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真實死亡人數一直被中共掩蓋著，對於民間發起的任何維權活動，當局都予以打壓。但仍有家屬堅持維權，也有律師和公益人士組成律師顧問團，幫助家屬索賠。
清明節前後，中共肺炎疫亡者人數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同時，有疫亡者家屬互助群群主遭到武漢警察上門傳喚，被訊問建群目的，並稱「這（建群）是不穩定行為」。
在網民上傳的傳喚現場影片中，群主說，「我們這樣的人太可憐了……我們多次求助社區，想把我爸爸送到醫院，安排住院，社區……我父親走的時候死不瞑目啊，完全是。」
北京維權人士李蔚近日發帖表示，他在武漢的兩名親戚近期去世，「2020年2月18日，表姐夫因新冠肺炎去世，才50出頭。表姐夫的侄女比他還早去世，年僅24歲。」
李蔚的表姐在《武漢新冠肺炎患者未亡人的哭訴》一文中說，2月2日丈夫「雙肺已白」，家屬哭求醫生給他一個床位，醫生只說，「必須社區安排，目前也沒有空床位，只有人死了才會有床位空出來」。
採訪部份：（受訪人是中國資深公益人士、律師顧問團的發起人楊佔青）
記者：聽（中國異見人士）李方說國內律師受到干預是嗎？
楊佔青：目前顧問團收到七八個要求維權的，但真正意向比較確定的、遞交部份資料的有五人。其中三人是因為家屬病逝，這三個人裏有兩個是前期去醫院沒有位置，就不讓進去，等到後來特別嚴重終於住上院了，患者一兩個小時就死亡了。他們都有肺部感染，但是他們在死亡前都沒有機會檢測病毒，死亡證明上沒有寫新冠病毒肺炎（中共肺炎）。
另外有一個是在隔離點死亡的，患者在隔離酒店沒有人管，實在沒辦法家屬去送中藥，只能送到前台，不讓他上去。送到酒店前台，打了好幾個小時電話，他家人都說沒有收到，他給前台打電話，前台老是在拖，說只有醫生才能送藥。最後他再打電話的時候，說大的已經在裏面死了。
另外兩個呢，其中有一個人是在感染康復之後，單位不要他了，所以他想維權。還有一個是第一次檢測陽性，住院治療，出來之後，說他是病毒性肺炎，也不說他新冠病毒肺炎（中共肺炎），所以他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感染了。他問醫院，醫院也不給他說，也不讓看他的一些病例檔案，他只有出院證明和檢測肺部感染的x光片子，所以他希望醫院給他一個知情權。他如果是新冠病毒性肺炎的話，可能影響到他商業保險，所以他要搞清楚。
記者：現在國內的律師不允許介入集體索賠，在這樣情況下還能運作嗎？
楊佔青：雖然有困難但是還可以做，因為我們的策略就是，律師顧問團只是起一個顧問的作用，比如案件處理需要一些法律意見，但是真正的要起訴，另外在國內找律師，跟顧問團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所以也不算集體索賠，相當於只是個案，在某個地方去起訴立案，這樣相對好一點。
記者：個人維權跟集體的訴訟有甚麼差別嗎？
楊佔青：肯定是沒有集體訴訟給官方施加的壓力大，但是這樣的個案一旦立案——我們想的，這樣的個案有可能立案，但現在不知道——一旦立案的話，那也是一個標誌性的案件，法院不管是拖著還是審理，將來都是一個標誌性的案件。其實它就代表中國政府的態度，外界關注一個案子，其實給政府壓力是差不多的，現在只能通過這種方式去做，然後施壓。
記者：所以現在這些受難者的家屬他們的意向和態度是最重要的？
楊佔青：對，他們最重要。其中有一個家屬被派出所傳喚，問他為甚麼在網上求助、接受媒體採訪？他說他說的都是實話，沒有人幫助他了，只能網上求助。他還是堅決去維權。
記者：中共控制得太嚴，把那些求助的帖子給刪了，老百姓還有點害怕，一旦有突破，大家不害怕就好了。
楊佔青：是，比如說如果有一個人，哪怕法院不立案——因為當地都對這些維權的人其實是軟硬兼施，一方面是威脅，另一方面表面給一些好處，比如說，如果趕快下葬，補貼多少錢，去的話，出門派車跟著你，免費送，相當於想給他軟化，給他恩惠把他化解掉——如果他維權堅決的話，某個地方多少賠個幾萬，對其他人也是個鼓勵，其他人知道的話，想著不抗爭一分錢沒有，有抗爭的話，有可能給個幾萬、十萬、幾十萬，有可能動力會大一點。
國內大環境整體的控制，信息渠道有限，只能說儘量能做多少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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