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8年9月27日C2版）
已在全球學術圈大放光芒的楊小凱
楊小凱在1968年中國文化大革命之際，就讀湖南省長沙市一中高一，正值血氣方剛，寫了一篇名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批評中國政體的不民主，被當時的湖南領導華國鋒舉報、中共「頭號理論家」康生與毛澤東、周恩來點名批判，責以「思想反動」罪名，於是湖南當局以「反革命罪」判其10年徒刑，先後在長沙市看守所、湖南省模範監獄和岳陽縣建新勞改農場坐牢（關牛欄）。牢中受苦想當然是不堪回首的，倒是當時在牢中尚有甚多高級知識份子被關在內，年輕的楊小凱拜這些人為師勤學苦讀，尤其對數學和英文有重大成效。
1994年11月25日到1995年2月25日，楊小凱應當時任台大經濟學系主任張清溪教授之邀到台大擔任國科會特案研究員。張教授回憶說，楊小凱在聊天時告訴在場人士，他現在做的經濟理論大方向，就是在牛欄裏想出來的。當年被關在牛欄裏的人形形色色，有地下反對黨領袖、有從事當局不允許自由經濟活動的民間企業家，有強盜、小偷、不同背景不同政見的政治犯、牧師、作家、教授，還有國民黨時代的官員。楊小凱從這些人身上看到、聽到、感受到許多故事、理想、冤曲、知識，以及社會政治現象。他暗自盤算：「不管將來發生甚麼事，我一定不能讓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動人心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親眼見到的一段黑暗歷史告訴給世人，因為我的靈魂永遠與這些被囚禁的精靈在一起。」後來楊小凱真的靠其驚人的記憶，寫成《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一書。該書被《中國之春》主編胡平稱為「描寫共產黨監獄生活的傑作」。
經過這段修練歷程之後，楊小凱居然完成了高中和大學學業。刑滿出獄的1978年，由於當年陷害他的華國鋒已成為「英明領袖」而不能立刻平反，他以原名楊曦光找不到事才改用乳名小凱。由於楊小凱對經濟理論用心鑽研，發表許多論文而受學界矚目，1982年受聘為武漢大學經濟管理系助教。當時美國興起一股吸收中國傑出學子的風潮，擔任該項選才任務的鄒至莊院士發現楊小凱，乃推薦其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當時還曾因所謂的「反革命問題」沒平反，出國受到阻撓，最後才好不容易成行，但也連累了同情他、幫助他出國的武漢大學校長被撤職。
在順利取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之前，楊小凱曾於1987到1988年在耶魯大學的經濟增長中心做1年研究員。畢業後隨即赴澳洲蒙納殊大學任經濟系講師，一年不到升為高級講師，1992年又升上教授，其升遷速度在澳洲史上甚少見，這也足以顯示楊小凱的研究成果確有過人之處，他也曾擔任世界銀行顧問。
創建「超邊際經濟學」
楊小凱不僅著作甚多，品質更為驕人，其所獲的榮譽也極多。不過，楊小凱念茲在茲的，還是「中國要往何處去」，他在被關的10年中想到很多經濟問題，而在普林斯頓大學要寫博士論文時，拿出當年的筆記，發現絕大部份他的「問題」，人家早就解決了，但有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分工，卻一直未被深入研究，這就成為他博士論文的主題。因為這個問題太基本了，指導教授認為這麼根本的問題哪還有甚麼可以研究的？後來每次他上台報告論文進度時，台下的教授們就分為兩派，贊成他的與反對他的，吵成一堆，沒有他插口的機會。一般經濟的選擇問題是「多或少」（生產多少），而分工則是「有或無」（生產這個，不生產那個），因此通常的所謂「邊際分析法」就不適用，於是楊小凱創建了「超邊際經濟學」 （Inframarginal Economics）。2003年蒙納殊大學成立「遞增報酬和經濟組織研究中心」，楊小凱是中心主任。他在1998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就是以此概念為基礎，其自認該書是自Alfred Marshall以來的第三代教科書。
在楊小凱著作中，最被人稱譽，也是楊小凱自認最有創見的，是1993年與黃有光教授合著的《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個新興古典個體經濟學架構》（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楊小凱自己也最常引用該書的觀點，該書是把古典經濟中關於勞動、專業化，以及經濟組織的理論，用一個數學結構組織起來的新分析法。楊小凱也以該理論來解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並比較中共和蘇聯體制的差異。他指出，由於經濟發展過程是由勞動分工演進過程決定，而市場大小、組織複雜性，以及貿易依存度都由分工程度決定，在人類沒這些知識時，私產和市場制度是用來試驗不同的分工組織，而得到這些知識的有效方法，但社會主義制度和政府都不能創造它們。不過，當資本主義制度創造了發達的分工組織後，落後國家的政府卻可無償得到這種組織的資訊，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質，就是用計劃經濟模仿資本主義的組織，但卻用強盜法將創造這些組織的私有財產剝奪，並廢除公平的市場。
楊小凱對理論和現實問題間的關係有其獨特看法，提醒自己在提供實用性服務時，一定要對理論的侷限性有清醒的了解，他自己做學問時總強調數學模型和概念的嚴謹，不喜歡空泛的「思想、觀點」，但分析實際經濟問題時，卻更信任自己的直覺，而不信任那些簡化得不現實的數學模型。
