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19世紀是一個告別古典與傳統的時代，近現代文明粉墨登場：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席捲歐洲；早期議會民主制誕生；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科學漸成體系；藝術領域走向遠離傳統的印象派。此外，社會主義勢力在19世紀逐漸得到擴張……
但與此同時，整個19世紀還是世界病——霍亂五次大流行的瘋狂時期，印度近五百萬人死於霍亂，世界工廠日不落帝國英國曾四次爆發霍亂，歐洲大陸和亞洲、美洲均被霍亂侵襲。儘管近代科學技術能給人類帶來所謂的「方便」，但卻無法讓人擺脫瘟疫的追擊，中世紀歐洲黑死病的恐慌似乎又一次降臨。
騎著駱駝旅行的霍亂
「霍亂」一詞古已有之，《皇帝內經》云：「亂於腸胃，則為霍亂。」張仲景《傷寒論》如此描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但19世紀霍亂卻是完全不同的可怕流行病，是因霍亂弧菌（Vibrio cholerae）而引發的新型烈性疾病。
19世紀霍亂最初僅是印度恆河三角洲孟加拉地區的一種地方病。1817年，孟加拉地區的一個小鎮上爆發了一場霍亂，患者起初是虛弱、盜汗，然後腸痙攣、腹瀉、嘔吐，伴有高燒，幾個小時後，長則不超過五天，病人就會嚴重脫水而死。
因為脫水嚴重，患者在短時間內乾枯得面目全非，並導致身體細小的血管破裂，膚色黑紫，在接近死亡的時刻，身體加劇衰亡，「就像一部慢攝快放的影片在提醒旁觀者，死亡是多麼的猙獰、恐怖和完全不可控。」
19世紀的印度是英屬殖民地，棉紡工業的發展與出口加速了經濟的發展，但也為霍亂的傳播帶來便利。東印度公司的工人們將病毒從孟加拉帶到了新型都市加爾各答，很快傳到了中亞、伊朗、俄羅斯近東地區，然後到了非洲和地中海沿岸。
它不只是光顧了西方，霍亂同時也入侵了東方，19世紀20年代初，霍亂擴散到中國、朝鮮半島、日本和其它一些亞洲國家。它甚至進行了全球旅遊，20年代～30年代間，這個起源於印度「騎著駱駝旅行的」瘟疫由俄羅斯到達了德國、英國再傳到加拿大和美國。
1817～1865年，印度地區約有五百萬人死於霍亂。從1817年到1961年，全球共有七次霍亂肆虐，其中19世紀就有五次，每次疫情流行短則五六年，長則二十幾年。除了澳洲和南極以外，沒有霍亂到不了的地方。
工業發展和現代科技也阻擋不了的霍亂
18世紀末，蒸汽機的轟鳴聲，給英國帶來了工業革命「歡娛」的噪音，但仍然遮掩不了自殖民地印度傳來的霍亂昏迷與死亡的恐怖氣氛，一時間，英國人驚恐於瘟神即將叩門而入。1823年，第一波疫情卻戛然而止了，日不落帝國安然無恙，人們暗自慶幸。
難以逆料的是，僅八年之後，1831年，霍亂在英國的桑德蘭港口突襲登陸。此後，從1831年到1854年，英國就前後流行了四次大霍亂。
瘟疫的突臨與和高病死率使整昔日的「日不落」帝國如臨黑夜，比爾斯頓的教區牧師絕望地說：「各行各業關門閉戶；只有短缺、疾病、死亡和荒涼大行其道。」
伍爾弗漢普頓郡的一位醫生描繪了淪陷霍亂中城市：「所有的街區到處是病人、垂死之人和已死之人……整個城市寂靜無聲，只有葬禮的鐘聲飄蕩在空中——相當刺耳。」
1831年～1832年第一波疫情，英格蘭和威爾士人口1,400萬，死亡2.1萬人，蘇格蘭人口230萬，死亡約1萬人。1832年9月後，霍亂奇蹟般在英國消失。
1848年第二波霍亂來襲，英格蘭和威爾士大約有7.2萬不幸身亡，蘇格蘭死亡人數為0.8萬。1853年霍亂三度襲擊英國，約6.2萬人喪生疫病，其中蘇格蘭受害最為嚴重；第四次霍亂於1866年從東部港口進入利物浦，全英國共死亡14,378人，且分佈廣泛，除拉特蘭郡外，無一地區倖免。
英國四次霍亂的致死率分別為：11.19%，20.56%，14.57%和6.96%。霍亂死亡人數總數約近19萬人。
瘟疫傳人 不分貧富貴賤
19世紀霍亂又被史家稱為19世紀的世界病與世紀病。因為始於印度的這場霍亂不僅流行區域廣，而且持續時間長達一個世紀。霍亂也因此被描寫為「曾摧毀地球的最可怕的瘟疫之一」。
初始，英國人把霍亂誤判為窮人的專利，但瘟疫的發生、傳播和防控都像謎一樣地困擾著英國人。大都市倫敦幾次疫情中的境況都最為嚴重，人們緊急從城市搬遷到鄉村避疫，可是那裏變得和城市一樣可怕，無處躲藏。
