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評共產黨》發表13周年之際，《九評》編輯部發表新書《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以下為第五章之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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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國篇》第五章 邪靈篡位 文化淪喪（下）
目錄
4. 富而有德 修內而安外
5. 人倫典範與抑正崇邪
6. 傳統藝術頌神 邪黨藝術頌魔
7. 中共對抗普世價值——「真、善、忍」
1）普世價值打破「無神論」禁區
2）中共邪教和江澤民相互利用，挑戰普世價值
3）用「慾望」代替普世價值
4）共產邪靈對正信的迫害註定失敗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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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錢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壯者為足欲；仕女為榮華；老者為解後顧；智者為光耀；差吏為此而盡職，云云，故而求之。
有甚者為之爭鬥，強者走險；氣大者為之可行凶；妒嫉者為此氣絕而死。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錢而下下之舉。富而無德危害眾生，富而有德眾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積，君、臣、富、貴皆從德而生，無德而不得，失德而散盡。故而謀權求財者必先積其德，吃苦行善可積眾德。為此則必曉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李洪志（《富而有德》，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人不重德，天下大亂不治，人人為近敵活而無樂，活而無樂則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願，此時若法令滋彰以求安定，則反而成拙。如解此憂，則必修德於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國不腐，民若以修身養德為重，政、民自束其心，則舉國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穩固，而外患自懼之，天下太平也，此為聖人之所為。
——李洪志（《修內而安外》，一九九六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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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人認為：「厚德載物」，德是福份和財富的根本，福份和財富皆從德轉化而來。德猶如水，財富猶如船，水淺則無法載動船。「德不配位」會給人帶來災禍。對君王來說，修身重德是經世濟民的根本，當君王、大臣敬神敬天，道德高尚，才能帶動整個社會人心向善，使國家穩固，避免社會動盪和外敵入侵，百姓殷實富足，安居樂業，河清海晏，國泰民安。是以歷代聖王皆以正心修身為本，「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傳統皇朝的先皇明主，如伏羲、黃帝、堯、舜、禹、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康熙等，他們的經世濟國實踐鑄成了五千年王者之道。
