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上體育課，老師把同學們分成兩隊踢足球，大家輪番上陣，輪到我父親上陣時，他像以往一樣，捨不得穿著布鞋踢球，把它脫下放在球場邊，打著赤腳上場踢球。
打完球回到場邊，我父親發現他的布鞋不翼而飛，遍尋不着，急得當場大哭，雖然有些好心同學出面幫忙四處張望，也不見其蹤影，這是一雙已沒有甚麼實質價值的舊鞋，我父親已穿了好幾個月，拿走鞋子的人明顯地是在惡作劇，知道這雙鞋是我父親的「寶貝」，故意整他的。
父親日後回想事件發生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有些同學妒嫉他年紀雖小，成績卻是名列前茅。記不記得我上面講過，曾經有富家子弟出價想要頂替他入學的嗎？誰能擔保他的同班同學之中沒有人是用這方式混進來的？集美師範是當時福建省的頂尖學府之一，畢業生將來得要為人師表的，所以學業要求十分嚴格，如果有甚麼人真是這樣混進來的，最後想不被淘汰也難。
當時操場上只有他們那一班同學，父親心裏有數，認定就是平日最愛拿他惡作劇的那幾個同學幹的好事，但是苦無證據，只得萬分沮喪地打著赤腳走回宿舍，一路上還冀望有奇蹟出現，說不定那雙布鞋就被惡作劇者擺在他床前。
但是奇蹟沒有出現，所以當晚父親焦慮得睡不著，因為進教室是必須穿著鞋子的，此時他只剩那雙木屐，走進教室「格支格支」地，必成為同學們訕笑的對象。所以天尚未大亮，父親就穿著木屐先進入教室，夾著腿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這樣折騰了一整天，回到宿舍後父親又憂心地痛哭一場，因為雖然鞋子可以在市場買到，但離周日還有兩天，集美師範有門禁，學生們是不准在非周日出校門的。
好在父親在學校結交了一位終生摯友，也是他的同班同學林豐炳（福建長汀人），兩人家鄉都是在閩西（長汀是武平之鄰縣），客語也是他倆的共同母語。林豐炳日後與我父親同時投筆從戎，結伴徒步去黃埔島，成為黃埔六期騎兵科的學生。林將軍是抗日名將，戰功「豐炳」一如其名。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國府還在風雨飄搖的危局中掙扎時，負責衛戍老總統官邸的陸軍勁旅，是遠近馳名、裝備精良且驍勇善戰的第十一師，而當時統率該師的師長，正是林豐炳將軍。
林豐炳平日見自己客家老鄉被人欺負時，心中就已有氣，此時他挺身而出，借給我父親一雙鞋子（他在長汀家鄉屬小康之戶），雖然不太合腳，但已暫解燃眉之急，下一個周日，林豐炳就陪我父親上街挑選，買了一雙舊鞋子（父親捨不得花錢買新鞋）先應付一下。
可是這「鞋子事件」並未就此落幕，數日後有人在校園內發現一隻被剪成一半的布鞋（另一隻與另一半不知去向），拿來給我父親看，他一眼就認出這是他的老鞋子，少不得又是一場痛哭。
這半截布鞋就被他收藏在箱底作紀念，直到一九一九年去英國皇家軍校留學之前返鄉省親時，他將二等船票（兩人一艙）換為三等（十人一艙），節餘了一百二十幾個銀元，將全部款項親手交給我的老奶奶，那半截布鞋大概就留在老家了。只是父親完全沒有料到，這竟然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返鄉，兵荒馬亂的年代，身為軍人不是那麼行動自由的，再加上武平縣處於福建省最偏遠的山區，對外交通十分不便，不是動念「想家」，就能立刻啟程回去的。
父親於一九九五年去世，這麼一算，他足足有七十六年沒再踏進過家門，難為他一生寫了那麼多思鄉的詩句。諸如這首押著客語韻的詩「憶昔從戎遠別時，依依欲語竟無詞，阿娘含淚頻相囑，除夕團圝歸末遲」，就生動地描述出他離家從軍時，與母親依依不捨的景象。
唉，寫著、寫著，我怎麼好端端地濕了眼眶。
再回頭繼續講這鞋子的故事罷。話說此事被班上導師得知後，立刻氣急敗壞地召集全班同學訓斥，但已無濟於事，割鞋的「兇手」仍無法現形，徒然增加我父親的心理負擔。有好幾個月，他不敢再讓鞋子離開視線，甚至於踢足球時，肩上還斜背著一個袋子，把鞋子放在袋裏，自然又被那幾個瞧不起窮孩子的同學捉弄、訕笑。
父親的「報仇」之道就是用心向學、讀書，以優等成績來抵銷遭無端「霸凌」的恥辱，不但贏得同學們的尊重，也得到師長之同情與關懷。父親的努力沒有白費，在集美師範唸書的五年中，除成績優秀之外，還逐步升為校刊的編輯與主筆。
我父親日後之所以會投筆從戎，在集美唸書時就有跡可循，那是因為他在校時偷讀過一本名為「三民主義」的「禁書」，從此成為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經常在校刊（星火周刊）上為文頌揚「孫文學說」，而那本他讀過的「三民主義」還只是一份手抄本而已，因為當時掌理福建的軍閥是不容許印刷廠印行「異端邪說」的，違者會遭「串通革命黨」之罪名嚴懲。
