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蔣公在〈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中將他的智慧分享給中國人：西方民主科學的發達是來源於西方人宗教信仰的基礎。「我還要特別提出一件事，就是我們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一般倡導新文化的人士，皆崇拜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的進步，而獨對於其民主與科學進步的根本問題何在，則不加研究，而且始終置之不問。現在西方民主制度及其科學越是發達的國家，而其對於宗教——上帝——神的信仰，亦隨之迫切；無論他們的政府、社會、學校、旅館、家庭，乃至於軍隊，至少都存有一本聖經，無論男女老幼，其每人都有一句『但願上帝旨意成功』的傳統口號，不論其生活飲食和議會禱告，都不肯忘了這句口號。」
蔣公觀察到西方理學學問高深者反而信仰虔誠，真正研究西方文化的學者發現，西方的發達進步是以西方的傳統文化和宗教信仰為基礎：「天文學家以及一般理科學者，其學問研究越是高深的，而其對於宇宙，只有一位主宰——上帝存在的信仰亦更是虔誠。這是怎麼一回事？老實說，凡是真正研究西方文化的學者，即使他們學者自己，不論其為教育家、政治家或社會學者，都不能不承認其國家社會之進步，以及其民主科學之發達，乃是由於其基本教育與傳統文化——宗教信仰，為其唯一基礎。」（同上）
蔣公指出，中國的教育家和新文化人對西方的發達只知其表而不知其根本，同時拋棄了中國的傳統，是不可能達到國家和社會進步的。「我們中國的教育家和新文化人，既要倣傚他們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的發達，來求我們國家與社會的進步，而為何對於他們民主與科學的根本問題都不願一顧，甚至對於我們本國自己的文化精神和傳統哲學亦棄如敝屣，不肯回顧反省一下。如此虛有其表的民主與科學的皮毛，而沒有精神的軀殼，乃欲求其國家與社會的進步，豈非緣木求魚？」（同上）
痛定思痛
蔣公到台灣後，回首往事，憂患和辛酸不絕。
「本人自民國十四年總理逝世以後，四十四年間，憂患備嘗，恥辱重重，極人世之辛酸與難堪，可謂至矣盡矣。當民國十五年北伐開始，對黨內則肅清共黨分子之叛亂，對國內則消滅北洋軍閥之遺孽，凡袁世凱卵翼而成所謂直系之曹錕、吳佩孚、孫傳芳，奉系之張作霖、張宗昌以及中途投機附黨之馮玉祥，在北伐期間臨時依附本黨之李宗仁、與湖南之唐生智、雲南之龍雲以及川、貴等省諸軍閥，皆一一消除。及至本年李宗仁在北平暴斃以後，可說凡與我國民革命軍為敵之叛逆，完全消滅殆盡。甚至日本軍閥自東條英機、白川義則以至土肥原等不可一世之侵華罪魁，皆已為我十四年抗日戰役之勝利所滅絕。所有百年來國際對華不平等之恥辱條約亦完全取消矣。
「國民革命自總理領導以來，至此我國已取得平等獨立之地位。不幸抗戰初告勝利，而俄國強佔我東北，卵翼其共黨毛匪背叛國家，出賣民族，發動全面內戰，以致我民心渙散，士氣消沉，我政府不得不自大陸撤退，播遷台灣，至今已十有九年矣。」（蔣介石，《紀事手錄》，一九六九）
兵敗如山倒，剿共戰爭失敗之速之烈，大大出乎蔣公的意料。看到中國面臨的大劫難，蔣介石痛心不已。他在一九四九年的日記中說：「愧悔無地自容，幾無面目見世人。」「只能戴罪補過，以求自贖。」蔣介石在公開講話、文章和日記中，對革命失敗做了多次反省。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台北「革命實踐研究院」說：「我們此次失敗並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打倒自己。因為我們的軍隊是『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我們的軍人是『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的軍人。」
一九五零年，蔣公總結失敗說：「大家也提到軍隊腐敗，政治貪污，但這些只是失敗時候的各種現象，而不是促成失敗的根本原因。我們要進一步研究軍隊為甚麼會腐敗，政治為甚麼會貪污？據我研究的結果，我們所以失敗，第一在於制度沒有建立；第二在於組織之不健全。」（〈國軍失敗的原因及雪恥復國的急務〉）
一九五六年，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再次列舉若干教訓。其中有對蘇俄以誠待詐：「我們中國處處以誠信對俄共的詐欺，因而每次對蘇俄的交涉，終至陷於被動的應付。」
蘇聯成功離間美中關係，「史太林為了離間中美的合作，一方面對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戰術，企圖促成中國的中立化；另一方面又在美國對國共衝突的調處過程中，他以中立戰術促成美國對華政策之中立化」。一九四四年，史太林對美國駐蘇大使說中共是「人造忌廉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史太林的煙幕彈迷惑了羅斯福，他認為中共可以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這種誤導從羅斯福、馬歇爾傳到杜魯門，嚴重誤導了美國對華政策。
蔣介石也認識到國民黨「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的獸性與暴行」。「可以說是我們對於『民族至上』的原則，……因而對待他都是以寬大為懷，而不用徹底的手段，於是又授予共黨以可乘之隙。」蔣介石反省的意義，在於以史為鑑，亡羊補牢，著眼於未來的反對共產黨鬥爭。
南京大學歷史教授高華認為：「當時世俗的國民黨軍隊是很難戰勝超凡脫俗、帶有強烈理想主義色彩的中共和解放軍的，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失敗註定不可避免。」（高華，《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中共的「強烈理想主義」說白了就是「共產撒旦邪教」經過「政教合一」的洗腦結果。
三、名垂青史
從中國計
蔣介石退守台灣以後，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陸。其間，美國人曾多次考慮用原子彈襲擊中共，但蔣介石卻反對。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一日日記：「杜魯門與美國朝野主張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蔣介石反對是覺得此法「不能生效，因其總禍根乃在俄國也」。
