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期間，中共對網絡信息的封鎖越來越嚴，因言獲罪的人也越來越多。 用一位網民的話說，「幾乎每天都有朋友被帶走、失聯、拘留、喝茶」。
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CHRD）說，截至3月12日，僅中共官媒報道的全國因傳播疫情信息受罰的案件就有5511宗。他們中大多數被行政拘留3-15天並強迫認罪，一些人還受到行政罰款、口頭警告、教育訓誡和刑事拘留。在該組織收集到的452個因所謂「散佈謠言」而受罰的網民案例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5歲。
高飛被行政拘留了7天
據美國之音報道，高飛，32歲，湖北黃岡人，常年在廣州做焊工，也參與一些公民維權。去年底，他回到老家，但家鄉很快淪為疫情的重災區。
「你人在哪兒呢？給我發個定位，」 說話的是高飛熟悉的孫警官。高飛知道他們遲早要來。一天前，他「翻牆」發了一條推文，說當地醫院物資嚴重告急，中共領導人不把老百姓的命當一回事，是「反人類」。
「這條推特據說驚動高層了。縣公安局說，公安部下了指令要抓人，」他說，自己被行政拘留了7天。
紅二代任志強被失蹤引關注
在眾多受到打壓的異見者中，近日，中共紅二代、地產大亨任志強的被失蹤引發廣泛關注。
現年69歲的任志強人稱「任大炮」，曾多次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共。 本月初，他在一篇措辭犀利的文章中抨擊中共領導人和當局掩蓋疫情真相，並於3月12日被當局帶走。
一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對美國之音說，任志強起初在一個小圈子裏分享了這篇文章。小圈子的成員都是與他一道參與環保活動的民營企業家。
該消息人士說，他與任志強有多位共同朋友。他說：「他大概跟11個人分享了，可能有些人沒有這個政治意識，就把它傳出去了。有的人就來問他，這是不是你寫的？他敢作敢當，說是我寫的，就引發了後面一連串的事。」
該消息人士還透露，任志強的大兒子、秘書也被抓了。他的妹妹及家人都會受到影響。 任志強本人目前被當局留置，政府將此定為重案，「任何人不得插手，不能介入，不能求情，可能也包括王岐山。」王岐山曾是任志強的中學輔導員，二人關係密切。
「從民間和黨內的反應來看，大家是普遍的同情，但是站出來講話的人寥寥無幾。」 該消息人士說，「現在任志強基本變成了刀板上的一塊肉。」
任志強的朋友、中國女企業家王瑛是在他失聯後少數為之呼籲的人之一。美國之音上周與她取得聯繫時，她說，任志強的案子「沒有進展」，「現在恐怕誰發聲都夠嗆」。
瑞典人權活動家以親身經歷揭中共惡行
瑞典人權活動家彼得·達林（Peter Dahlin）說，近年來，中共演變出各種新型強迫失蹤手段，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留置就是其中一例，其前身是中共用於黨內調查的「雙規」。
達林從西班牙馬德里的家中通過Skype對美國之音說：國家監察委員會——這個凌駕於司法系統之上的機構——可以在不通知家人和工作單位的情況下，將人在秘密地點扣押6個月。事實上，很多人被扣押的時間遠超6個月。
「國家監察委員會」是在2018年的「兩會」上宣告成立，負責調查政府官員中非黨員的人，或和政府有關的機構員工 。它的調查對像涵蓋3億中國人，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政治控制。
據其領導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衛士緊急救援會」統計，過去一年中， 國家監察委員會對近200萬人發起過調查，其中約2萬5000至3萬人被失蹤，平均每天16到80人左右。
達林本人是第一批外籍受害者之一。 2016年，他曾因從事人權活動被中共當局指定監視居住23天——這是中共針對異見人士的另一套失蹤體系。
在那與世隔絕的23天裏，達林被單獨關押在北京南部的一處秘密設施，終日不見陽光，頭頂的日光燈不分晝夜地開著。兩名看守坐在不遠處盯著他。
「他們每6小時換一次崗，24小時地看著你。你扭動一下身體，你笑，你哭，不論你做甚麼，他們都會記下來，但是他們不能和你講話，」達林回憶。
「事實上，國際法規定，在調查中使用單獨監禁超過15天就構成酷刑，」達林說。「他們認為，超過15天就會對人的頭腦造成永久性損傷。」
作為一名外國人，達林說，他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他沒有遭受酷刑，吃的稀湯寡水的麵條也是和看守們同樣的伙食。他的中國籍女友和很多同事們也被羈押在同一處設施。隔著牆，他可以聽到有人被打時發出的哀嚎。
達林告訴美國之音，他很清楚中國當局為甚麼使用強迫失蹤，而不是簡單地逮捕手段。
「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政治恐怖主義，你會害怕，」他說。「你的同事、朋友、伴侶也會成為這種恐怖主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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