人們搞不清霍亂的易感人群，感染瘟疫的人幾乎不分窮富，1854年，英國第三次霍亂，倫敦南城索豪區布羅德大街上三天內死了127個人，一個星期後又有近四百人死亡，有的是整家絕戶地死。苟活著的人們3／4人棄家出逃。格拉斯哥城霍亂，1831年死亡率為28%，1838年上升到38%，1843年達到40%。
1832年3月的一個夜晚，法國巴黎的舞廳裏，人們還在無知狂歡，德國詩人海涅寫道：「突然，在一個舞場中，一個最使人逗笑的小丑雙腿一軟倒了下來。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後，人們出乎意料地發現，他的臉色已經青紫。笑聲頓時消失。馬車迅速地把這些狂歡者從舞場送往醫院，但不久他們便一排排地倒下了，身上還穿著狂歡時的服裝……」
1831年在柏林，霍亂還奪走了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黑格爾的性命。
死於19世紀霍亂的另一位名人俄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1840年，柴可夫斯基出生於一個貴族家庭，他五歲開始學琴，後成為俄國著名作曲家，代表作有舞劇《天鵝湖》、《睡美人》，交響詩《羅密歐與朱麗葉》等。在1893年的俄羅斯霍亂中，官方宣稱他因霍亂病菌纏身而亡（另有民間爭議，柴可夫斯基因同性戀的感情問題自殺身亡）。
全球一體化帶來的恐慌
進入21世紀，醫學人文研究者們以其歷史眼光、人文情懷和專業態度，重新聚焦19世紀霍亂的社會性和文化性，反思全球化時代語境下公共衛生恐慌事件的發生與溯源。
醫學人類學家們的研究指出，19世紀的霍亂的爆發雖然有生物學的、醫學的原因，但也與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密切相關。某種意義上，19世紀霍亂大流行是全球化的結果。
19世紀工業革命開始後的近代社會，人類摁下了經濟、貿易、人口等的全球一體化的進程按鈕，這是導致霍亂的全球性蔓延的客觀條件。
人類在瘟疫面前總是慢半拍
不可否認，全球化的確加速或方便了19世紀霍亂的全球流行，但19世紀霍亂給人類造成的死亡紀錄，遠沒有中世紀的黑死病來得猛，那時全球化只是通過海洋和船隻來進行的，人員和貿易的往來速率遠不如19世紀的工業時代。這又如何解釋呢？
如同生老病死是人類無法跨越的大限，世界性瘟疫無論是在古羅馬、中世紀、工業革命還是21世紀信息時代，總是以超越人類認知與抵禦能力的歷史性方式出現。人類不斷攀升的科技和醫療水平，總是驕傲地宣稱攻克了前一個課題，卻又無法解決當下發生著的、生命大規模消亡於瘟疫中的又一個嶄新的災難性課題。
人類在瘟疫面前總是慢半拍。對於無神論和崇尚科學主義的人們來說，這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實。
靈魂的淨化更重要
在19世紀上半葉的英國霍亂流行中，多數人認為霍亂是不傳染的。得出這結論的人們不是從醫學的角度，而是從道德的角度審視的。
19世紀初，工業革命導致的社會急劇變革，對英國正統的生活方式與宗教倫理產生重大衝擊。人們對金錢的熱愛淡化了對信仰的信念，道德墮落、精神鬆弛、酗酒成為工業社會人們生存方式的新特徵。
英國神職人員們認為，霍亂是對工業發展背離傳統的一種懲罰，是對英國現存精神面貌的一種警示與批評，人類的「原罪」在加深。道德越墮落的地區，霍亂就越嚴重。人類須洗刷自己的「原罪」，回歸到神的懷抱中來，祈求上帝的原諒，才能走出霍亂的困擾。
1831年霍亂流行時，教會提出對付霍亂的方法是節慾、清潔、勤奮、堅韌和閱讀福音。當時的國王威廉四世還支持福音主義者列出的全國禁食日。或是在這樣的懺悔中，1832年的大瘟疫突然消失了。
1832年，當瘟疫越過大西洋屏障到達美國時，很多人認為霍亂是來自上帝的懲罰，不潔、墮落和放縱、陷入物質主義的罪惡，是瘟疫流行的根本原因。
為了治癒疾病、恢復健康，人們必須在身體和靈魂上服從上帝的意旨，追求乾淨、整潔、有節制和道德的生活。
1849年霍亂，人們認為這是對科學導致的自命不凡的懲罰，因為科學使越來越多的人背離宗教與神。那時的人們主動通過祈禱、禁食和齋戒來祈求上帝的原諒與護佑。
靈魂的淨化更重要，或許是19世紀霍亂留給人類的重大思考。#
參考資料：
威廉H.麥克尼爾著：《瘟疫與人》
馬克・哈里森著：「疾病的漩渦：19世紀的霍亂與全球一體化」
霍華德・馬凱爾：《瘟疫的故事》
田明孝：《19世紀英國的公共衛生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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