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夏季洪峰來臨,三峽大壩的水災隱患都是中國人的熱門話題。今年南方抗洪形勢嚴峻,目前三峽庫區水位接近147米,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2米,「大壩變形」,「宜昌以下逃難」,「上海將變海上」等傳聞不脛而走。

多家官媒近日引述水利專家的話出面闢謠,但中共總理李克強一個星期前再度簽署三峽保衛令,凸顯了三峽水利工程的隱患。

三峽潰堤傳聞年年浮現,今年的威脅與往年有甚麼不同?三峽水壩是不是一個得不償失的面子工程?中共為何自鑄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

黃肖路:若南方水災是黑天鵝,三峽防洪壓力就是灰犀牛

談到三峽大壩今年的的壓力有多大,「黃萬里研究基金」主持人黃肖路表示,如果說南方水災是「黑天鵝」,那麼三峽大壩的防洪壓力就是「灰犀牛」,有可能帶來滅頂之災。

黃肖路引述父親、中國著名水利工程學專家黃萬里發表於1986年1月的《論長江三峽建高壩的可行性》一文,具體解析三峽大壩背後的隱患。

他說:「如果建成三峽高壩並蓄水後,長江重慶段水位將變得十分平緩,從上游金沙江和四川巴蜀盆地各江中運移進長江的礫卵石河床料將形成水下堆石壩,同時水中懸沙也會更多地沉積下來,結果不僅將堵塞重慶港、斷絕航道,而且會在洪水到來時抬高水位,壅及上游合川、江津一帶,淹沒低窪地區,危及數十萬人口的安全,其後果可能十倍於1983年7月底陝西安康漢水氾濫造成的慘絕人寰之災情。」

王維洛:央視刻意報道引起恐慌

對於央視財經頻道近日報道說三峽庫區水位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2米,德國環境問題學者王維洛表示,這是給全國人民傳送錯誤信息。

王維洛簡單回顧了三峽大壩的幾個技術數據:壩體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防洪限制水位145米。145米~175米這個空間被定義為防洪庫容,共計221.5億立方米。

央視在6月8日報了三峽水庫的水位到達144.99米,也就是145米,提前兩天到達防洪限制水位。三峽工程要發揮防洪作用的話,它必須從145米開始往上蓄,一直蓄到175米,但它從來沒有蓄到這麼高過,一般每年都在145米到156米之間,按具體水情在該區間內調節水位。147米對三峽水庫來說根本不是問題。不知道中央電視台為甚麼要播報這條消息,而且有很多人都引用了,引起大家恐慌。我不知道這麼做的目的是甚麼。

王維洛:壩頂與壩基位移的描述可看出貓膩

談到三峽大壩的變形問題,王維洛首先引用了王小毛總工程師說的一句話:「在大壩變形方面,相鄰壩段沉降差異均在2毫米以內,壩體無不均勻沉降;壩基水平位移變化很小,在監測誤差範圍之內,壩基是穩定的;壩頂向下游最大水平位移為30毫米,符合國內外已建混凝土重力壩變形規律,各項指標均在設計允許範圍內。」

王維洛指出,這當中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壩基的水平位移,二是壩頂的水平位移。王小毛說,「壩基水平位移變化很小」,這是定性描述;而說壩頂水平位移30毫米,這是定量描述。有了30毫米這個數據,是大是小大家可以有個判斷。但他說到壩基時,卻只說「水平位移變化很小」。那為何不也用定量方式描述呢?就告訴我們到底位移了多少。你描述兩個事物時,要麼都定性,要麼都定量。你說很小,那甚麼叫很小?甚麼叫很大?在可行性報告中出現這樣的描述,我們就知道這裏是有貓膩的。

假設壩基水平位移50厘米,這是定量的描述,但這也可以被定性地描述成很小、一般、平均、很大、巨大,等等。沒有度量出具體的數,就沒有對比,這就是貓膩所在。大家要是看到這種描述的話,你就知道這裏面肯定有問題。

黃肖路:三峽工程四大問題

談到為何黃萬里反對建設三峽大壩工程,黃肖路表示,父親反對的原因都集中在寫給江澤民等人的三封信中。她具體引述道:「第一,在長江上游,影響河床演變的造床質是礫卵石,不是泥沙,修壩後將一顆也排不出去,十年內就可堵塞重慶港,並向上游繼續延伸,汛期淹沒江津合川一帶。現報告假定卵石不動,以泥沙作模型試驗,是錯誤的。

「第二,中國水資源最為豐富,時空分佈也合適,在全球為第一,不是張光斗說的第六。中國所缺的是在供水足夠地區的耕田。水庫完成後淹地五十萬畝,將來更多,用來換取電力,實不可取。

「第三,三峽壩工經濟可行性是根本不成立的,它比山區大中型電站每千瓦投資要貴兩三倍。報告中的經濟核算方法是錯誤的。十八年內只支付、無產出,也無以解決當前缺電問題。

「第四,三峽水庫對於長江中下游防洪雖有些幫助,但效果不大。」

黃肖路表示,這一點在眼下已得到很好的證明。以前曾說三峽大壩可防萬年一遇的洪水,後來成千年一遇的洪水,再後來成百年一遇的洪水。而現在正面臨的可能是建國以來的最大洪水,但其防洪能力已經成了未知數。

王維洛:大壩建設是一種被放棄的模式

王維洛表示,在執意建設三峽工程的問題上,中國沒有跟上發展理念的更新換代。

20世紀40年代,美國利用大型水電設施推動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比如田納西水域的發展規劃是當時在世界上被採用的一種發展模式。

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由於埃及阿斯旺大壩的建造所帶來的諸多問題,世界上的科學家就開始反思,是不是我們走錯了路?從那時開始,大壩建設漸漸成為一種被邊緣化、被放棄的模式。

大壩建設最後所要付出的代價大於其帶來的收穫,這用德國人的話來說,就是種「浮士德的交換」。浮士德是歌德的小說《浮士德》中的主人翁,他通過出賣靈魂去和魔鬼交換各種他想要的東西。這種交換就是付出大於收益的交換。

王維洛舉了上海這個例子。他說,黃萬里曾提到,長江入海口處每年都要造田約十萬畝,上海的海灘每年向東推進四十餘米,而三峽大壩的建造會攔截泥沙,減少長江口的泥沙量,致使上海海岸往西縮回。這對寸土寸金的上海來說是很大的損失。

黃萬里得罪了一大堆利益集團

黃肖路表示,她從來不認為三峽工程是甚麼形象工程。她說,在父親黃萬里的眼裏,這就是個禍國殃民的工程。這完全是利益集團貪污腐敗的過程。

她回憶道,父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噤聲二十多年後,他首次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東線南水北調方案不可行」。

文章發表後,很多科學院地理所的科學家來家裏訪問父親。他們都說父親的文章說得非常好,但是得罪了一大堆利益集團。因為一聽說要弄個南水北調的東線,水利部和好多東線沿路大大小小的官都已經安排起來了。

一個大項目批下來,就有錢;有了錢,各路就安排各種官來做這個大項目。接著,每個官就可以在這裏頭貪污。#

(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