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大陸醫生親歷不尋常器官移植手術（上）

「剛將前期準備做好，肝源就來了。一切好像就是安排得井然有序。」2011年的一個深夜，浙江大學附屬醫院的鍾醫生（化名）參加了一台肝移植手術，當晚以「翻牆」後的所見所聞，令當時還是實習醫生的他從此遠離器官移植。

這台深夜進行的肝移植手術是在浙醫一院（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進行的，該院是中國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之一。

「因為這個本身對良心、對內心也是衝擊蠻大的。」2019年12月19日，鍾醫生告訴《大紀元》記者說，他選擇後來工作的醫院「也是覺得這一塊可能這種事情（活摘器官）稍微少一點」。

因為涉及的話題嚴肅，鍾醫生向記者提供了他的學士畢業證、學位證、碩士畢業證、學位證、職業證書、醫師執照的原件。

手術內部更衣室出現公安衣服

鍾醫生是浙江大學臨床醫學碩士，在讀書期間有大量的實習，要在浙江各個醫院輪轉，他說：「杭州一帶的醫院，我基本上都是去過的，對一些主要科室的情況我是比較了解。看到的東西、聽到的東西都比較多。」

鍾醫生談到2011年那個令他刻骨銘心的一晚。

他說：「我是在實習期間以第二助手的身份，參加過肝移植手術的。因為我們浙江大學有一個附屬第一醫院，這個醫院在肝膽移植方面是一個權威，華東地區肝膽移植方面，它是最多的。」

那天是晚上11、12點，已經熄燈了，主刀醫生恰好缺人，就打電話要人，「問我要不要去，我當時因為抱著學習的心態嘛，有這種機會我肯定就去了」。

鍾醫生至今還清晰記得當晚看到的一些不尋常的情況。

在手術室的更衣室，「晚上一般衣服非常少，但是我看到有公安的衣服，就很奇怪，這個更衣室都是內部的，怎麼會有公安的衣服呢？」

鍾醫生換好衣服，就去主刀的檯子，「它是一個一個房間分開的，我只能進去指定的房間，就是說接受移植的這個房間，後來那個肝源是從另一個地方拿過來的。」

「在經過旁邊的一個地方，我看到有幾個人穿的衣服顯然跟我們不一樣。」他說，手術室的衣服分兩類，一類是醫生穿的，一類就是外來人員穿的，「我看到兩個人是穿著那套（外來人員）防護服。身材都很高大。」

不尋常的移植手術安排

「後來我們的手術開始，這一台已經開始了，就是前期準備做好了，那個就來了，就是肝源就來了。一切好像安排得井然有序。」他披露，那個供源的手術可能就在旁邊的房間，「我懷疑是在隔壁的一個手術間。就是我過去的時候，我看到隔壁有幾個穿外來衣服的人。」

當晚接受移植手術的是個肝硬化患者。當天的手術做了很久，從晚上11、12點做到第二天早上7、8點。

移植手術示意圖。（大紀元資料室）

「我事後聽說，還有一個角膜（移植手術），就是說眼科在另一個檯子也開了一個，當天晚上，相當於有需要的，它都……角膜本身配型方面需求比較小，就說基本上有這種源的話，它一般都會去，是這樣子的。」

他披露，通常做眼角膜移植和肝移植「應該不在一起的，但當晚這幾台手術是同時進行的，這樣的安排是很不尋常」。

「他等於相當於工廠一樣，都在這一個裏面進行。那就說這個供體有甚麼東西（器官），他都可以去用他的不同（器官）……」鍾醫生說。

供體「肯定是政治犯」

鍾醫生雖沒有親眼看見取器官，不過他根據所看到的做推測，「很有可能，肯定是政治犯，肯定是的，否則的話，沒有必要警方要過來。如果是自願捐獻的話，那沒有必要。」

「我怎麼會事後想到（活摘器官移植）呢？」他說，是因為他後來輪轉到肝膽移植區另外一個組實習，主任是鄭樹森。

他說，「他（鄭樹森）在開大會的時候，說了一句『現在（供體）就沒有以前那麼多了』，他在講這個東西，他說哎呀我們當年可以怎麼怎麼樣，現在就沒有那麼多了。」

鍾醫生聽後就想，「那當年怎麼就會那麼多呢？我就心裏『哎呀』一下，覺得『哎呀』好像上次（手術）看到的可能是這個事情（活摘器官移植）。」

鄭樹森是浙江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移植中心負責人，領頭開展了所謂多器官聯合移植。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17年12月，鄭樹森團隊已施行肝移植2,300餘例。2005年1月28日，鄭樹森同日連續完成5例肝移植手術。

鄭樹森從2007年起，在醫生身份之外，還有一個和醫學無關的奇怪頭銜——浙江省反邪教協會的副理事長，該組織專職迫害法輪功。

甚麼原因造成手術量極大減少

鍾醫生對活摘器官移植有一定的了解，「因為後來我翻牆了，是知道這個事（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在一些零碎的談話當中，我是聽到有這種事情。主要就是我親眼看到的這個事。」

