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常駐學者邁克爾·魯賓（Michael Rubin）日前在《國家利益》上發文表示，在評論界中尤其是媒體中有一種怪異的趨勢，就是試圖原諒美國競爭者的錯誤或弊端，但對美國卻使用一個不同的標準來評估。
魯賓說，最近有關中共病毒CCP Virus（SARS-CoV-2，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COVID-19病毒）的起源問題就是一個例子。美國聯邦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對病毒的起源列出了幾種可能性，其中包括有可能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出來。但很多媒體記者卻因此對科頓議員加以指責，說他涉嫌陰謀論。
魯賓在2月18日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到，病毒的起源究竟在哪兒媒體界並不知道，媒體應該關注有關這個病毒的諸多尚未解決的問題。輕易信任中共政府推動的任何信息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其經常宣傳些缺乏證據的言論。
病毒起源有很多未解疑點
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說，對來自中共病毒和相關病毒的公共基因組序列數據的分析發現，沒有證據表明該病毒是在實驗室製造出來。
魯賓說，一些衛生和科學作家便以此為依據，試圖遏制有關中共是否應該對疫情爆發承擔責任的公共輿論。但這些人並沒有抓住要點。武漢的科學家收集了病毒，包括蝙蝠病毒在內，供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研究。科頓質疑病毒起源是對的，而新聞工作者也應該明智地探索，是否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 COVID-19 ）是因為該實驗室不留意將其洩漏出去，還是因為有不滿的科學家故意輸出到外界的？如果中共肺炎是從武漢的那個動物市場（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出來的，那為甚麼在中國大陸的許多其它市場沒有同時爆發呢？要知道，這些市場很多都是從武漢那個批發市場購買產品的。
還有其它原因說明為何這些疑點需要調查。
多起歷史事件 證明科頓等人的質疑有根據
而且，從歷史事件來看，有過類似事件發生。因此，科頓等人的質疑也並非毫無根據。魯賓列舉了1979年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炭疽病爆發的事件。疫情爆發實際上就是因為該市軍事設施中的炭疽桿菌孢子被意外釋放的事故所引起。當時很多記者跟隨莫斯科的領導，否認疾病爆發的原因，並將死亡歸咎於食用來自該地區被炭疽桿菌污染的肉類。最終，隨著蘇聯解體，俄羅斯科學家才承認這確實是一次生物武器事故。
魯賓認為，也有理由懷疑中國實驗室實踐的效率。在最佳實踐方面，武漢病毒研究所和美國國家衛生院（NIH）不是同一級別。在中國發生的嬰兒配方奶粉悲劇，導致大量嬰兒中毒。魯賓還舉了2008年中國產冷凍餃子中毒事件。
他說，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是對的，無論該病毒是如何在武漢出現的，中國（中共）政府都應對現在發生的事情承擔責任。中共選擇了審查而不是問責制，並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形象置於全球數百萬人的健康之上。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近期在病毒起源問題上甩鍋，稱是美國軍隊將病毒帶到了武漢，引發國際社會譁然。魯賓說，趙立堅可被稱作是「北京鮑伯」（Beijing Bob），此名字是根據「巴格達鮑伯」（Baghdad Bob）而得。巴格達鮑伯原名穆罕默德·賽義德·薩哈夫（Muhammad Saeed al-Sahhaf），他是薩達姆（Saddam Hussein）時期撒謊連篇的新聞部長。
魯賓建議，作為記者，明智的做法是應該記住，中共政府及其資助的科學家所做的任何聲明或解釋都缺乏可信度或接受度，缺乏獨立的國際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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