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以前意識到余文生律師所做的會有風險嗎？
許豔：一開始他是做民商案件，壓力不很大。2014年，他代理一個支持香港佔中的當事人。因為不讓他會見當事人，他堅持律師的會見權，就被抓了。
之前我沒有意識到他會有危險，包括他這次失去自由，我都沒有心理準備。因為我看到的，就是他正常代理案件，他只是在法律範圍內盡力去幫助當事人。
《憲法》有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權，他從法律角度給出修改憲法的建議，如果得不到鼓勵與表揚，絕對不應該因此而被抓捕，更不應該以此作為定罪的證據。
記者：2014年他被抓放回後，身體非常差？
許豔：對，他進看守所之前的體檢，身體很健康。被關了99天後，身體就非常差，後來幾天，他走路腿不會邁步，我扶著他，他把胳膊放在我的肩膀上，用另一隻手抬著那個腿一步一步地邁。結果回來12天後，他就要去醫院做手術。
那次他在裏面遭受了酷刑。坐審訊的椅子，椅子特別高大，還有稜角，他個子不高，手臂根本就環繞不了那個椅子，他們就硬拉，給他戴上手銬，連續長時間審訊，手腫得非常厲害。
放回來的那個晚上，他一下就喝了兩壺水，晚上還必須要開燈才能睡覺。
後來他代理王全璋壓力就特別大，但他也一直盡力。石景山國保阻止他去天津見王全璋，樓下一層停的都是他們的車，國保坐車裏，不讓他出門。但他還是想辦法連夜到了天津，要求會見。
記者：他被抓後，您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傳喚，原因是甚麼？
許豔：我其實就是一個家屬啊，給丈夫維權而已。他們就連續三次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傳喚我。
必須要有法律證據才可以刑事傳喚人的，但他們最後也沒有解釋出為甚麼要傳喚我，他們說，就因為我是余文生的妻子。
他們威脅我，說如果我再接受採訪，就要抓我。他們不許我接受採訪，不讓我給余文生維權。
記者：那您平時也被監控跟蹤嗎？
許豔：現在樓下的平房裏一直有人，有時是社區的，有時是警察、有時是國保，有拍照的，有跟蹤的。有好幾次，他們限制我出門。
一次我出門，八角派出所警察，還有兩個居委會的、兩個便衣，就跟蹤我。我打的士，警察直接對出租司機亮明身份，說他是警察，不讓他拉我，讓司機靠邊停車，司機只能靠邊，讓我下來。
我的手機是被監控的，我到哪兒，他們都知道。有次警察就跟我說，你昨天是不是去了六環？他們甚麼都知道。
記者：您知道為甚麼把余文生羈押在徐州嗎？
許豔：不知道。余文生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我也不是徐州人，徐州與我們沒有任何關係。
從北京到徐州有一千五百多里， 20天我就要去一次，這一年五個月，我去徐州已有30次了。路途的遙遠讓我的維權路雪上加霜。
高鐵票還有吃飯、住宿等等其它消費，去一次花銷非常大。為節約開支，趕上看守所上午11:30前存錢，早上4時多我就要出發。冬天天還沒亮，我一個人出門，確實感覺特別淒涼，努力的過程很艱辛。
記者：這一年多，您一直為余文生律師維權，有甚麼效果嗎？
許豔：我每次去徐州，為他奔波維權，申請監督，儘可能跑很多部門，看守所、檢察院、法院、公安局、監察委、人大這些監督部門，包括律協，我全都去了。
我去了這些部門，沒有一處是能夠進大門的，這是最讓我傷心和無助的。我根本就找不著監督部門和人，因為大門我都進不去。
