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瑞典對中共的態度轉向強硬,境內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全部關閉,而且還解除了與大陸多個城市的友好關係。這一變化引起外界關注,多家媒體報道了相關消息。

瑞典是第一個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國家,早在1950年1月便公開承認中共的地位,之後雙方一直保持良好和穩定的關係。2016年1月,台灣總統選舉後,瑞典駐華大使發表聲明,稱不承認台灣是獨立主權國家。這樣的表態自然為中共所歡迎。

然而,中瑞關係於2015年生變,起因是瑞典籍書商桂民海被中共抓捕、持續拘留。2017年8月起,中共駐瑞典大使桂從友曾多次批評瑞典媒體。針對中共的干涉,瑞典首相強調瑞典有言論自由。今年2月,桂民海被寧波法院判處10年有期徒刑,中共還指其申請恢復中國國籍,瑞典外長抗議審判結果,要求中方釋放桂民海。

今年初,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成為影響中瑞關係的又一重要原因。3月30日,瑞典《每日工業報》以版刊登評論文章,批評中共當局導致疫情蔓延、操控關於疫情數據的輿論以及散佈「病毒並非來自中國」的行徑。4月份,瑞典關閉了最後一個孔子課堂;第二大城市哥德堡決定不續簽其與上海的雙城協議。

據悉,瑞典曾有116個城市與中國大陸的城市建立友好關係,現在近百個城市已經解除了這種合作,包括林雪平市和廣州,盧萊拉和西安、煤氣特拉斯和濟南、達拉納和武漢等,而哥德堡與上海的關係維繫了34年之久。

今年2月,林雪平市長拉爾什·威肯對瑞典《今日社會報》(Dagens Samhalle)表示,由於中共大使館威脅瑞典政府,他們決定斷絕與中國的所有政治聯繫。他還提到,一個廣東代表團原定去年12月訪問林雪平市,但被告知不受歡迎。同在2月,煤氣特拉斯市的市長塔里耶別克(Anders Teljeback)告訴《金融時報》,他們停止和中國城市合作是因為「在過去的幾年裏,中國(中共)打壓加劇。」

瑞典是外交上的溫和派,因此它對中共的斷鏈舉措引人注目,這也體現了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正在與中共漸行漸遠。

孔子學院和友好城市結盟都是中共對外滲透的渠道和手段,中共在歐洲的第一所孔子學院就設在瑞典首都的斯德哥爾摩大學,2015年被關閉。據媒體報道,斯德哥爾摩大學副校長維丁(Astrid Soderbergh Widding)解釋此舉時說,「總體而言,在一所大學的框架內建立由另外一個國家出資的學院是備受質疑的行為」。

前歐洲委員會議院大會副主席、前瑞典國會議員約讓·林德布拉德(Göran Lindblad)接受大紀元專訪時曾表示,孔子學院就是中共的間諜和宣傳中心。這個機構通過融入國外的大學進行滲透和窺探,向學生灌輸共產主義思想,試圖影響當地師生,威脅學術自由。林德布拉德舉例說,中共一度想在斯德哥爾摩的王家工學院裏建孔子學院,如果成真,那將是一場災難,因為那裏有瑞典空軍與空中防禦的大量研究項目。

2016年2月2日,大陸《國際展望》雜誌發表了題為「中國城市外交的若干理論問題」『的論文,作者寫道:「很多城市幾乎都是在開展『靜悄悄的外交』,在權限、規劃、人力和預算均到位的情況下,城市外交職能有了飛速發展。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外辦和友協都建立了龐大的人才隊伍,而且承擔著繁重的外交外事任務,這些任務既來自於中央政府和外交部的委託,也有來自企業和社會的外事需求,更多的來自地方黨委、政府賦予的使命。」

2017年9月15日,武漢官媒發表了《武漢市國際友好城市交流工作概述》一文,其中寫道:「我們在友城工作中堅持講政治、講大局,積極為國家總體外交服務。我市部份友城如烏克蘭基輔、羅馬尼亞加拉茨、蘇丹喀土穆就是我市當時為服務於國家總體外交而結好的。」文章還稱,「國際友城工作成為對外宣傳武漢的重要陣地」。

可見,中方「友好城市」肩負著黨的任務,它的目的並不是正常的兩國間的城市互動,而是配合中共全球化戰略的一種部署。在本次疫情中,不少國家的重災區就是與中共結成友好合作的省份或城市。例如,法國的首例中共病毒確診病例出現在波爾多市,而該市於1998年6月和武漢結為友好城市,多年來雙方往來頻繁。

目前,瑞典是歐洲最後一個不封城的國家,政府並不強制限制民眾活動,16歲以下學生不停課,餐廳和公共娛樂場所仍然營業。儘管有人質疑這種抗疫方式,但是,瑞典社會的安定驗證了順其自然之法的可行性——外國不必照抄中共的極端式「工作」。

大紀元特稿指出,病毒針對共產黨而來,淘汰中共及其因素。所以,拋棄中共才是抵禦病毒的上上策。當中共給全球帶來嚴重的危機時,瑞典的外交轉向意義重大,值得其它仍與中共同行的政府、團體和個人借鑑並仿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