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在擔任中共國務院總理後的首次新聞發佈會上,當一位美國記者問起那段「右派」經歷時,一直侃侃而談、與記者互動頻繁的朱鎔基,一下子變得表情非常嚴肅,然後,他語調深沉地說:「這一段經歷對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這件事情。」

 朱鎔基隨高崗進北京

朱鎔基,湖南長沙人,祖籍安徽,據說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後代。出生前,父親就去世了,長到12歲,母親又去世了。因此,朱鎔基自小父母雙亡,也沒有兄弟姐妹,由他的三伯父朱寬浚、五伯父朱學方撫養成人。1947年從長沙一中畢業後,朱鎔基以湖南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電機系。

在清華大學,他照樣成績優異,當過學生自治會主席,結識了他的妻子勞安,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1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東北工業部計劃處生產計劃室工作。在這裏,朱鎔基工作表現非常出色,負責東北工業生產的東北局委員兼東北局副秘書長馬洪十分欣賞他。在馬洪的舉薦下,朱鎔基1952年升任生產計劃室副主任,副科級。

1952年11月國家計委組建時,中共東北局書記高崗進北京,被任命為國家計委主任,東北局100多人隨高崗一起進北京。馬洪被任命為國家計委副秘書長,朱鎔基則成為國家計委下屬的燃動局綜合組組長。1954年,朱鎔基調任國家計委工業綜合局綜合組組長。之後,擔任過時任計委副主任張璽的秘書。張璽曾擔任過河南省委書記。再後來,朱鎔基擔任過國家計委機械局綜合處副處長。

 朱鎔基講了3分鐘的真話

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開門整風,讓黨外人士給中共提意見,一再要求大家講真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一些民主人士、知識份子禁不住中共一勸二勸三勸,以為中共真想聽真話,真想整頓黨的作風,紛紛以「諍友」身份,對中共提了各種意見,有些甚至是比較尖銳的意見。在黨外人士、高級知識份子都站出來之後不久,中共也號召黨內人士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於是,黨內一些高級知識份子,曾經的中共地下黨員等,也紛紛站了出來。

期間,國家計委黨組也召開座談會,時任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親自到會動員,請大家暢所欲言。之後,國家計委各局相繼召開各種座談會。朱鎔基最初沒有發言。為了避免冷場,有關領導再三讓朱鎔基發言,說,你是國家計委黨組成員的秘書,你不跟黨組提意見誰提啊?一定要他提。於是,當時29歲的朱鎔基站起來講了3分鐘。他認為,國家計委和地方省市計委的一些領導,在編制計劃、預算時,往往不做認真的調查研究,光聽下級的匯報,光看下級給出的數據,與實際情況相差很多。這種主觀主義現象正在滋長蔓延,對國家計委的工作有害無利。當時,朱鎔基的發言得到領導的充份肯定,被認為是幫黨整風的模範帶頭行為。直到1957年10月前,大家都認為他提的意見不錯。

但是,不久,風雲突變,整風變成反右。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內部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甚麼?》的社論。此後,一場大規模清洗黨內黨外知識份子、讓全體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在中共面前長跪不起、不許「亂說亂動」的「反右派運動」爆發,至少55萬知識份子被打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在中共最高層要求加強清查右派分子的壓力下,國家計委對幫黨整風中的發言作了排查,查來查去,發現朱鎔基的發言可視為「右派」言論。加上朱鎔基性格耿直,平時說話有稜有角,有時甚至鋒芒畢露,得罪不少領導,到了1958年1月,朱鎔基被打成「右派分子」。朱鎔基的一位同事後來回憶說:「他是被錯劃的,本來不應該有他,但那時劃右派有指標,一時找不到那麼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對他被打成右派,我一點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種倔強脾氣,說話直,不低頭。」朱鎔基的一位清華同學說:「我們從不認為領導人講的話都是金口玉言,我們這些人在中學都出類拔萃,大學裏都是佼佼者,都有獨立的見解,這是清華給我們的,這種教育提倡張揚個性,而不懂得所謂的為人處事之道,更不懂得黨內鬥爭的殘酷性。」這也是朱鎔基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之一。