我父親在集美的頭兩年沒有返鄉省過親，過年也是在廈門過的，一方面是家中長輩不放心他年紀太小，能不冒險上路就別冒險。另一方面是路上需花費，不是他能夠負擔的。
上完二年級的那個暑假，我父親終於得到家中許可，第一次翻山越嶺返鄉。學校發放的每個月幾角子零用錢，在他平日的「超級節約」下，居然足以換成兩個「袁大頭」（銀元），他把銀元縫在衣服裏後，興奮地踏上歸鄉路。
長途跋涉數日後，父親踏進久違的家門，立刻得意地掏出那兩塊銀元給我奶奶，見她無喜反悲，才意識到家中景況必有大變，首先是發現最受他鍾愛的小妹妹（我的淑莊姑），已被賣給鄰村的王家做童養媳，而且是兩年前他離家去廈門那一天就被王家帶走了的，登時父親想必是「仰天狂號，心中大忿」。
其實，父親從未清楚告訴過我，他當場所感受的打擊有多大，這「仰天狂號」是我自己猜想的。父親一向是性情中人，我承繼了他的血脈，也常會有相似的激進情緒反應，所以我相信我對這件事之感受（仰天狂號），是與父親雷同的。
其次，父親得知最疼愛他的祖母（我的曾祖母何氏），已於年前「無病」遽逝，死得突然，想必是心臟病或是腦溢血之類的急症，家人知道祖孫情深，怕他會輟學回鄉奔喪，就一直瞞著他。想起祖母給他的唯一紀念品，那雙她老人家親手縫製的布鞋，現在只剩下半截，不禁悲從中來，立即趕去謝氏位於「太平嶺」的祖墳區。想來，父親在奶奶何氏與亡父墳前，必然又是「呼天搶地」的大哭一場以發洩情緒。
父親後來告訴我，返鄉省親本該是件歡喜團圓的好事，但是因為這雙重打擊，他有好幾天目光呆滯，幾乎不吃不喝，神情非常沮喪。直到在王家做小媳婦兒的淑莊姑得知哥哥返鄉，經婆家允許後，趕回老家來與他相擁痛哭，悲情發洩後，他才逐漸恢復正常。
由於我祖母每天得下田耕作，所以淑莊姑在兩歲之前，是被綁在長她七歲哥哥（我父親）的背上，一早就同去替人放牛的。因為家裏窮，淑莊姑沒戴尿片，我父親每次去放牛（每天賺一個銅板），經常是帶著一背妹妹的屎尿回家，兄妹倆都得要先到小溪旁清洗乾淨才行，他倆相依相存的感情極為深厚，我父親於一九九五年臨終時對我兄弟倆的交待之一，就是要求我們返鄉去看望淑莊姑。
我的淑莊姑在王家連生了四個壯丁，以年齡論，他們全是我的表哥，我的大表哥王香文長我十好幾歲，受了一些教育，是位小學老師。而且「外甥似舅」，我這四位表哥的容貌，都神似我父親。
二零零二年我回武平尋根，有幸在淑莊姑辭世的前一個月，見到了她老人家，只可惜那時她已病重，不僅喪失記憶，也完全無法言語，如今憶及，仍覺萬分遺憾。
最近我翻閱謝氏族譜時，發現淑莊姑在族譜上列名「淑樟」，但是記得我自幼就聽父親稱她為「淑莊」，想是因父親用的客語發音導致我的誤會。我已在眾多的文稿中都用了「淑莊」之名，就還是將錯就錯罷，姑姑應該會一笑置之的。
我的第二個「鞋子的故事」
我這第二個鞋子的故事，就是一九四九年，父親如何逃離已淪陷的廣州城，到九龍與我們母子三人會合的離奇經過。或許有人要問，這故事會與「鞋子」有關嗎？
有的！父親的鞋子裏藏有玄機，他之所以能夠順利逃抵九龍，就是在與家人失散之前，已預料到自己前程難卜，在自己鞋子內割了一個小口，塞入了一只被扳直了的金戒指，以備急需。
在「手錶的故事」中，我已經將父親（時任陸軍第七十軍副軍長）如何與軍部失聯，以致短暫地遭紅軍主力部隊俘虜，又得以幸運地脫逃的經過作過說明。
但是在找尋劉安祺將軍（父親之摯友兼戰友，日後在台灣曾擔任過陸軍總司令）的兵團總部之路上，父親偶爾讀到一份幾天前的舊報紙，誤以為廣九鐵路停駛，擔心我們母子三人沒有逃離已淪陷的廣州城，只得告別同行的部屬（一位高姓團長），隻身重入虎穴救自己的家眷。
父母親原先在廣州城的約定是，我們母子三人先乘火車去九龍，投靠我的姨外婆范新瓊（她曾在法國習畫，是中國名畫家徐悲鴻與蔣碧薇的同班同學，也是台北榮總前院長彭芳谷醫師的母親），父親則因軍令在身，負責安排將七十軍眷屬撤到海南島後必須歸隊。我們母子三人本來也是應該隨其他眷屬同赴海南島的，但母親對時局非常悲觀，堅持要去九龍依親，且已購妥火車票，預定在父親出發去粵西後十二小時之內，登上南行火車赴港，因為此刻紅軍已集結廣州城外，次日即將進城。國軍為避免有百萬以上人口之主要城市中無辜居民，可能在激戰中遭殃，所以防守的七十軍未放一彈，已先行撤離廣州城。
(未完，下周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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