他還有一個最實際的線索，「就是手術量」。

鍾醫生說，鄭樹森說器官數量不多的時間大概在2015、2016年，「那時我是研究生輪轉（實習），就是第二輪輪轉。那個時候移植量就已經下來了。」

「手術量極大減少了，這是可以確定的。」他說，「鄭樹森自己說的，現在這個肝源沒這麼多了。那肯定是因為有一個原因造成，怎麼就沒這麼多了？當時怎麼會一下子就這麼多？」

雖然鄭樹森沒有說原因，不過公開報道顯示，正是在2015年，迫於國際強烈譴責壓力下的中共宣佈，2015年1月1日起公民自願捐獻器官成為移植供體的唯一來源。

官方登錄之肝腎移植總數遠大於官方公佈死刑人數，意味中共多數器官來源不明，多源自活摘法輪功學員之器官。（大紀元製表）

對於供體來源，鍾醫生說，「我聽說剛開始，法輪功學員肯定是很大的一部份（器官移植供體）。因為政治犯的話，他一般都是零星的嘛，就是呈集中規模出來的，就沒有別的（政治犯）了。」

中國器官移植市場飛速發展是從1999年到2007年，在2003年中國器官移植數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長，國際上掀起了到中國的器官移植旅遊熱潮。包括浙大附一院在內的中國一些醫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時間短到不可思議的1～2周（國外要等2～3年）。

2008年11月「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器官移植熱的興起與迫害法輪功幾乎同步，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憂慮。」國際社會也強烈譴責中共的罪惡行為。

良心的抉擇

雖然國際社會已經在施壓中共，讓其停止活摘器官，但對鍾醫生這樣的醫學院的學生來說，最看重的還是職業生涯。鍾醫生回憶說，「當時好像就是（器官移植）形勢一片大好，選這個肯定能留院。我們有很多同學是去了。」

在大二大三期間正值選導師。因為當時移植手術需求的增加，做器官移植的醫生的數量是大增的。他說：「當時鄭主任手下的，就特別多。就相當於浙一主打的就是這個（肝膽移植），所以當時很推薦我們去。」

「正常的科室的主任，你去找他當研究生，他不一定能夠保證你能夠留得下來。但是他（肝膽移植）這裏說，你來我就能把你留下來。只要選我們鄭老闆和他手下很多那些二級大醫生，反正只要選他手下的那幾個人，都可以保證你能留院。」

鍾醫生所在的是大外科，包括肝膽移植、普外科、骨科等。他沒有選肝膽移植的導師，「不太想使自己處於某種良心抉擇上面」。

他說：「對一個本身就不知道的人，就還好。我由於種種原因，已經知道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那就是很難再裝作自己不知道。」

「就是跟這些東西比較遠了。」

他介紹，很多醫生一旦參加工作之後，就只限於自己這一塊了，其它領域也就很少有機會了，「後來我就沒有充份理由可以直接進入到他們一線去。包括我現在去手術室，我也是指定到我該去的那個地方。」

浙江大學醫學部大樓。（維基百科）

他們口中的「死刑犯」

鍾醫生介紹，不經麻醉進行器官摘取，必須是實際的實施者才行，他沒有參與過。

他說：「取的這個東西（器官）只有可能你找了他（移植醫生）當導師之後，做了他的研究生，可能才會。」

不過，當時選移植方向的同學，是知道一些內情的，他說：「他們說是叫死刑犯。（上面）就跟他們說是死刑犯。」

遇到活摘器官移植手術時，「肯定得去，他們導師已經命令他要去了，那他就只能去。就儘量不去多問。他們會儘量避免去知道。」

鍾醫生說，「我們內部在討論的時候，都不敢聲張，就問，是不是法（輕聲，很小聲地說，呈現口型）『輪子』？是這麼說的。」

他說，當時的討論就是跟幾個兄弟、幾個學長，裝作自己好奇問問，「我說是不是這個？（他們）說『哎哎哎哎』（輕聲小聲，表示認同），就是不敢明說。」

「很多鐵的事實感覺沒有辦法辯駁」

工作後，鍾醫生翻牆知道更多活摘器官的事，「是通過翻牆才慢慢知道有這麼個事情。後來才把碎片的一些東西串聯起來。因為一開始都是碎片化的，沒有串聯起來。串聯起來其實就等於好像是完全正好經歷過它這麼一個變遷。」

他說：「得知這個的時候，當時衝擊力是很大的。就是包括看到，很多鐵的事實感覺沒有辦法辯駁。」

「就是為甚麼後來中國的那些移植的文章都不讓發了。」在鍾醫生讀研究生的時候，海外已經禁發中國移植醫生的論文了。

連鄭樹森的文章也被國際權威學術期刊《Liver International》（《國際肝雜誌》）撤下，原因是他無法提供論文中提及的563例肝臟移植的器官來源符合道德倫理的證明。

鄭樹森做的大批器官移植手術的時間與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時間相吻合，所以鄭樹森一直被指控為涉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犯。（新紀元合成圖）

鍾醫生表示，以後他還可以再詳細披露鄭樹森的一些情況。

他說：「這個可以通過學術方面的一些（例子），包括他論文是怎麼發的？包括他的研究是怎麼做的，包括他評上院士最重要的那個項目，他為甚麼能夠定一個標準（杭州標準），等於說是一個肝移植的標準。就是說他為甚麼要定這麼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和國際上既有的標準有甚麼區別？那麼這個可以單獨開一個。因為這個可能需要一些知識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