經過數年的辛勤努力，楊小凱的確已有相當成就，已在全球具崇高學術地位，並逐漸吸納華人青年才俊形成堅強的學術社群。其實，楊小凱不只在學術圈大放光芒，在世俗政治或政策上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在30多年的改革開放、放權讓利之後，在物質生活上已有很大的進步，但也同時顯現出極大的瓶頸，21新世紀開展，關於「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的論辯就是對主要癥結的討論，簡單的說，也就是自由民主體制的能否儘早建立和落實課題。在這方面，楊小凱有著深入的觀察，特別是他出生在中國，對「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深切大課題早就關心並逐漸累積豐碩成果。由於楊小凱不是以「私利」作為出發點，在經過10年牢獄的體驗，並且浸淫西方學理和分析工具，以及由歷史的經驗尋求妥適的解決之道。我們已經可以說，經過數十年的鑽研及觀察比較之後，楊小凱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收割時刻，正待揚帆展現他對未來中國體制轉變的能耐。
天妒英才中國和世人的不幸
2003年9月楊小凱接受《大紀元時報》記者肖靜專訪，分上、中、下刊於128～130期的訪談內容可見端倪。當時中共的十六大允許資本家入黨，楊小凱明指是將「官商勾結制度化」，他認為不實行憲政改革，只學技術而不學習「好資本主義」的制度，中國的經濟只能是後發劣勢，而共產黨的政治資源正越來越少，不實行政黨輪替和黨內民主，將會連體面下台的機會都失去。楊小凱舉史實來說明：為甚麼工業革命在英國，而非西班牙發生？16、17世紀的大西洋貿易是一個國家富裕的基本動力，凡是沒有大西洋貿易的意大利、東歐的一些城市發展都很慢，而跟大西洋貿易有關係的西歐城市都發展得很快。
當時的西班牙在大西洋貿易的條件比英國好多了，為何沒發展起來？主因就是只有大西洋貿易還是不行的，英國除了有此條件外，在1688年有個光榮革命，之後把王室對大西洋貿易的壟斷打破了，而西班牙一直就都由王室壟斷，此亦即當今社會的國營事業。由於英國的大西洋貿易好處大部份歸於民間，就是一些小私人公司，有的原先是地主，看見有錢賺就投資大西洋貿易，這些人跟王室沒啥關係，當憲政改革後，他們發了財繳稅而後可在議會具政治影響力。這個發展過程出現了很多制度創新，包括王室的財產和國家銀行分開，執政黨不准從事營利性事業，成立企業不需要批准，自動註冊，廢除對高利貸的限制。
楊小凱指出，廢除對高利貸的限制以後，就沒有高利貸，限制高利貸它就有高利貸。他認為溫州有很多高利貸錢莊，就是因為中共限制私人搞銀行。而英國的經驗就是你把限制一丟掉，就沒有高利貸了。這些制度創新都是因為1688年的光榮革命把它的專制制度改成了憲政制度。楊小凱進一步指出，中國的問題正好在這裏。中國的三十幾個行業不准私人經營，包括銀行、保險、汽車製造、電信、賺錢的外貿等，不但不准私人經營，它還有嚴格的許可證制度。國營企業沒有許可證也不准經營外貿，由外貿部等少數機關壟斷了太平洋貿易。所以它走的這條路就像當年西班牙走的那條路，那它就很難真正發展起來，制度創新也就很難。
楊小凱已在全球學術圈佔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也深具影響力，除了上提對中國發展的深刻觀察外，可由他「被公認是華人諾貝爾經濟學獎最有希望的人選」見偳倪。獲得諾貝爾獎桂冠，不但是學術圈裏最高榮譽，是學術地位的肯定，而且在俗世裏也最被尊崇，得獎後的一言一行都具高度影響力。最重要的是，各國政要都會將諾貝爾獎得主奉為上賓，並會將他們的建議當作一回事，甚至於邀請他們參與國家政策的擬訂。2006年底去世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民 （M. Friedman）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頂著諾獎的光環遊走各國，特別對極權國家政府的實施自由經濟政策有所影響，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的實施經改就是一顯例（上文已提過）。
以楊小凱已有的學術成就，早已獲得1972年諾獎得主阿羅（K.J. Arrow）、1986年得主布坎南（J.M. Buchanan）教授的極力讚揚，被推薦並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應是早晚的事。一旦獲獎，聲名大噪之後發言份量頓時加了好幾倍，北京政權也應會向其請益，楊小凱的建言也就會產生莫大影響力，對於中國的免於走入「後發劣勢」泥沼，以及早日邁入自由民主、真正脫離共產體制，都會有意想不到的催化力。
我之所以對楊小凱會有這樣的信心及期望，最主要的因素是他對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A. Hayek）學理的高度肯定和推崇。高舉自由火炬的海耶克，一生對抗並拆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假面具，他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小書被認為是自由世界能免於共產主義荼毒的大功臣。得到海耶克思想精髓的楊小凱，當會把握機會推展海耶克理念，而中國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大道也應指日可待，將「中國的民族主義」掃除也非難事。奈何楊小凱英年早逝（55歲而已），我的這個期待也就落空了，這難道不是中國人民的不幸，也是人類的一大憾事嗎？
關於中國改革的關鍵在於制度變革，最先提出的應是全球知名產權學者張五常，我在上文已指出，他早在1981年就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這本小書中，明白指出，中國的開放腳步若太慢，就會走向「分類管制」局面，想再進一步改革就戛戛乎其難哉！
很不幸的，中國以「漸進式」且在中共最高管制權力下進行改革，迄今貪污舞弊已成「系統性」盤根錯節，既得利益者勢力龐大難撼動，而林毅夫還為表相的高經濟增長沾沾自喜呢！（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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