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可能會輸，但會有0.01的機會，可能會拐了一個彎，開了一個岔。」大學畢業不久的香港人傑瑞（Jerry，化名）看似平靜地說道：「與其跪著生存，不如站著死亡。」
現在香港中三的學生（相當於大陸的初中三年級）都到前線去滅催淚煙，中五（相當於大陸的高中二年級）學生因上前線而中彈受傷，傑瑞對《大紀元》記者說，看見如今的中學生犧牲這麼多的時候，「我覺得有一絲絲的愧疚和慚愧。是否當年我付出得不夠多，才令如今這麼失敗？」
2014年雨傘運動時，上中學的傑瑞曾籌辦過罷課活動，在今年反送中運動中，他從「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變為「勇武派」。這個轉變，對他和其他香港人來說，痛，但又需要「放手一搏」，「需要更加盡力去付出和參與」。
「我們不能讓他們孤單地作戰。對於犧牲了的人，如果我們不再多做，真的對不起他們。」傑瑞10月23日在香港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如果要盡力的時候，就要放手去做，這樣既推動了我，也推動了別人。」
家人間的分歧
香港反送中運動已接近5個月，港人一百多萬人、二百多萬人每周末，都有人走上街頭表達訴求，但是港府漠視民意，甚至推出《禁蒙面法》，警方暴力鎮壓，發射逾五千枚催淚彈等，抓捕逾千民眾，包括10歲的小朋友。
面對這樣的現實，傑瑞的家人並不支持他上前線，或參與勇武派的行動，認為那樣會把他置於被捕的風險之中。家人覺得，傑瑞可以選擇去外國，若不流亡，也可以到外國繼續讀書，不需要為此付出太多代價。
傑瑞對《大紀元》記者說，「這是和家人之間最大的分歧」，他明白家人的心態，因為他們畢竟經歷過1989年中共天安門大屠殺事件，心中的陰影讓他們覺得只能跪著求饒，苟且偷生一陣，趁機離開才是出路。
可是，「如果我甚麼都不去做，是對不起他們（反送中抗爭中失去生命或受傷者等）的。甚麼都不做的時候就一定會輸。」傑瑞說，「一旦這個運動失敗，接著而來的是更多的清算，其實現在都已經在進行著，一定會有更多的打壓。」
吸催淚煙成日常
與不少香港年輕人一樣，在上前線之前，傑瑞已在社交媒體上留下了自己的遺書，只是沒有手寫後放在口袋而已。
當被問到第一次吃催淚煙是在哪裏？傑瑞笑了，「第一次我真的不記得了。」
他說，自己當時只覺得需要趕快離開、要逃避，因為感到刺眼和灼熱。
令傑瑞印象最為深刻的一次是，催淚煙進入眼罩裏面，當時，立即需要用鹽水洗眼。洗刷完畢，他馬上與同伴們繼續行動。
「其實沒有時間讓你停下來思考這件事情的發生，這已經成了一個習慣了。」傑瑞淡淡地說：「當然第一次遇上催淚彈的時候，的確是惶恐和震驚的，但是你會覺得大家都是活在同一威脅之下，你與身邊的人會有一種莫名的聯繫。」
如今，「催淚彈已成為日常，真的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他眉頭一皺，「我覺得那種痛心是催淚彈射入了果欄（註：批發市場）、罔顧（註：不顧及）附近的民居、罔顧是否有老人院，對於這些我仍然會感到憤怒，這種憤怒是不會消退的。」
打砸有目標 間接攻擊中共政權
傑瑞選擇在一個行人稀少的深巷裏接受我們的採訪。當時他全身著黑衣，蒙面，戴墨鏡、黑帽。偶有過往的人士，每每將目光投放在他的身上，他也無懼。畢竟，現在港府施行《禁蒙面法》，他的穿著會被某些人認為是怪怪的。
作為勇武派，傑瑞與他的同伴承擔起遊行中的重要部份，包括在最前線用傘陣遮擋催淚彈，保護後面的民眾；砸親共人士的商店、銀行等。
他特別解釋了在打砸過程中的一些細節，並表示這種攻擊不是一種趁火打搶，而是一種有意識、有清晰目標的攻擊。
傑瑞告訴《大紀元》記者，香港勇武派在行動中，多是針對中資銀行或親共店舖。
「林鄭傀儡的背後其實是中共的政權，有許多中資銀行直接是中共財務部，可能是國企。」傑瑞說，「某種程度上，間接攻擊了中共政權」，「這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另外，勇武派將香港的店舖分為四類，即黃、藍、黑、紅。黃，是支持抗議者的商店；藍，是支持政府一些言論的商店；黑，是與福建幫有關係的、攻擊抗議者的黑社會的商店；紅，是指在國際上散播不實訊息、詆毀香港抗議者的親共商店。
對於「黃」店舖，勇武派和其他民眾都是支持的。例如，10月24日，「黃」店舖、龍門冰室紅磡寶其利街分店，遭不明身份的人打砸破壞，店主擔心受到親共者的報復打擊。消息傳出後，香港民眾紛紛到此店光顧，表達支持與安慰。店門前人山人海排起了長隊，不少人是特意前往該店告知老闆加油。
對於「藍」店舖，勇武派並不會去打砸，只是純粹用罷買的形式去抵制， 不會隨便去攻擊。因為「我們希望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雖然正在被剝奪，我們都會遵守這個言論自由的」。
對於「黑」店舖，如被指由「福建幫」經營的優品360，傑瑞表示，當警察在執法時偏坦不公、司法制度失效的情況下，沒有辦法，不得不用民間的方式去制止這些人隨便攻擊普通民眾。
此前，7月21日，這群黑幫在元朗無差別地暴打民眾。民眾報警後，警方遲遲不來救援。反而有影片顯示，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事發當晚，與這群黑幫會面，且疑似鼓勵他們。
