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科學》雜誌(Science)3月27日刊登了對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的採訪。對於早期病毒數據公佈不及時的質疑,高福予以否認,並表示「我們已經及時與科學同行共享信息,但這涉及公共衛生,我們必須等待政策制定者公開宣佈」。很清楚,疫情的延誤通報,責任是在「政策制定者」。那麼這又是誰呢?
中共為了避免疫情影響社會穩定從而影響其執政安全,不惜從多方面虛報疫情資料,虛報的範圍包括:1. 疫情通報預警機制「被」失效;2.疫情的危害程度(是否人傳人);3. 疫情的規模(確診和死亡人數)
(五)虛報疫情資料 使全國及全世界低估疫情嚴重性
(1) 疫情的預警通報機制 為甚麼失靈?
早在2016年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時任國家衛健委主任李斌就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疫情信息從基層發現到國家疾控中心接報,時間從5天縮短為4小時。
2017年國務院新聞辦通過白皮書宣告:2015年,國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法定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疫情信息從基層發現到國家疾控中心接報平均報告時間由直報前的5天縮短為4個小時。傳染病疫情控制水平持續提升。
傳染病信息報告系統覆蓋近7.1萬家醫療機構(截至2016年底,全國有醫院2.9萬個,鄉鎮衛生院3.7萬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3.4萬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0.35萬個)。
到了2019年全國政協會議上,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目前我國傳染病防控工作進展順利,國家傳染病監控網絡運行平穩,中國不會再出現當年的SARS類似事件」。
這個系統建成於SARS爆發之後,在建立這個系統的同時,中共在2003年11月7日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發佈第37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令,頒發《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信息報告管理辦法》。
其中第18條規定一旦發現疫情,「責任報告單位和責任疫情報告人⋯⋯應於2小時內將傳染病報告卡通過網絡報告;未實行網絡直報的責任報告單位應於2小時內以最快的通訊方式(電話、傳真)向當地縣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報告,並於2小時內寄送出傳染病報告卡。
第19條規定接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相關信息報告的衛生行政部門應當儘快組織有關專家進行現場調查,如確認為實際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根據不同的級別,及時組織採取相應的措施,並在2小時內向本級人民政府報告,同時向上一級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報告。
白皮書所提及的在4小時內中央就可以獲悉各地發生甚麼疫情,就是基於上述「兩個2小時」的規定。
根據這個規定,當2019年12月8日第一個確診武漢肺炎的病人出現時,地方衛健部門應該在4小時內就通過這個系統報告給北京。從12月8日到12月31日,已經出現了共27宗病例,這個聲稱「全球最大的」法定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應該就不斷有疫情通報到北京,可惜北京直到12月31日才派人到武漢調查。
這個號稱「全球規模最大」,「世界一流」的信息直報系統,居然完全不能起到預警的作用。是因為有人瞞報?還是因為上級在接報後刻意不作為呢?筆者認為,既有基層的瞞報,也有上層的不及時採取措施。
筆者請大家注意一個無意中被發現的細節。《紐約時報》在斥責美國CDC應對疫情不利的時候,提到了一個細節:
「 『早在元旦前後,美國CDC中心主任就接到了中國CDC 主任高福的電話,當時美國同行正在度假,聽到高福的通報之後,感到非常震驚;更值得注意的是,幾天後,高福再次和美國CDC 通話時,突然淚奔。』 」
這個細節在《紐約時報》的這篇譴責特朗普的報道中所佔的篇幅和份量都微不足道,但卻為人們了解這個號稱「全球規模最大」的預警機制完全不能起作用的原因。
根據預警機制的規定,地方疫情4小時內要報到北京,當2019年12月8日第一個確診武漢肺炎的病人出現時,地方衛健部門應該在4小時內就通過這個系統報告給北京。
從12月8日到12月30日,已經出現了共27宗病例,理論上應該就不斷有疫情通報到北京,可惜國家疾控中心直到12月30日才知道,並馬上於31日派人到武漢調查。
這個號稱「全球規模最大」、「世界一流」的信息直報系統,居然完全不能起到預警的作用。原因只能是有人刻意瞞報。
甚麼人在刻意瞞報呢?
在第一線瞞報的必然是基層醫院的領導,但基層領導為甚麼敢瞞報呢?這就必然是受上級領導的指示。上文我們已經提到封鎖消息、銷毀證據、懲處發哨人和吹哨人、網絡禁言等等措施(見本系列二、三兩篇),實質上就等於廢了這套預警機制的武功。
那為甚麼高福又要哭呢?
我們不妨翻查時間線:1月6日,中國疾病防控中心啟動二級應急機制,並於1月15日啟動一級應急機制(最高級)。遺憾的是,它的緊急呼籲並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我們看到的是:
1月7日,習近平主持政治局常委會,對「抗疫」作出指示。官方沒有透露指示內容,但據香港《明報》2月17日透露,「中央領導人要求要注意防範,但同時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響即將到來的皇曆新年節日氣氛」。顯然這個指示與疫情緊張情況格格不入。這個指示對疫情輕描淡寫。
1月11-17日,湖北省、武漢市兩級的人大、政協會議如常召開。在省市兩會期間,所有人(負責提交政府各項工作報告的2,300多名)都沒有對疫情作出任何討論。
而且奇怪的是,在此期間,居然「確診人數」為零(「兩會」期間,武漢市衛健委的每日例行通報,均稱前一日「本市無新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連病毒也懂得「聽黨的話」)。
1月18日,武漢繼續舉辦各項慶祝中國新年的活動,包括有四萬人參加的「萬人宴」。到1月20日確認人傳人時,已經有500萬人因中國新年而離開武漢。
看到這種情況光著急的高福能不掉眼淚嗎?
為甚麼高福會哭?兩個月後,美國《科學》雜誌(Science)3月27日刊登了對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的採訪。
對於早期病毒數據公佈不及時的質疑,高福予以否認,並表示「我們已經及時與科學同行共享信息,但這涉及公共衛生,我們必須等待政策制定者公開宣佈」。很清楚,疫情的延誤通報,責任是在「政策制定者」。
很可能,高福通過這個直報系統已經得知疫情嚴重,可是他沒有權力公佈,所以在明知危險在前卻無法提出警告的情況下,他憋得哭了。那麼這個「政策制定者」是誰呢?當然就是自誇「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習近平了。
中共為了避免疫情影響社會穩定從而影響其執政安全,不惜從多方面虛報疫情資料,虛報的範圍包括:1. 疫情通報預警機制「被」失效;2.疫情的危害程度(是否人傳人);3. 疫情的規模(確診和死亡人數)◇
(轉載自眾新聞)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2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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