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兒女》這部描寫韓戰的電影,曾影響了一代中國人。中共在影片中塑造的「英雄王成」和那句「向我開炮」可謂舉國皆知。不過,此前並無人知道,原來王成的英雄形象是假的,王的原型蔣慶泉並沒有死,他因在戰場被俘,回國後遭中共打壓,被禁止曝光。蔣慶泉在85歲高齡時,對《蘋果日報》講述了事情真相。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發動入侵南韓的戰爭,中共以「保家衛國」為由派兵百萬進入朝鮮參戰。中共在派兵幫助侵略者朝鮮打敗韓國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進入朝鮮半島,將中共軍隊打回了「三八」線。此後,雙方在「三八」線地區呈對峙局面。最終雙方同意談判,並在1953年7月達成了停火協議。
韓戰歷時3年,是二戰後人類規模最大、傷亡最慘烈的一場戰爭。關於朝鮮戰爭,中國民眾一直生活在被中共歪曲、篡改的謊言宣傳中,尤其是中共軍隊參戰的動機和死亡人數,一直是中共掩蓋的秘密。
韓戰結束後,雙方開始遣返戰俘。當時聯合國軍俘獲的中共軍人有2萬1千餘人,其中1萬4,325人以「毋寧死」的堅決態度拒絕返回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中共遂採取威逼色誘之法。最終,中共戰俘自願遣返者共6,670人,回心轉意者共440人。
第一批自願遣返的戰俘在開城受到了夾道歡迎,然而,到了國內就被關在了昌圖「志願軍」歸國人員管理處(歸管處)。從1953年11月中旬起,開始政審,整個過程分為動員教育、檢查交代、做出結論、安置處理。歸管處後來下發文件,說「共產黨員是不能被俘的」,戰俘必須交代問題,沉痛反省。戰俘們不得不開始開會檢討,自我贖罪,寫檢查反省投降行為。
在這批戰俘中,有一個叫蔣慶泉的軍人,他是中共後來推出的洗腦影片《英雄兒女》的原型之一。
洗腦電影 《英雄兒女》之王成
朝鮮戰爭期間,作家巴金於1952年參加了全國文聯組織的赴朝創作活動。1961年,巴金發表了反映朝鮮戰爭的小說《團圓》,主人公叫王成。小說發表後,受到了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的青睞,並責成長影將其於1963年拍成了電影。
2005年2月中共媒體《解放軍報》刊登的一篇題為「電影《英雄兒女》的幕後珍聞」對此報道稱,在夏衍責成長影的導演武兆堤和編導毛烽將其改編成電影時,小說中關於王成的犧牲只有一句話:「只是王成沒有能回來,他勇敢地在山頭犧牲了。」編劇毛烽覺得無從下手,武兆堤卻威脅他說:「你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上了這『賊船』就不能下來。」其後,王成被打造成了「向我開炮」的英雄,中共成功洗腦了一代又一代人。
不過,根據大陸媒體披露的資料,在朝鮮戰爭中,確實有幾個被中共洗腦、甘心充當炮灰的軍人曾發出過類似的呼聲,其中有一個叫于樹昌的步話機員,在喊出了「向我開炮」後被炸死,衝上來的美軍也有傷亡。還有一個就是先於于樹昌的蔣慶泉。
據曾任中共志願軍23軍《戰地報》記者洪爐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1953年4月的一天,聯合國軍攻上了北山陣地,在指揮所與蔣慶泉聯絡的另一名步話機員陸洪坤親耳聽到蔣慶泉在步話機中呼叫:「敵人離我有50米、30米、10米……向我的碉堡頂開炮!」
戰役結束後,洪爐聽說了這件事,就寫了一個報道,其上級也準備為其請功——因為大家當時都以為蔣慶泉死了。可就在洪爐寫完報道,尚未發表時,就得到了通知:不宜再宣傳蔣慶泉,因為他的名字出現在戰俘名單中。在中共看來,一個軍人不管他以前做過甚麼,只要被俘,就意味著背叛。
不久,喊出了「向我開炮」的步話機員于樹昌出現了,記者洪爐遂將為蔣慶泉寫過的報道修改後,把于樹昌和蔣慶泉這兩位戰士相似的故事拼在一起,以〈向我開炮〉為題發表。電影《英雄兒女》拍攝時,採用了報道中的部份內容,使主人公王成變成了「高大全」式的人物。
一朝被俘 一生盡毀
電影中的主人公王成的原型蔣慶泉,原本是遼寧省錦州市松山新區大嶺村人,20歲時參軍。1952年入朝作戰,被分配在23軍67師201團5連。