道德具有巨大的親和力，讓人嚮往、尊敬、親附、躬行。舜被堯派到歷山，當地人原本為爭地打鬥，在舜的道德感召下，一年後歷山人禮讓成風。舜每到一地，民風大為醇厚，人都移居到他的身邊。舜走到哪裏，那裏一年成為村落，兩年成為城市，三年堪為都城。帝堯命舜推行教化，讓世人遵循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倫。民眾自覺遵守，天下安寧、百姓和睦，「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史記》）。
聖王治國，心懷百姓福祉。唐貞觀六年（632年）12月末，太宗視察死刑犯監獄時，想到新年將至，這些犯人卻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團圓，心生憐憫。於是下令把這些死囚釋放回家，規定他們明年秋天自行返回長安就刑。要求死囚守信用，無異於天方夜譚！然而，第二年9月，390名死囚在無人監督、無人押送的情況下，「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資治通鑒》）。太宗以誠信教化、感召眾生，即使死刑犯人亦奉守信譽，自願返回受死。太宗對這些死刑犯人亦予減刑，傳為千古美談。
康熙皇帝幾乎年年都有減免賦稅的措施。如康熙十八年，淮河治理工程完工，原來的氾濫區成為良田，招納農民耕種。康熙帝免順天、江南、山東、山西、河南、浙江、湖廣等省261個受災州縣賦稅。當時三藩仍未平定，但那是個大災年，所以仍然免稅。不同年代，朝廷對不同的地區實行賦稅減免。康熙在位六十二年間，蠲免天下錢糧共計545次，折合白銀高達1.5億兩，相當於當時國家2,000萬至3,000萬兩財政收入的5至7倍。聖王不僅施惠於民，更教化百姓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後，上天自然會賜福於人。
聖王們為子民留下千古的護佑、萬世的德行。明成祖鑄永樂大鐘，是一口集各類古鐘之大成的「佛鍾之王」。它是世界上最重、最大的佛鐘，鍾身內外鑄滿佛教經咒，遍佈大鐘的每一寸表面，外面為《佛說阿彌陀經》等，裏面為《妙法蓮華經》等，鍾唇為《金剛般若經》等，計有經咒十七種。
《長阿含經‧闍尼沙經》闡述，梵音有五大特點，「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深滿。五者周遍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成祖明確表達，傳播梵音的目的是「普為眾生轉法輪」，「普利於一切」，包括「所有十方諸眾生」。永樂大鐘的鐘聲，以其音聲、音義，均恰合梵音。擊鍾一下，「字字皆聲」，周遍遠聞。鍾體所鑄二十三萬多字的經文、佛號及咒語也隨著鐘聲被送入人耳，直抵人心，佛法沁入人間物質大場，其醒世弘法、善化萬民的功力功德無量。
從聖王之道，反觀共產邪教禍國之策，我們即可看出共產邪靈摧毀道德文化的邪惡方法。以對五千年中華文化破壞最大的惡首江澤民為例。江妖澤民，集諸邪之大成，其凶險、狡詐、奸猾、狠毒、暴虐、淫亂的惡行罄竹難書。它以貪腐治國，對共產黨的最大「貢獻」是建立並健全了制度性的腐敗。江不僅「以身作則」摧毀道德堤防，還通過提拔最狠毒地迫害法輪功的官員、最貪腐、最淫亂、最無能的小人，來狠狠打擊善良，助長歪風邪氣。僅他提拔的正國級、副國級、省部級官員，就有幾百人因貪腐淫亂而落馬；這還不算其人治下遍地的假貨、毒貨，包括使北京在內的許多地區環境污染至不適合人類居住的程度。
江澤民發明的「金元外交」，發動的世界範圍內的「貪戰」，敗壞了世界各國政府和官員，就像《聖經》中描寫的「大淫婦」行淫，見誰就把誰拖下水。邪靈挑選它，利用這個諸邪畢集的亂世妖孽把人類推進萬劫不復的深淵。
江澤民之所以能夠得到大位，恰恰是共產邪靈「治國模式」的需要和安排，因為江澤民能夠最大限度地幫助共產邪靈實現整體淪喪社會道德、破壞文化的作用。在江因年齡關係不得不退居幕後時，邪靈仍然安排江的人馬繼續霸住最重要的位置，繼續打擊「真、善、忍」，毀掉中國人的傳統道德，最後堵死中華民族的生路。當然它也毀掉了共產黨本身。
江澤民以其邪惡至極的作為，扒光了共產黨的衣衫，讓其赤裸在光天化日之下，與此同時也為共產邪黨掘好了墳墓。
5.人倫典範與抑正崇邪
中華傳統文化高度重視人的德性，古籍中描摹高尚道德、勉勵人向善的篇什俯拾皆是。翻開五千年歷史，彷彿來到一個豐富的人物畫廊，各種性格的人物紛至沓來。這裏有讓人肅然起敬的聖王，有使人感佩欽服的英雄，有令人驚奇歎惋的俠客，讀之者不禁心嚮神往。
