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局擬推行社會信用體系，失信人士將受到嚴厲制裁。這一做法引發外界擔憂中國人權將進一步受到限制。
3月6日，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張勇在一場記者會上表示，中共當局推進的社會信用體系，截至目前，已限制失信人員購買機票900多萬人次，限制失信者購買火車軟臥、動車組列車票等300多萬人次，另有6000多戶企業被限制融資授信和獲得政府資金支持。
美國之音的報道說，這一體系引發了對中國人權進一步受到限制的擔憂。有國際人權組織指出，一些發現自己被錯誤列入黑名單的個人發現很難將他們的名字從黑名單上移除。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去年年底發佈消息表示，中國律師李肖霖在2016年在網上購買機票被拒，才發現他被法院列入黑名單，理由是他此前向法院提交的道歉書「不誠懇」而被法院拒收。
法廣引述《華盛頓郵報》的報道說，資深的新聞從業員劉虎（譯音）一直都利用微博，指控高幹腐敗，揭露他們的罪行。2013年底他被當局以「捏造和散播謠言」罪名起訴後，法院以未收到他支付的款項為由將其列入了黑名單。
2017年初，他發現生活發生劇變：在沒有任何事先的通知下，他被列入中共用來監控人民且無孔不入的「社會信用」系統的黑名單。
報道指出，中國的社會信用系統，不像西方社會以一個人的財務信用為評級標準。中國制度的標準屬於全覆蓋，不光是人民的財務信用，還可以懲罰不聽話的人民。
報道稱，可以說當今世上除了中國之外，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有如此的野心，試圖將現代科技用於人民的行為監控。中共此舉是新型極權主義的典範。它可以將一個人完全「數字化」，比如他的購物習慣、朋友圈、犯罪紀錄、政治立場。
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漢學教授Björn Alpermann去年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社交媒體用戶針對私營服務商提出批評，這些私營服務商被認為是受政府委託蒐集並評估數據。Alpermann教授說，「一是大家根本不知道以甚麼作為評估指標，這方面非常不透明。國家評估體系也是如此。第二是蒐集了大量私人數據。」
比如，相關軟件與交通攝像頭連接，當攝像頭通過自動人臉識別技術記錄某人闖紅燈後，這一信息會自動對其社會信用評分產生影響。但這一信息並不能說明某人在貸款方面守不守信用，對私人借貸方而言也不能說明甚麼問題，卻列入評分系統中。
Alpermann教授指出，中國政府計劃的是建立一個社會責任和信用體系，它遠遠超過了財務信息範圍。違反交通規則，以及兒女不定期看望父母，或者違反公共道德等都會記入評估系統中，滲透到私人生活領域。批評政府的言論或個人其它不受歡迎的舉動都可能進入評估系統中。
Alpermann教授說，中國在社會信用和互信方面顯然出現了問題。人們還不知道該計劃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實施、公民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國家監控。可以想像的恐怖景象是國家進行全面監控並採取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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