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病毒(俗稱武漢肺炎、新冠病毒)疫情中的真實死亡人數一直被中共掩蓋著,對於民間發起的任何維權活動,當局都予以打壓。但仍有家屬堅持維權,也有律師和公益人士組成律師顧問團,幫助家屬索賠。

清明節前後,中共病毒亡者人數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同時,有亡者家屬互助群群主遭到武漢警察上門傳喚,被訊問建群目的,並稱「這(建群)是不穩定行為」。

在網民上傳的傳喚現場影片中,群主說,「我們這樣的人太可憐了……我們多次求助社區,想把我爸爸送到醫院,安排住院,社區……我父親走的時候死不瞑目啊,完全是。」

北京維權人士李蔚近日發帖表示,他在武漢的兩名親戚近期去世,「2020年2月18日,表姐夫因新冠肺炎去世,才50出頭。表姐夫的侄女比他還早去世,年僅24歲。」

李蔚的表姐在《武漢新冠肺炎患者未亡人的哭訴》一文中說,2月2日丈夫「雙肺已白」,家屬哭求醫生給他一個床位,醫生只說,「必須社區安排,目前也沒有空床位,只有人死了才會有床位空出來」。

2月4日,家屬再次和社區聯繫求床位救命,無論怎麼求,打多少次電話,社區的答覆永遠是已經上報,等待安排。後來居然要他們馬上到方艙醫院隔離。在丈夫痛苦離世6小時後,感染自愈的家屬卻被帶到了方艙醫院。

3月24日,社區又上門告知,需要在他們的陪同下處理後事。文章最後寫道,「可笑!可悲!可恨!我想要一個公正的說法,為甚麼這麼難!!」

《一個武漢新冠肺炎倖存者之祭》一文出自失去愛女的楊女士之手。文章說,武漢市政府一直虛報瞞報大量真實信息,為了一已私利置武漢市民生命與國家利益於不顧……市民毫無防備,讓這座擁有1400萬人口的大城市,在他們的不作為和亂作為之下,陷入深淵。

楊女士的女兒是1月16日去協和醫院就醫時被感染的,19日開始發燒,由於醫生遲遲不給確診,25日才轉入金銀潭醫院。因醫護嚴重不足,她連喝口水都十分困難,排泄物也得不到清理,完全是睡在污穢物之中。

24歲武漢女孩的死亡證明。(李蔚推特)
24歲武漢女孩的死亡證明。(李蔚推特)

文章描述道,雖每日打針,但病情日漸嚴重,她出現咳血,血氧濃度急速下降。母親冒著生命危險去照顧女兒,看到女兒呼吸困難,張大嘴巴,就像魚離開時無法呼吸時張大嘴一樣……母親被感染後經歷了女兒一樣的痛苦,肺裏像有玻璃渣一樣硌得疼。而送入ICU的女兒於2月6日含冤離世。可是到現在始作俑者沒有一人被追究,反而被告知要默默地私下處理後事。

楊女士質問:「沒有一個公正說法,死了的人不會同意,活著的人更不會答應!」

記者日前致電楊女士,但對方表示現在沒有心情接受採訪。

武漢曝「百家灰」事件 家屬要索賠

中共病毒疫情以來,據媒體公開報道,已有多位死難者家屬表示要追責,索取國家賠償。此外,網絡消息顯示,「(武漢)這邊還在準備,已有家屬決定起訴」。特別是「百家灰」事件曝光後,更是激起民憤。

網絡消息顯示,有中共病毒死難者家屬決定要求賠償起訴。(網絡圖片)
網絡消息顯示,有中共病毒死難者家屬決定要求賠償起訴。(網絡圖片)

所謂百家灰,是指武漢家屬們領取的親人骨灰不匹配。中國異見人士李方向大紀元表示,他收到一個朋友發的截圖,說有人曾經打電話問過武昌那邊火葬場的一個工人,好像工人的口氣很大的,回覆就是說,他覺得這很正常。