朱鎔基被打成「右派分子」後,不僅領導的秘書當不成了,還受到撤銷副處長職務、行政降兩級的行政處分和開除黨籍的黨內最高處分。從此,一頂「右派分子」的大帽子,一戴就是20年。

 朱鎔基20年的右派生涯

朱鎔基被打成右派後,下放到農場勞動改造了一段時間。不久被調到國家計委所屬的一所中專學校當老師,教一些老幹部學習數理化,還當過英語老師。由於他一人身兼多門功課,被其他老師和學員稱為「多面手」和「全能教員」。

60年代初,朱鎔基結束教師工作,重新回到國家計委機關。在那個年代,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就不是黨信任的人,所以,朱鎔基回機關後,並沒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職務,只領了一個工程師的頭銜。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被宣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並調至國家計委國民經濟綜合局工作。雖然朱鎔基被摘了帽,仍是所謂「摘帽右派」,在政治上屬於「內控對像」,根本不可能得到重用。

到了「文革」中期,1970年,朱鎔基被下放到國家計委設在湖北襄樊的「五七幹校」,一幹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這段時間,朱鎔基的主要任務就是勞動。他種過小麥、棉花、水稻,放過牛、羊,養過豬,當過炊事員。這5年是他20年「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重要階段。朱鎔基談到這段往事時感慨很多。他說,在這段時間裏,接觸了許許多多最基層的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對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了解。

1975年,隨著文革初期被當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的鄧小平復出工作,中國社會表現出微弱而緩慢的復甦氣息。朱鎔基回到北京後,被安排到石油工業部管道局的下屬單位———電力通訊工程公司工作。

石油部管道局設在河北廊坊,朱鎔基先後任電力通訊工程公司辦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師。電力通訊工程公司按中共的行政級別屬於處級單位,辦公室副主任,應當是副科級。此時距朱鎔基參加工作已經24年。24年前,朱鎔基被分配到東北工業部計劃處,被任命為生產計劃室副主任,是副科級;24年過去了,47歲的朱鎔基仍是副科級。

據一位了解朱鎔基這段經歷的人介紹,當時,中共黨內的各種不正之風抬頭,但是,朱鎔基對這些歪風邪氣有過抵制。一次,他讓手下的一個工作人員買東西,花了1元錢,卻開出3元錢的發票來報帳。朱鎔基很生氣,堅持不批准報銷。「不行就是不行」,這是朱鎔基經常說的一句話。朱鎔基的剛直性格與為人,使他成為很多人的眼中釘,肉中刺,一些人既恨他,又怕他。

據說,朱鎔基離開廊坊調到北京時,幾百人的單位,只有一位老人送他,場面極其淒涼。這位老人把他的幾件簡單行李裝上車,送他到火車站。老人拉著朱鎔基的手說:「就你一個好人啊!」說著,說著,兩人都哭了。這個老人叫周來福,也是管道局職工,和朱鎔基都住在單身宿舍。由於朱鎔基家在北京,每個周末都要回家,周來福星期六騎單車送他到廊坊火車站,星期一騎單車到車站接他回來。

通訊工程公司是一個工程單位,工作特點之一就是經常在野外施工。朱鎔基曾在調度室工作,是隊上負責技術的人。當時,朱鎔基經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過河,石油工地在哪裏,就到哪裏架電線,安裝變電裝置。他不僅能設計圖紙,還和大家一起從事一些體力活。施工很艱苦,宿舍就是帳篷,他在野外工作的時間比在機關工作的時間長。

 「右派」檔案燒燬時 朱鎔基沒說一句話

廊坊3年,是朱鎔基挨整20年的最後階段。不久,朱鎔基被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馬洪調回北京,擔任研究所下面一個研究室的主任。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這年9月,朱鎔基20年的右派問題終於劃上句號。

在正式平反那天,中國社科院組織部門的一位負責人,鄭重其事地把他的檔案袋裏定他「右派分子」的材料和開除黨籍的處分決定抽出來,付之一炬。朱鎔基看著那一張張記載他「反黨罪行」的字紙,在火中化為灰燼,沒說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