至於「紅」店舖，例如美心集團、吉野家等。美心集團創始人伍沾德長女、北京全國政協常委伍淑清，在反送中以來，不僅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誣衊「反送中」運動及抗爭者，還反對罷課等。
吉野家不僅刪除員工發佈的諷刺香港警方的創意廣告「獅子狗」，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吉野家母公司合興行政總裁洪明基還解僱了這位廣告事務員工。
傑瑞說，無論是中資銀行，還是這些親共店舖，他們與共產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不然他們不可能在大陸做這麼大的生意」。
他強調，勇武派的行動不是無差別的攻擊，中國銀行隔壁的渣打銀行、◇匯豐◇銀行、恒生銀行，包括珠寶店，都安然無恙、絲毫無損。
傑瑞自信地說：「這樣的情況在世界上都是罕見，因為看得到抗議者之間是有非常嚴明的紀律，我覺得外國人都佩服。」
警權社會下還有一份篤定
在交談中，傑瑞總體來說，比較沉穩、淡定，偶有笑聲。不過那笑聲中，多是無奈。
他說，現在的香港，已經成為警權社會。
例如，10月4日，香港鄭姓的士司機開車撞向遊行人群，多人被撞倒，的士速度不減繼續剷壓行人，直至撞向商舖鐵閘的士才停下。該事件造成3名路人受傷，其中2人情況嚴重，1名23歲女子雙腳骨折。鄭姓司機被憤怒的民眾圍毆，後來，傷者和肇事司機均被送醫院搶救。
可是，10月8日，中共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等人，到醫院看望鄭姓司機；同時「守護香港大聯盟」稱7日已發起內部募捐支援鄭姓司機，並且承諾捐款逾52萬元。
「的士司機沒有完全問題，反而被撞的人被人告，這是是非黑白顛倒，」傑瑞憤怒地說道，「因為我們整個城市司法制度，或者刑事檢控完全依賴警方，而警方完全是一個失效和貪腐狀態，又沒辦法追究他們。你見到的香港完全變成警察的地方，警權過大。」
當警方用催淚彈等對付那些完全手無寸鐵的抗爭者的時候，包括傑瑞在內的其他香港人發覺港府的功用已經失效到一個極端狀態。
10月27日，香港民間發起「追究警暴 守護民眾 與記者同行」遊行，在活動未開始的時候，警方就在梳士巴利花園外對民眾進行搜查，抓捕抗議者；不久，還向沒有任何裝備的民眾連續發射催淚彈。
這讓上大學時學習過後殖民主義等理論的傑瑞認為，沒有辦法再用和平的抗爭手段面對警方主動的、猛烈的攻擊，「即使我們不會主動去反攻，而一定的防衛性武力是必須的，這是保護自己的手段」。
他覺得，從歷史中發現，其他人為爭取自由反抗時，暴力是其中一個方法或是逼得不已的選擇；如今，「我們常說『是你教我和平是無用的』，才會演變成今天的局面」。
不過，令傑瑞欣慰的是，在這近5個月的抗爭中，儘管警方的暴力鎮壓升級，仍有一定數量的香港人繼續堅持下去。傑瑞說，這種情況相當於多了一份希望，又同時多了一份絕望，讓香港人更加看到港府是一個完全不對人民負責的政府。
針對暴力鎮壓的白色恐怖，「對付的辦法是：他令你懼怕時你偏偏就不要懼怕，繼續走出來應對。」傑瑞自信地分享他的經驗。
他說，例如政府限制出版自由，若只有10個人走出來寫，政府就會對付這10個人，若有100萬人走出來寫的時候，它（政府）沒有辦法殺死100萬人。
「這時候大家都要勇敢一些，儘量走出來，相信街上其他的同伴會盡力保護你。」傑瑞說。
從「香港人加油」到「香港人反抗」
如今，在香港，到處可見「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等標語。傑瑞告訴《大紀元》記者，香港人最大的、最明顯的轉變是：以前叫「香港人加油」，現在很多人喊「香港人反抗」。
這需要一個過程。
傑瑞說，原本自己覺得這場運動可能不會持續這麼久，「香港人很善忘，這件事會消退的，大家等著被清算和繼續沉淪」，挨下去、被動的角色；但是當港府頒佈《禁蒙面法》，警方暴力鎮壓不斷升級，還開真槍，港人已經沒辦法被按著打，轉成主動行動。
「去滋擾也好，怎樣去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不再是加油，而是大家要反抗。」傑瑞激動地說：「就是到了那種危急的程度，大家被逼迫的感覺更加嚴重時，我們才會覺得一定要揭桿而起，一定要反抗。」
遊行的標語中，也經常出現「天滅中共」「驅逐共黨 光復香港」的字樣。
傑瑞對《大紀元》記者說，與「7.21不見人 8.31打死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些標語的數量相比，「天滅中共」的標語是少數，但是「大部份稍微對中國共產黨有認知的人，或者是有人類正常良知的人，都覺得這個政權真是令人深惡痛絕」。
「為甚麼會針對共黨？」他解釋道，「那個原因始終是林鄭政權背後她做的事，或者她真正的主人、她服務的人，簡單來講就是中共政權。」
只有從政治體制上真正地還政於民，這場運動才會慢慢平息，否則只是一種假的政治改變。這是傑瑞心中期盼，也是港人心中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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