美國政府為了挽救法軍在越南的敗局，準備以氫彈、原子彈襲擊越南和中國大陸。美軍出於多方面考慮，便派太平洋總部霍華德參謀長去約見蔣介石。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蔣介石擬定的《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中，其中第三項寫道：美國氫彈、原子彈不令用於越南與中國大陸。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日，蔣介石日記云：「召見叔明，詳詢其美空軍部計劃處長提議，可向美國借給原子武器之申請事，此或為其空軍部之授意，而其政府尚無此意乎？對反攻在國內戰場，如非萬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對於民心將有不利之影響，應特別注意研究。」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共軍駐福建沿海炮兵部隊，突然猛烈炮擊金門，史稱「八二三炮戰（金門炮戰）」。國軍反擊使共軍重挫收場，徹底粉碎共產黨赤化台灣的企圖，奠定了台澎金馬今日的安定基礎。
蔣公常巡視金門、馬祖等前線軍事基地，並主持各項演習；另外與由日本軍事顧問組成的白團以及美軍顧問團合作，進行軍事教育訓練，並協商防禦與反攻大計。一九六零年代初期，蔣親自主導「國光計劃」，紙上工作之餘，也曾進行多次實兵演練。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大陸第一枚原子彈試爆成功的消息，很快傳到蔣介石耳裏。數日之後，蔣介石在台北石牌對國民黨軍高級將領說：「我們只有戰，才有生路；不戰，只有死路一條，與其在共產黨原子彈轟炸下而死，不如戰死；與其死在台灣，不如死在大陸；與其被美國人出賣而死，不如戰死在戰場。」（王豐，《蔣介石放棄「反攻大陸」始末》）
當時美國拒絕和中共作戰，而蘇聯因為和中共失和，於是與蔣經國談判，提供經費、武器和軍事基地。蔣介石在日記中提醒自己，蘇聯可能不懷好意，不能做吳三桂、洪承疇，不能引蘇聯趁機進入中國。
蔣介石沒有放棄將大陸從中共手中光復的決心，由於國際形勢和軍力對比，終不得成功。
畢生反共
一九二七年清黨後，蔣介石曾引述朋友的話：「我們反對共產黨恐怖政策的舉動，還嫌早了一點，不是因為共產黨的罪惡沒有暴露，乃是因為神經麻木的中國民眾不受到十八層地獄的痛苦，不會覺醒的。」「設如中正任大家常受軍閥的壓迫，帝國主義者的摧殘，或是因為國民革命而將中國暗送給共產黨的恐怖政治去處分，是中正蔑棄革命軍人的天職，為千秋萬世的罪人。」（〈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 ）
一九五零年三月，蔣介石在台灣復職總統，他宣佈：「這一次復職以後，我們革命的目標，是恢復中華民國，消滅共產國際。」（〈復職的目的與使命〉）
一九五一年，韓戰升級。蔣介石指出：「今日共產集團已成為世界的公敵，而我中華民族已成為世界反侵略的先鋒。我們反共抗俄的號召，就是喚起全體人類自救的木鐸；我們民主自由的台灣省，就是復興中華民族光明的燈塔。」（〈中華民國四十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一九五二年元旦，他告誡同胞：「正義與暴力是截然相反，無法並存，無法融合的。我們堅強屹立於正義的一方，儘管世界上有些國家暫時徘徊觀望於正義與暴力兩陣線之間，……但這個徘徊綏靖的政策，決不能持久苟安。」（〈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在蔣總統與南韓總統李承晚的倡導下，亞洲反共聯盟在南韓成立。中華民國、南韓、菲律賓、泰國、越南五國參加。蔣總統呼籲美國出面，領導所有東亞反共國家，締結類似《北大西洋公約》之反共協定，遏止共黨在遠東之擴張。
一九五四年十月七日，蔣總統對美聯社記者說：「共匪來犯台灣，……將予國軍以迎頭痛擊敵人之機會，我軍已有充份準備與信心，並有全體人民之擁護。」「倘今後蘇俄露出真面目，出動俄軍在大陸作戰，……吾人有本國人民之充份支持，必可擊敗俄國。」（《我必能戰勝大陸中共匪軍》）
一九五六年，中共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進入高潮，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倒行逆施，顛覆傳統。蔣介石痛斥說：中共「禍國殃民的罪惡，遠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的賣國漢奸，更非滿清帝制，喪權辱國、橫徵暴斂的苛政所能比擬其萬一。最近幾年，共匪更在大陸上以殘忍無比的手段，推行其所謂『農業集體化』、『工商業公私合營』與『思想改造』、『文字改革』等等暴政，實際上就是要將我們大陸人民從精神至肉體，從個人至家庭，緊緊捆綁在俄帝的刺刀尖上，作為俄帝奴役人類，和征服世界的侵略工具。」（〈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同年，中共突然決定紀念孫中山九十誕辰。蔣介石怒斥：「共匪竊據大陸已經七年了。在這七年之中，共匪所紀念的只是他們的馬、恩、列、斯，而其所加於我們國父的，只有難堪的侮辱。」「而他們到今年又倒過來大舉紀念我們國父的誕辰，大家一望便知這是他們無恥的手法。」
「更可笑的一點，就是共匪今日還想曲解我們國父的三民主義，並且將……『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一併曲解，更改稱『容共』為『聯共』，藉掩蓋當年的事實。」
「只要一看當時中共代表李大釗的聲明，就可以解答任何的詭辯。這聲明中有下面一段原文：『……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黨來。……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國父九一誕辰紀念告全國同胞書〉，一九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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