最為意味深長的是，在史書的記載中，從很多人少時的品行容止就能夠依稀預見到其未來的成敗榮辱。楚漢之際輔佐劉邦奪得天下的韓信是中國古代最為耀眼的將星。楚漢時人推許他為「國士無雙」「功高無二，略不世出」，後人把他尊為「戰神」「兵仙」。歷史記載了少年韓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正因為韓信有了不起的大忍之心，才能夠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這個故事對後人修心養德有著異常深刻的啟示。
中華傳統文化對「德」的重視出自神的系統安排。傳統中國人認為，德是一種物質，德多就是好人，德少就是壞人。德的多少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悟性的好壞。德多、悟性好，就容易聽懂神的話；反之，德少、悟性差，就不容易聽懂神的話。在神來拯救人類之時，後者就處在相當危險的境地。
共產邪靈為了毀滅人類，就要破壞神傳給人的重德的文化。為此，它要把惡的說成善的，把壞的說成好的，徹底淆亂人的倫理標準。中共對「千古義丐」武訓的批判和對精忠報國的民族英雄岳飛的詆毀，使邪靈毀人的陰謀昭然若揭。
武訓生於清朝末葉，一生行乞，忍辱常人難忍之事，吃辱常人難受之苦。他靠著乞討，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了三處義學，購置學田三百多畝，積累辦學資金達萬貫。這在中國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壯舉。
武訓去世後，清廷將其業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並為其修墓、建祠、立碑。民國時社會各界以「聖人」「金剛」「義士」等稱號來稱頌武訓的大忍苦行、興辦義學的義舉。武訓用行乞的一生和立志忍辱的苦行，給中國人生動詮釋了傳統價值中的「義」。中共篡政之前，千古義丐武訓是名滿天下的平民教育家，被稱為「義聞千秋」「懿行千古」的第一人。
1951年中共發起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將武訓定性為以興學為掩蓋手段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在中共喉舌的批判中，武訓成了對「封建統治」奴顏婢膝的代表，討伐武訓不搞階級鬥爭、不反對社會制度，「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文革中，武訓墓被紅衛兵砸開，遺骨被遊街後焚燒。
連這樣對任何社會只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人都要被批判打倒，可以想見邪靈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仇恨。伴隨著這樣的政治運動，傳統的道德準則和人性中的自然善惡觀在短短幾十年內被徹底顛覆。
岳飛是對中華民族起著巨大精神影響的歷史偉人。他的才能、品格和風骨堪稱是古代武將的典範。他用生命演繹了中華傳統文化中「忠」的價值，「精忠報國」的精神輝耀千古，浩然正氣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2001年12月間，江澤民姘頭陳至立治下的教育部篡改中國歷史，擬在新版《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中不再稱岳飛和文天祥為民族英雄。有人也試圖按江澤民的意思「與時俱進」，把秦檜捧為忠臣，為賣國賊翻案。
「忠」，心字頭上一個中，意味著心中要有不偏不倚的尺度，這個尺度是上天根植在每個人心中的崇高的道德法則。岳飛精忠報國，忠的不僅是朝廷，還有全國百姓和中華文化。邪靈對岳飛的誣衊，讓人看不懂何為忠，驅逐了人心中的正氣，敗壞了人倫，手法隱蔽而陰險。近年來被中共及其無恥文人篡改的歷史、詆毀的古人可以說指不勝屈。
打掉了正的，中共還要把邪的說成正的。中共先後樹立大量「榜樣」「模範」「典型」讓人學習。燒鴉片煙的張思德，淫亂的白求恩，年僅14歲卻被中共煽動謀殺村長的劉胡蘭，下令處死自己的親叔叔，並殺害美國傳教士夫婦而被國民政府處決的殺人犯方志敏，都成了中共歌頌的對像。
