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專訪邵嵐(1)警察接令刺激抗爭者

編者按：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HKIAD）發言人、城市大學學生會署理外務副會長邵嵐（Joey Sue）近日接受了英文《大紀元時報》資深記者楊傑凱（Jan Jekielek）的《美國思想領袖》節目的專訪。以下是採訪內容：

楊傑凱：在本期節目中，我們將與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署理外務副會長、學生活動家邵嵐坐在一起，她還是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HKIAD）發言人，該代表團是全港11所大學學生會的聯盟。

卲嵐曾說過，「我們永遠不能低估，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面子、控制整個國家，從而壓制各種民主運動的決心。我一直認為，他們非常害怕人權保護自由民主，甚至革命等思想，害怕這些傳入中國。因為這肯定會引起震動，中共非常、非常擔憂，因為這肯定會導致中國大陸發生大規模抗議和示威活動。」

為甚麼邵嵐相信，沒有一個領導者，香港抗議活動會變得更強大？為甚麼她認為，香港警察是在有意刺激抗議者，使抗議活動暴力升級？為甚麼香港的狀況與中國大陸的侵犯人權行為密不可分？中共又是如何在香港打造監控體系的？

呼籲港人關注《逃犯條例》

楊傑凱：邵嵐，能邀請你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真是太好了！那麼，邵嵐，首先，你現在20歲了，你在香港本地做了很多相當了不起的工作，不僅是在香港，在國際也是。你告訴我，10日你還要在華盛頓參加中國人權狀況聽證會。這讓人驚訝，你實際上是在全世界到處呼籲。

邵嵐：是的。

楊傑凱：在香港，你正在參與民主抗議活動，並深度參與了香港的學生會和學生團體。告訴我，你20歲的年齡，你是如何參與到其中的？

邵嵐：好吧！我一直對香港正在發生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非常感興趣。今年5月，我知道《逃犯條例》將會成為香港的一個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那時我還不是學生會負責人。因此，我就在自己就讀的大學裏成立了關注小組，開始開展各種工作來推動這一問題，希望人們對《逃犯條例》有更多了解。我當時在車站設點，向人們分發小冊子，在社區宣傳，我還在整個學校裏張貼海報，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然後在6月份，我決定擔任一個更重要的角色，我擔任了我們學校學生會的副會長，我相信通過這一職務，我可以為民主運動做出更多貢獻。

楊傑凱：因此，你實際上是在5月份，也就是在抗議爆發之前，你就對《逃犯條例》的威脅，進行了很多這樣的宣傳。因此，你實際上在提醒香港人注意《逃犯條例》的現實威脅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邵嵐：嗯！當時香港政府已經出台了《逃犯條例》，但是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是在5月份，香港有很多歲數很小的、許多十幾歲的青少年意識到，這將成為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威脅到香港的核心價值、威脅到香港法治、威脅到我們獨立的司法系統。

所以當時，我的一群同學和朋友，還有一些大學生甚至是中學生，他們已在努力推動，提高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我相信，這就是為甚麼《逃犯條例》越來越受到關注的原因。然後在6月就爆發了抗議活動。

楊傑凱：非常了不起！你知道，你成為學生會副會長，你開始作為學生代表而工作。然後，你知道，你又往前邁出了一步，建立了一個將所有學生會連接起來的組織，對嗎？

爭取國際支持

邵嵐：是。是在7月底，很多香港大學的學生決定，我們必須開始對外做宣傳工作，將國際社會志同道合之士聯合起來。他們意識到反對《逃犯條例》的抗議活動，將會成為一個國際問題，而不僅僅是中國內部的問題。因為我們相信，香港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相信，通過建立學生代表團並與國際社會建立聯繫，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楊傑凱：那麼，甚麼使你認為，香港對世界其它地區如此重要？香港發生的事情對世界其它地區都如此重要？

邵嵐：首先，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中心，在金融領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超過70%的對華外國投資都要通過香港，所以我們相信，香港一直是全球非常、非常不可替代的經濟中心。

讓香港地位非常獨特和重要的另外一個因素是，香港實際上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文化中心，香港中、西文化融合得非常好，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都無法取代它，香港是全球最多樣化的城市。我們相信這裏獨特的文化，使香港成為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地方。

眾所周知，香港實際上有很多國際非牟利組織，有很多跨國公司的總部。我們相信它是無法替代的，你無法做到，你無法在中國其它城市找到替代，也無法在全球其它城市找到替代。對於西方世界來說，把普世價值觀念，諸如自由、民主甚至是保護人權的觀念等，通過香港傳入中國，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相信這就是香港如此重要的原因。

沒有領導人的民主運動

楊傑凱：你正在做這項工作，你非常直言不諱，非常坦率。你是否擔心這會把你置於危險之中？

邵嵐：老實說，我很擔心。但是我認為有一點值得慶幸，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場沒有領導人的民主運動，實際上沒有人扮演領導角色或充當領導小組成員。因此，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很難找到一個領導人。因此，我認為這實際上也在保護自己。

但是自從6月份我擔任學生會副會長以來，我還是收到了很多恐嚇信和恐嚇信息。而且，香港白衣人團夥越來越多地襲擊民主活動家，襲擊學生會領導人，所以我非常擔心，但是每當我想到前線的手足，他們比我承擔更大的風險時，我覺得這沒甚麼大不了的。

楊傑凱：你知道，無領導者運動的想法，很吸引人。這與2014年大不相同，在2014年，有像黃之鋒（Joshua）這樣的非常關鍵的人物，香港抗議運動如何做到不需要領導者的，它是如何運作的？

邵嵐：我必須要說，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很自豪，因為香港人非常聰明。2014年雨傘運動後，我們做了很多改進。我們意識到，一旦我們有一個領導者或領導團隊，那麼香港政府或中共，就很容易將目標瞄準領導者，通過打擊領導者，來打垮整個抗議運動。

所以這次我們沒有任何領導者，我們都是自發地組織在一起，自發地抗議。一般來說，當我們有了一個想法後，我們就把它發佈到網上，等有了足夠多的響應者，我們就進一步組織集會和抗議活動。我們沒有領導整個運動，或所有抗議和集會活動的那種領導人。所以在香港，你可以看到很多主題不同的抗議和集會，我覺得這是抗議活動能夠持續下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實際上，我們是在利用自己的創造力和智慧，來進行這場抗爭運動。這實際上是非常成功的，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注意。（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