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病毒（俗稱武漢肺炎、新冠病毒）疫情中的真實死亡人數一直被中共掩蓋著，對於民間發起的任何維權活動，當局都予以打壓。但仍有家屬堅持維權，也有律師和公益人士組成律師顧問團，幫助家屬索賠。
清明節前後，中共病毒亡者人數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同時，有亡者家屬互助群群主遭到武漢警察上門傳喚，被訊問建群目的，並稱「這（建群）是不穩定行為」。
在網民上傳的傳喚現場影片中，群主說，「我們這樣的人太可憐了……我們多次求助社區，想把我爸爸送到醫院，安排住院，社區……我父親走的時候死不瞑目啊，完全是。」
北京維權人士李蔚近日發帖表示，他在武漢的兩名親戚近期去世，「2020年2月18日，表姐夫因新冠肺炎去世，才50出頭。表姐夫的侄女比他還早去世，年僅24歲。」
李蔚的表姐在《武漢新冠肺炎患者未亡人的哭訴》一文中說，2月2日丈夫「雙肺已白」，家屬哭求醫生給他一個床位，醫生只說，「必須社區安排，目前也沒有空床位，只有人死了才會有床位空出來」。
2月4日，家屬再次和社區聯繫求床位救命，無論怎麼求，打多少次電話，社區的答覆永遠是已經上報，等待安排。後來居然要他們馬上到方艙醫院隔離。在丈夫痛苦離世6小時後，感染自愈的家屬卻被帶到了方艙醫院。
3月24日，社區又上門告知，需要在他們的陪同下處理後事。文章最後寫道，「可笑！可悲！可恨！我想要一個公正的說法，為甚麼這麼難！！」
《一個武漢新冠肺炎倖存者之祭》一文出自失去愛女的楊女士之手。文章說，武漢市政府一直虛報瞞報大量真實信息，為了一已私利置武漢市民生命與國家利益於不顧……市民毫無防備，讓這座擁有1400萬人口的大城市，在他們的不作為和亂作為之下，陷入深淵。
楊女士的女兒是1月16日去協和醫院就醫時被感染的，19日開始發燒，由於醫生遲遲不給確診，25日才轉入金銀潭醫院。因醫護嚴重不足，她連喝口水都十分困難，排泄物也得不到清理，完全是睡在污穢物之中。
文章描述道，雖每日打針，但病情日漸嚴重，她出現咳血，血氧濃度急速下降。母親冒著生命危險去照顧女兒，看到女兒呼吸困難，張大嘴巴，就像魚離開時無法呼吸時張大嘴一樣……母親被感染後經歷了女兒一樣的痛苦，肺裏像有玻璃渣一樣硌得疼。而送入ICU的女兒於2月6日含冤離世。可是到現在始作俑者沒有一人被追究，反而被告知要默默地私下處理後事。
楊女士質問：「沒有一個公正說法，死了的人不會同意，活著的人更不會答應！」
記者日前致電楊女士，但對方表示現在沒有心情接受採訪。
武漢曝「百家灰」事件 家屬要索賠
中共病毒疫情以來，據媒體公開報道，已有多位死難者家屬表示要追責，索取國家賠償。此外，網絡消息顯示，「（武漢）這邊還在準備，已有家屬決定起訴」。特別是「百家灰」事件曝光後，更是激起民憤。
所謂百家灰，是指武漢家屬們領取的親人骨灰不匹配。中國異見人士李方向大紀元表示，他收到一個朋友發的截圖，說有人曾經打電話問過武昌那邊火葬場的一個工人，好像工人的口氣很大的，回覆就是說，他覺得這很正常。
李方解釋說，「那麼多人，一天要燒一百多人，十幾個火化爐都不停歇地燒，工作環境很熱，溫度很高，火化完灰是燙的，剛剛刮出來不可能去裝，又沒地方堆，灰又很多，所以他們覺得混在一起是很正常的。等灰冷了以後，忙完了，差不多交接班的時候，就再給分一下骨灰，把姓名貼上去。」
「因為屍體太多了，用車裝，有的一車裝一、二十個，屍袋上有姓名牌，有的姓名牌路上就丟了，根本不知道燒的是誰？」
李方指出，其實這種事情不單是因為在武漢死人多，就是在以前正常火化的時候，由於中國是一個缺少信仰的國家，國民普遍來說職業道德很差，如果家屬不全程監督，有的根本不確定出來的骨灰是不是自己親人的。
中共出台「六不得」 索賠律師顧問團受阻
今年3月6日，由來自九個省市及旅外訪學律師發起的「新冠肺炎（中共病毒）索賠律師顧問團」（以下簡稱「律師顧問團」）正式成立，為因感染肺炎病逝者及醫護人員的家屬的索賠行動提供法律支持。
作為參與者的李方表示，早在2月底的時候，他們看到中國的老百姓在疫情當中受到了很大的損失和傷害。中共為了武漢市、湖北省兩級的「兩會」，延遲了2周～3周時間去壓制疫情，以致後來疫情大爆發。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責任是在政府，政府造成了疫情大爆發，死亡和後遺症，各種各樣的個人、家庭和企業的損失，都是老百姓來承受。我們覺得政府應該負它的責任。由於政府的失誤造成老百姓的損失，在任何國家，老百姓都是可以追究國家賠償的。」
據他介紹，在三月中旬，中共司法部門專門出了一個「六不得」，不准律師介入到集體訴訟、集體索賠這種案件當中來，因為這個禁令出現以後，律師顧問團在國大陸一、二十個律師的行動就受阻了。
「他們（中共）感覺到了有索賠這麼一個動向，所以很快就出台這麼一個政策。」李方說。
顧問團受理多宗案件 艱難維權
中國資深公益人士、律師顧問團的發起人楊佔青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目前顧問團收到7、8個受害人的請求，其中三人是因為家屬病逝。有的感染者是前期去醫院沒有床位，等到肺部感染特別嚴重了終於住上院，但入院一兩個小時就死亡了，沒有機會確診。
他說，另外一個感染者是在隔離點死亡的。患者在隔離酒店沒有人管，家屬去送藥，只能送到前台。後來患者病情嚴重，拖延致死，之前核酸檢測陽性。
有一個人是在感染康復之後，單位不予接收，所以想要維權；還有一個人是第一次檢測陽性，但醫院說他是病毒性肺炎，不承認是新冠肺炎（中共病毒），拒絕出示病例檔案，他只有出院證明和肺部x光片子，尋求知情同意權。
針對目前國內壓制律師的情況，楊佔青表示，雖然有困難但是還可以做，「因為律師顧問團只是起一個顧問的作用，比如案件需要一些法律意見，但是真正的要起訴，可以另外在國內找律師，跟顧問團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所以也不算集體索賠，相當於只是個案，這樣沒有集體訴訟給官方施加的壓力大。但是個案一旦立案，法院不管他是拖著還是審理，都是一個標誌性的案件。外界關注這個案子，給政府壓力，現在只能通過這種方式去做。」他說。
楊佔青認為，在國內維權很艱難，當地對這些維權的人軟硬兼施，一方面是威脅，另一方面又表面給一些好處，比如如果趕快下葬，補貼多少錢，派車免費接送，想通過恩惠把他的案子化解掉。
「由於大環境整體的控制，信息渠道有限，（受害人）需要的話（律師團）提供幫助，他自己不願意維權也沒辦法，只能說儘量能做多少做多少。」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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