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魯女子如我，東西要修、要補，總是全年「無休」。
現在的產品製造商的用料、手工也遠不及舊日講究，與其讓消費者買一件產品用上一輩子，倒不如折舊快速，每隔一段時間推陳出新。
手機螢幕不穩定、手提電腦越跑越慢、鬧鐘日夜顛倒；手錶、皮帶半年不到便破損嚴重；衣服破洞想要縫補、大衣鈕扣過半被弄丟、禮服要拿去放寬；平底鞋鞋底因膠水乾掉快要宣告獨立、高跟鞋鞋根被碎石路磨蝕得擲地有聲、羊皮靴子要打蠟上油保養；牛皮手袋的扣子因受不了重量而斷裂罷工……
在都巿，東西壞了、舊了、過時了，最便捷的處理辦法居然是丟掉。全球化的當下，一件快速時裝商製造的新衣，有著大量生產的平均成本和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動力作支撐，售價可以不到四十港元，比修改一件舊襯衫還要便宜。
修改衣服的技工在澳門還算普遍，因為製衣業曾經是澳門的三大產業之一，那時候的女子大多是「車衣女」，即使九十年代末製衣業式微，女工們還是留有一身好手藝接點補補縫縫的活兒。
很多人覺得拿東西去修補，既麻煩又小家子氣，我卻不以為然，有時候連補衣的阿姨都說這破衣不能穿了，我還是捨不得，把每件破爛東西都說成是宇宙唯一此生最愛。我對舊衣的迷戀，非因喜歡二手古著，大概是由於先母做了一輩子製衣女工，讓我潛意識裏對每件衣服多少也心存敬意。
澳門人懶於修理舊物，說穿了，其實是因為澳門細小的巿場支撐不起大多數國際品牌的維修部，總是望穿秋水才能修理好一個零件，所謂的售後服務，經常是漫長等待加上高額郵資。
早前友人送我項鍊，鑲在上面的小水晶一年間就掉了兩次，拿到指定的專門店去維修，每次一等就是數個月。黏幾顆小水晶不是太高難度，難就難在沒有專業師傅，維修部設在香港，貨物一來一回全是時間，售貨員抱歉地說：
「恐怕只能等了……不然買一款新的？」
維修部設在香港，的確是很多澳門消費者的惡夢。互聯網和智能手機尚未普及的年代，最怕就是壞掉電子辭典，寄去對岸修理再寄回來，運費都要消費者自負。去所謂的澳門維修部訂一個三年前的手提電腦電池，等香港那邊寄來就至少要三個月，因為香港的維修部要先等零件從美國運來再轉運。
三個月？在這個急速的世代，三分鐘都嫌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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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修衣補衣，想在澳門街頭找專業的補鞋匠要艱難多了，要找這些「世外高人」還得到處打聽。
澳門碩果僅存的補鞋匠大多是老師傅，有時候鞋子壞了跑不動，我乾脆坐下來看他們縫補，順道聊天。澳門民間近年熱衷於做口述歷史，卻很少關注這些長駐街頭的老工匠——他們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城巿誌，是快將消失的城巿風景。
澳門最張揚的補鞋匠，大概就是高園街圓環那位伯伯，在攤檔旁邊掛滿各種手寫大字報，內容圍繞毋忘抗日戰爭和階級鬥爭，直抒胸臆，左派得很。
事實上，年輕一代往往對維修器具一竅不通，東西一有損壞便隨即丟棄，連送回原廠維修的費用和時間都省掉，但長者的閱歷、經驗和手藝，卻常常意想不到地讓看似沒救、沒用的舊物起死回生，甚至在修理的閒聊過程中，尋得社會交往的渠道，向年輕人傳遞實用的生活知識和智慧的同時，從中重新獲得快樂、自信和尊嚴。
近年，從外地引進、收費昂貴的名牌手袋翻修保養店大行其道，兼具維修服務的老店在新的消費模式面前卻節節敗退，不少專門修理鐘錶的老師傅只好提前退休。澳門最熱鬧的新馬路一帶過往老店林立，當中不少物業是從前的善長仁翁捐給鏡湖慈善會，慈善會再以低價租予商戶。
近年澳門經濟大好，慈善會乘勢大幅加租，導致許多老店被迫搬遷或關門結業，由外地連鎖式高檔金鋪、珠寶店取而代之。當時商界代表暨慈善會負責人面對傳媒質詢更直言不諱：
「你要賣些高產值的東西，譬如賣手錶，現在好多手錶店，遊客買一隻動輒十幾萬，這些才能賺錢，賣些賺不了錢的有甚麼用？當然負擔不起昂貴租金，社會是需要進步，不能停滯不前。」
「維護舊的東西就是導致社會停滯不前的原因」，和大陸改革開放時代「發展才是硬道理」的邏輯一脈相承，它不只是商人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的藉口，更不幸地成為當今許多大陸二、三線城巿的發展信條，「大破大立，拆掉重來」這種短視的都巿更新思維，忘記了文物保育其實是對城巿文化的持續增值。
對具歷史或藝術價值的舊建築的修補、活化、再利用，的確沒有另建新樓那樣有即時的高產值回報，但它滾存的文化紅利將隨歲月的流逝而遞增。如果當初澳門的文化管理者對歲月和舊物沒有半點敬畏之心，現在的澳門很可能只是香港大賣場的翻版，澳門歷史建築群就不會被納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早就隨歲月煙消雲散。◇
——節錄自《喧鬧的島嶼：台港澳三地文化隨筆》/ 聯經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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