在江蘇省、北京市，我也去申請監督，也是進不了大門。有時我就把材料郵寄過去，但是沒有任何回覆。
但我就要堅持為他去維權。我就是不放棄！我努力了！
余文生在家的時候，我是大鬆心，甚麼都不管，現在我得擔很多事情了。以前他不在家，過節時我還會哭，但是現在就不會哭了，哭解決不了問題。
記者：您覺得為余文生律師維權，最難的是甚麼？
許豔：我從北京到徐州為余文生維權，一個非常大的困難是，余文生的名字被屏蔽得非常嚴重。
國內網絡上已經搜索不到余文生律師的任何消息。他的微博、微信等帳號也已經被封，我的微博帳號也被封，我重新註冊也註冊不了；微信發個帖子，只要文章中有余文生名字，就發不出去，在名字中間加上圖標才可以發出去。經常是一篇文章要修改很多次，才能發出去，發出個聲音都特別艱難。
記者：過程中覺得最恐怖之事？
許豔：以前我打電話給他，一顯示「無法接通」，我就非常緊張，擔心他是不是又失去自由了。
有次我跟孩子準備出去，剛和孩子走到車那兒，要打開車門，突然就衝出來一些人，不知道從哪衝出來那麼多人，其實他們就隱藏在附近，後來他們把我帶到派出所，傳喚我，審了我 9個小時。
所以後來我每次下樓，走到車上的過程中，總感覺他們潛伏在附近，就特別緊張，擔心他們衝出來抓我，這讓我非常恐懼。
是應該放棄為他維權？還是繼續努力？這個選擇有時很艱難。我確實腿經常發抖，有時候，就是一邊發著抖，一邊往前走。
有時我和孩子說：要堅強、要勇敢，如果遇到特殊情況，你要相信爸爸媽媽是愛你的。我覺得對於孩子，這是一件很殘酷的事情。
現在只要出門，我就隨時做好失去自由的準備，我把手機拿在手裏，隨時準備把消息發出去。
記者：余文生律師的事情，對你們的孩子影響很大嗎？
許豔：警察抄家五次，對我傳喚三次，都是在夜間，及星期六、日孩子在家的時候，這對孩子傷害非常大。
2015年「709」開始抓捕時，警察敲我家門，余律師不開門，和他們要法律手續，結果他們就用電鋸鋸門，聲音很刺耳。鋸開鐵門後，警察一腳就踹開木門，幾十個人衝進屋子，當著孩子的面，他們把他爸爸推倒，然後把他爸爸雙手背銬帶走。警察走了以後，孩子嚇得一夜沒睡，嚇得流鼻血，鼻血流了七天。
這次余文生是在樓下被圍住帶走的，當時是早晨6時半，他正要送孩子上學。有很多輛警車、特警車、很多警察，孩子見到了這個場面。
現在孩子一回家，馬上就把自己房間的門關上。以前不是這樣，他感到不安全嘛。有時都夜裏二、三時了，我發現他還沒睡，自己在房間裏走。
但每當我想和孩子說他爸爸的情況，孩子都會把話題岔開，或者不說話。可能不想再一次回想吧，就像大人遇到特別痛苦、特別殘酷的事情，也不願意回想，我也這樣。
記者：和其他709家屬不常在一起？
許豔：有一次我就覺得我好孤單，後來有朋友就對我說，你回想一下，這一年多，有幾次是你一個人在維權，一個人在努力？我仔細一想，確實是。我跑了那麼多的部門，幾乎是沒有一次是一個人去的，都有人陪我、幫我。
有人到車站接我，有人把我帶到住處，有人把我送到機場，下飛機後，有律師等著我接我，整個全程，都有人關心保護我。
很多時候大家看到，好像是我一個人在努力，實際上有很多人在關注和幫助我。
記者：聽說您現在想考律師？
許豔：其實我大學是學法學的，一畢業就進入了家庭，在家就是做飯，教育孩子，基本沒有工作經歷。
現在余文生的律師證被註銷了，以後可能就沒法做律師養家了，那以後的生活問題怎麼解決？所以我最近一兩年，我很強烈地想去考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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