據《蘋果日報》報道,蔣慶泉在採訪中回憶往事,他於1953年4月18日參加了石峴洞北山守衞戰,中方軍隊傷亡慘重,全連全部陣亡,只剩任步話員的他和10多個傷員,自己被美方一發炮彈震昏死過去。醒來時已躺在美軍醫院。由此,蔣慶泉因名字出現在板門店交換戰俘名單中。
與其他戰俘一樣,蔣慶泉一回到中國即被關進了昌圖歸管處。據其回憶,他被當局認為暴露了部隊的番號、部隊的武器和飲食情況,但因被包圍時喊出了「向我碉堡頂開炮」,所以對其從輕發落,保留了其黨籍和軍籍,處以黨內警告處分。
蔣慶泉還透露,「志願軍」戰俘回到大陸的6千多人中,「其實都挺悲慘的」,700人被開除軍籍,4,600餘人只承認被俘以前軍籍。在2,900多名共產黨員當中,絕大多數被開除了黨籍,保留黨籍的只有120餘人,但也分別給予了黨內警告和留黨察看等處分。
在昌圖被教育改造後,蔣慶泉被責令退伍。於是他回到了老家錦州大嶺村,耕田種地。「開始都以為我死了,家裏還掛了烈屬牌子。我回去,補助烈屬的小米先沒有了。剛回去那幾年還是挺難,因為地都不會種了。我們村有當兵的會講在前線的事兒,我就聽著,不說話。我們村沒幾個人知道我怎麼回事。」
對於自己的經歷,蔣慶泉連自己的妻子、兒女也不敢提及。當他看到電影《英雄兒女》相關片段時,曾在路上掩面大哭。回到家在被窩裏又哭,妻子問他,但他卻不敢回答。「我當時想,說了不就等於把自己當俘虜的事說出來了嗎?那年頭當俘虜還了得?!」
然而,低調的蔣慶泉依舊沒有逃過文革。文革爆發後,其檔案被造反派翻出,蔣慶泉被說成是叛徒,經常被拉去批鬥。直到1981年,中共才宣佈取消處分,但他已欲哭無淚。
後來找到他的作家洪爐說:「他受的苦太大了,那是三重的苦啊!」「我在錦州的民政局,查到的戰俘管理處的材料,他寫的檢討、認罪書一大堆啊!他認為自己給祖國丟了人,不配當共產黨員。那段受的屈辱痛苦,別的人體會不到的。」而讓蔣慶泉感到屈辱的正是讓其當炮灰的中共。
據洪爐透露,2009年,蔣慶泉跟著兒子到丹東參觀「抗美援朝」紀念館。老人在現場突然犯了倔脾氣,他非要把一張炮兵陣地的照片扯下來,兒子費了好大勁才把他攔住。後來老人道出原委:他一直對當年的炮兵們滿腹怨氣:當時我喊「向我開炮」他們為甚麼不開炮?開了炮我就死了,就不再會當戰俘了!「他是不知道,當時炮兵沒開炮僅僅是因為炮彈打光了。」洪爐說道。
2013年7月,蔣慶泉在接受香港《蘋果日報》採訪時表示:「我是戰俘不是英雄。」並透露了自己因在戰場被俘,回國後遭中共打壓的經歷。而他大半生都飽受「一朝為俘,終身恥辱」的痛苦。
晚年賣鞋墊為生
2014年,中共官媒曝出了已經80多歲的蔣慶泉11年來一周三天上街賣鞋墊的事情。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天剛濛濛亮,蔣慶泉就從住了20年的老房子裏推出一輛滿是鐵鏽的「倒騎驢兒」式三輪車,將幾百雙老伴兒縫製的鞋墊一點點塞進幾個黃色的紙箱,再用麻繩將幾塊木板綁在三輪車上,勒緊,然後招呼老伴兒坐上來準備出發。
為掙錢補貼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塊錢一雙的鞋墊,賣幾十雙的時候有,賣一、兩雙的時候也有。家離集市只有二里地,卻是個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趕上下雪天,車翻過好幾次。回家的時候,蔣慶泉一個人蹬不上去,老伴兒就下車和他一起推。路不遠,卻要推上半個小時。當時的蔣慶泉83歲了,這樣的日子,他已經過了11年。
戰爭還給蔣慶泉留下了病患,他的右眼突然不行了。他稱:「大夫說可能是打仗時留在眼睛裏的。其實好幾十年了,天天頭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難受。」
賣命的結局
蔣慶泉痛苦的人生不過是中共「卸磨殺驢」的又一具體實例。一方面,蔣等人的「向我開炮」的故事成為中共洗腦的工具;另一方面,中共對於為自己賣命的炮灰卻漠不關心。事實上,在中共黨史上,為中共賣命不得好死、痛苦終生的中共黨員、知識份子、軍人、民主人士等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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