中共長時期顛倒黑白的後果是人們失去了心中的道德標準，無法分辨善惡、好壞，這就為中共邪惡至極的最後一步，即對抗普世價值「真、善、忍」做了鋪墊。
6.傳統藝術頌神 邪黨藝術頌魔
中華傳統文化常被稱作「禮樂文明」。禮，是敬神祭祀。《左傳》中說「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民之行也」，也即中國人常說的「天經地義」：天地神明是人倫道德的源頭，禮確立了天、地、人之間的聯繫。樂，是祭祀中為讚美神而演奏的樂舞。樂舞演的是天經地義民行，又具道德教化之功。讚頌神和淨化人心，是神傳文化中藝術的根本目的。這是中華「禮樂文明」被破壞之前的真實含義。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記‧樂記》）「大禮與天地同節」，是指天尊地卑，禮的本質是「敬」。人與人互相尊敬，而處在下位的更應該對處在上位的生命表達敬意，因此最隆重的禮節是祭祀神明的禮節。在祭祀時，以音樂與舞蹈等藝術形式去讚美神。《詩經》分為國風、小雅、大雅和頌。國風為民間的歌曲，「雅」為宴會演奏的音樂，而「頌」則超越「大雅」，為祭祀時的音樂並伴著樂舞，最為隆重。
黃帝時期創作的大型樂舞《雲門大卷》，與堯帝的《大咸》、舜帝的《大韶》、大禹的《大夏》、商湯的《大濩》、周武王的《大武》是上古有名的六首樂舞，《周禮》中稱其為「六代樂舞」。六代樂舞都是用來祭祀的，《雲門大卷》祭天、《大咸》祭地、《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濩》享先妣、《大武》享先祖。周代的貴族子弟都必須學習這六首樂舞，也就是說他們必須要學會祭神的禮樂，不然就無法踏入社會。
好的音樂能夠調和陰陽、涵育道德、教化百姓、賓服四夷。史前朱襄氏治理天下時陰陽失調，因而萬物凋落，果實不能成熟。於是朱襄氏的大臣士達創造出五根弦的瑟，用來演奏，安定了天下眾生。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玄奘西天取經到達中天竺國，國王屍羅逸多召見玄奘說：「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於是玄奘介紹了唐太宗的神武。國王很高興，說：「我當東面朝之。」（《新唐書》第221卷）
藝術起源於神，也具有溝通天地萬物，建立與神的聯繫的作用。東西方都有類似的傳統，西方的交響樂最開始也是教堂演奏的音樂，而油畫、雕塑等最開始也大多表現宗教題材。
除了頌神之外，藝術也兼具審美和娛樂功能。那是因為神在造人時，賦予了人各種情感。人容易被情感所左右，「禮」是對人情感的一種約束；但如果人的情感只受到壓抑而不能抒發，那麼會鬱積於臟腑，造成疾病。「樂」就起到了幫助人抒發情感的作用，但要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既抒發了感情，又不會令人發狂。
共產黨國家深知藝術的強大力量，因此把藝術變成了給人洗腦的工具。中共篡上神位後，也需要讓人像敬拜神一樣地敬拜它。人禮拜神佛，神佛會賜福於人；而人如果拜魔鬼，人就會被魔鬼所控制，而且魔鬼也會從人的敬拜中吸取人的能量，加強魔的力量。
中共強迫人們學唱歌頌黨魁的《東方紅》，將毛澤東歌頌為「太陽」「大救星」；「早請示、晚匯報」如同宗教的早課、晚課；古人對天發誓，變成了文革時的「向毛主席保證」；在毛的畫像前懺悔、「狠鬥私字一閃念」，是借用了宗教的頌神手法；將馬恩列斯毛的像掛起來，讓人去拜這些共產邪教的教主。文革時，「八億人民八個樣板戲」，都是以歌頌毛和共產邪靈為主題的，人們耳濡目染又接觸不到別的藝術形式，因此一張口唱歌和說話，就是在向邪靈表忠心並為其注入能量。
直到今天，所謂「唱紅歌」「主旋律」等，都是通過電影、電視劇、歌曲、文藝作品等各種形式，竊取藝術之名，行邪靈洗腦和附體之實。看這些影視作品、聽和唱這些歌曲、閱讀這些小說和期刊雜誌都是墮入共產邪靈控制人思想的物質場中。如今每年中共所謂的「中國新年聯歡晚會」，那些肉麻露骨地歌頌共產邪靈的演出，就是邪靈強化「黨文化」和通過廉價的笑聲吸取全國觀眾能量的狂歡。（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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