李方解釋說,「那麼多人,一天要燒一百多人,十幾個火化爐都不停歇地燒,工作環境很熱,溫度很高,火化完灰是燙的,剛剛刮出來不可能去裝,又沒地方堆,灰又很多,所以他們覺得混在一起是很正常的。等灰冷了以後,忙完了,差不多交接班的時候,就再給分一下骨灰,把姓名貼上去。」

火葬場工人關於「百家灰」的解釋。(受訪者提供)
火葬場工人關於「百家灰」的解釋。(受訪者提供)

「因為屍體太多了,用車裝,有的一車裝一、二十個,屍袋上有姓名牌,有的姓名牌路上就丟了,根本不知道燒的是誰?」

李方指出,其實這種事情不單是因為在武漢死人多,就是在以前正常火化的時候,由於中國是一個缺少信仰的國家,國民普遍來說職業道德很差,如果家屬不全程監督,有的根本不確定出來的骨灰是不是自己親人的。

中共出台「六不得」 索賠律師顧問團受阻

今年3月6日,由來自九個省市及旅外訪學律師發起的「新冠肺炎(中共病毒)索賠律師顧問團」(以下簡稱「律師顧問團」)正式成立,為因感染肺炎病逝者及醫護人員的家屬的索賠行動提供法律支持。

作為參與者的李方表示,早在2月底的時候,他們看到中國的老百姓在疫情當中受到了很大的損失和傷害。中共為了武漢市、湖北省兩級的「兩會」,延遲了2周~3周時間去壓制疫情,以致後來疫情大爆發。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責任是在政府,政府造成了疫情大爆發,死亡和後遺症,各種各樣的個人、家庭和企業的損失,都是老百姓來承受。我們覺得政府應該負它的責任。由於政府的失誤造成老百姓的損失,在任何國家,老百姓都是可以追究國家賠償的。」

中共司法系統口頭要求中國律師「三嚴禁,六不得」。(受訪者提供)
中共司法系統口頭要求中國律師「三嚴禁,六不得」。(受訪者提供)

據他介紹,在三月中旬,中共司法部門專門出了一個「六不得」,不准律師介入到集體訴訟、集體索賠這種案件當中來,因為這個禁令出現以後,律師顧問團在國大陸一、二十個律師的行動就受阻了。

「他們(中共)感覺到了有索賠這麼一個動向,所以很快就出台這麼一個政策。」李方說。

顧問團受理多宗案件 艱難維權

中國資深公益人士、律師顧問團的發起人楊佔青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目前顧問團收到7、8個受害人的請求,其中三人是因為家屬病逝。有的感染者是前期去醫院沒有床位,等到肺部感染特別嚴重了終於住上院,但入院一兩個小時就死亡了,沒有機會確診。

他說,另外一個感染者是在隔離點死亡的。患者在隔離酒店沒有人管,家屬去送藥,只能送到前台。後來患者病情嚴重,拖延致死,之前核酸檢測陽性。

有一個人是在感染康復之後,單位不予接收,所以想要維權;還有一個人是第一次檢測陽性,但醫院說他是病毒性肺炎,不承認是新冠肺炎(中共病毒),拒絕出示病例檔案,他只有出院證明和肺部x光片子,尋求知情同意權。

針對目前國內壓制律師的情況,楊佔青表示,雖然有困難但是還可以做,「因為律師顧問團只是起一個顧問的作用,比如案件需要一些法律意見,但是真正的要起訴,可以另外在國內找律師,跟顧問團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所以也不算集體索賠,相當於只是個案,這樣沒有集體訴訟給官方施加的壓力大。但是個案一旦立案,法院不管他是拖著還是審理,都是一個標誌性的案件。外界關注這個案子,給政府壓力,現在只能通過這種方式去做。」他說。

楊佔青認為,在國內維權很艱難,當地對這些維權的人軟硬兼施,一方面是威脅,另一方面又表面給一些好處,比如如果趕快下葬,補貼多少錢,派車免費接送,想通過恩惠把他的案子化解掉。

「由於大環境整體的控制,信息渠道有限,(受害人)需要的話(律師團)提供幫助,他自己不願意維權也沒辦法,只能說儘量能做多少做多少。」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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