義下一切都變得正當，打砸搶、草菅人命都是堂而皇之地行使正義，文革狂飆激發出喪心病狂的魔性。

卞仲耘死於紅八月，死於毛澤東釋放出來的紅衛兵暴力。

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宋彬彬代表師大女附中給毛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問：「叫甚麼名字？」答曰：「宋彬彬。」毛又問：「是哪幾個字呀？」答：「是文質彬彬的『彬彬』。」毛教導說：「不好，要武嘛！」

於是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師大女附中改名「紅色要武中學」，隨後「要武小學」、「要武中學」跟風而起。

毛點了一把火，燒瘋了億萬青少年。之後的40天裏，僅北京市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紅八月刮起血雨腥風、席捲全國的武鬥狂潮。數百萬中國人死去，消滅了一個又一個家庭、摧毀了無可取代的文化瑰寶和優秀傳統。

卞仲耘就是在這種打著社會主義、打著革命旗號的專制主義的體制下慘遭殺害的。

2008年11月，美國邁阿密的一位專門負責謀殺案的檢察官，找到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近代史的學者，問他誰應該對卞仲耘之死負責，王晶堯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毛澤東。

掩埋與還原歷史

文革結束後的30年裏，王晶垚一直通過司法和政治途徑為卞仲耘申訴，從北京市西城區法院一直告到中國最高法院，但都沒有結果。對於這一人類史上令人髮指的事件，居然沒有立案，沒有破案。

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獨立製片人胡傑扛著沉重的錄像機，走進王晶垚的家和案發地女附中校園，拍攝了剪輯成66分鐘的紀錄片《我雖死去》。

85歲的王晶堯在鏡頭前，一點一點地講述家庭的災難，從箱子裏拿出包裹，展開已經變黑、發硬的血衣。老人時常沉默，眼裏含淚。

王晶垚說：「我這40年來，一直生活在記憶中，我身上背著十字架，這樣一個典型的慘案，一個人的生命沒有了，一個家庭被摧毀了，不僅僅是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遭遇……因為我是親身經歷者，如果我不把這些真相揭露出來的話，那就是沒有盡到責任。我就白活了。這是我不可推卸的責任。」

目擊者之一，曾在校圖書室工作的92歲的林莽先生做了見證。但當年參與打人的學生沒人願意面對鏡頭，向受害者道歉，共同掩蓋著集體犯罪的事實。

當年給王晶垚寫信陳述目擊經過的女教師，也不願在片中露面，她說：「時候未到。」因為她的學生今天可能都是領導。

北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多半是高幹家庭出身，其中有政治局委員的女兒、侄女或孫女，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宋彬彬是中共元老宋任窮的女兒。

宋彬彬的不懺悔心態

2007年9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原為北師大女附中）在慶祝建校90周年時，將宋彬彬評為榮譽校友，在操場豎起宋彬彬的大型展板，並將毛澤東接見宋彬彬的照片和前任校長卞仲耘的照片一併刊登在《校史》和《圖志》中。

在美國拿了博士、做了官員的宋彬彬衣錦返校，對當年的所作所為，沒有半點歉疚和悔意。

宋彬彬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借校慶之際，將宋彬彬再度作為受人追棒的榜樣，將紅衛兵暴力和「8.18」事件作為光榮業績加以炫耀，是對文革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嚴重傷害，是對歷史的褻瀆。如此誤導年輕學生，罪不可恕。

專制體制必須根除

北師大附中對宋彬彬的這種肯定，代表了官方對歷史的拒絕懺悔的態度，事實上，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傷害的無辜百姓不計其數，從來沒有認過錯。作惡而不懺悔，不斷用謊言掩埋、暴力壓制，接下來就是更肆無忌憚的持續作惡，從反右、文革、六四到迫害法輪功，一直如此。

從上到下，社會人心根本欠缺反省力，所以一再重蹈覆轍。暴君獨裁者固然是元兇，底下盲從的奴隸才使暴虐得以具體實施。強調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堂而皇之地為自己的罪惡辯護。這種個體人格的萎縮，是對罪惡的縱容，也是罪惡氾濫的溫床。

紐倫堡大審判，很多辯護自己只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命令的納粹軍官最終被判死罪。人，畢竟不是機器，獨立思考、良知底線是不可欠缺的抵禦犯罪的重要質素。

讓成千上萬的人被虐殺、讓成千上萬的人協同犯罪的專制體制必須根除。

王友琴、王容芬的呼籲

卞仲耘之死，給同樣畢業於北師大附中的王友琴強烈的震撼，她以精衛填海的方式來挖掘那段荒謬歲月中的殘暴與血腥，她採訪了數千人，出版了第一本關於文革非正常死難者傳記的書籍《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她在扉頁上獻辭，闡明著書的宗旨：「願你們的慘劇，不再被隱瞞、忽視或遺忘，而成為永遠的警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

43年前，因為反對毛澤東的文革而被抓進監獄判處無期徒刑的王容芬博士，8月5日表示，文化大革命罪行的殘酷和規模，可以和希特拉慘殺猶太人相比。王容芬博士呼籲中國民眾和國際社會正視並追查紅衛兵的罪行。

當年納粹追殺猶太人，現在，國際社會天涯海角也要把他們捉拿歸案。在德國，哪怕出現一個納粹符號，馬上就要訴諸法律，納粹戰犯即使現在已經98歲，也要被送上法庭。

紅色高棉在世的5名高官相繼被送上種族滅絕罪行的國際法庭，這遲來的正義是柬埔寨人民和國際社會期待已久的，意義重大。

二戰64周年，日本天王和首相向亞洲人民表示深切的懺悔和哀悼。有位年逾八旬的日本老兵，到中國謝罪，長跪不起。在大陸，不少警察默默地幫助法輪功學員……所有的良知發現，發自內心的愧疚懺悔，都是自救的開始。

深刻地反思，真誠地悔過。正視歷史，清算罪惡，不讓悲劇一再重演，是真正對國家民族、子孫後代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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