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會寫詩,人人會畫畫,人人會唱歌」,「一縣一個梅蘭芳」,「村村都要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這樣的口號無疑讓今天的人啞然失笑。然而,這荒誕的場景就在近60年前的中國大地上上演。

1958年,毛和中共提出了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這股躍進之風也刮進了中國文藝界,不僅掀起了全國規模的「新民歌運動」,而且提出了「村村有詩人」的口號,向群眾佈置寫詩的任務和指標。2008年出版的羅平漢編著的《1958~1962年的中國知識界》一書對這一時期文藝界的「瘋狂」和文藝界名人的「豪言壯語」有著詳盡的記述,特節選部份內容以饗讀者。

上海作協號召作家們 「躍進,大躍進」

1958年2月,上海市委舉行文藝幹部大會,市委書記柯慶施發表了演講,「要文藝界大躍進,要百花競放」,「一天不行,兩天;兩天不行,一個月;白天不行,晚上再幹;一個人不行,大家來幹。」

在市委書記的號召下,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文藝界如何躍進的問題。上海分會原計劃兩年內創作各式各樣的文藝作品1,000件,經過討論改為3,000件,原計劃創作大型作品和重點組織的作品集120部,此時也增加為235部。

作家們也紛紛提出自己的躍進計劃。如某著名作家表示,兩年內準備寫中、短篇小說集、散文特寫集各一部,談自己創作的文章十萬字以上,同時編輯、整理和修改自己的文集9卷,年內譯完高爾基的《文學回憶錄》。

3月6日,中國作家協會向全國作家發出了《作家們!躍進,大躍進》的公開信。信中要求作家做到:沒寫過詩的,試試看;詩能更快地反映當前現實。沒寫過歌詞的,試試看;全國到處都迫切需要配合躍進的新歌,大家都唱起來,幹勁就更大。寫評論的試試創作,創作的也試試評論。同樣地,大家試試相聲、鼓詞,以至各種戲曲。要叫我們的計劃湊在一起就是文學百貨供應總站,要甚麼有甚麼,而且具有新的風格,和有普及而提高的特色。

與此同時,作協上海分會向各地分會發出競賽倡議書。倡議書中提出了上海分會兩年內要完成的創作指標,即創作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4,000篇,創作歌詞3,000首,完成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史專著12部等等。

文藝界大放「衛星」

在工農業均大放「衛星」的情況下,中國的文藝界也不甘落後,放起了「衛星」。1958年9月9日,上海在中蘇友好大廈舉行文藝創作躍進展覽會。上海「大躍進」以來取得的文藝「成果」有:群眾業餘創作的文藝作品300萬字,生產影片638部,美術作品6,000多件,創作劇目2,053個,真可謂「各種形式的文藝創作都有衛星上天」。

10月,為了進一步大放「衛星」,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舞蹈研究會、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等單位還聯合組成了藝術「衛星」領導小組。

文藝上的躍進當然也離不開大眾的「支持」。一時間湧現出許多的農民、工人作家、詩人,上海自稱擁有70萬人的文藝大軍,還成立了200個工人業餘創作小組和1,000個農民創作組。

再如清華大學在校1萬名學生,創作了5,000多首詩,3,000餘首歌曲,1,500個劇本,2,000篇小說、散文、特寫、曲藝,3,000多幅漫畫,辦了700多種系和班級的油印刊物,「許多班做到了人人是詩人」。數量雖然是讓人瞠目結舌,但質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新民歌運動」

在「全民辦文藝」中,影響最大的還是新民歌運動。

1958年初,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曾選編了一本《農村大躍進歌謠選》,其中有一首《我來了》的民歌這樣說:「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皇。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皇!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這首民歌深受毛澤東欣賞,因此他下令到民間蒐集更多的民歌。

4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大規模地蒐集民歌》的社論。4月21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郭沫若的《關於大規模蒐集民歌問題答〈民間文學〉編輯部問》,對新民歌大唱讚歌。

在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周揚作了《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道路》的報告。報告的後面還附了100多首民歌。他在報告中頗為動情地說:「現在群眾文藝創作如此發展,我們的國家簡直說得上是一個詩國。民間歌手和知識份子之間的界限會逐漸消泯。到那時,人人是詩人,詩為人人欣賞。這樣的時代是一定會到來的。因此,要大規模地有計劃地蒐集民歌,就非全黨動手、全民動手不可了。」

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柯慶施作了一個關於文化「大躍進」的發言,其中在談到15年後中國的文藝時說:「到那時,新的文化藝術生活,將成為工人、農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飯,每個廠礦、農村都有圖書館、畫報,都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自己的梅蘭芳和郭蘭英。」柯的講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八大二次會議之後,周揚找人協助,從大量的新民歌中選了260首,以郭沫若、周揚共同署名,編印了一本《紅旗歌謠》,書中附有黃胄等11位畫家的24幅精美插圖,以紅旗出版社的名義於當年11月出版。

除了《紅旗歌謠》,全國選印出來的民歌集還有《民歌一百首》、《工礦大躍進民歌選》、《農村大躍進民歌選》、《部隊躍進民歌選》等,僅全國各省市一級以上這年鉛印出版的民歌單行本,就有近800種之多,印數達數千萬冊以上。

在躍進風的影響下,各地紛紛提出「人人會寫詩,人人會畫畫,人人會唱歌」,「一縣一個郭沫若、梅蘭芳」。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959年3月第二次鄭州會議決定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通通取消,才被停止。

康生指示: 評教授以產量多少為標準

在文藝界「大躍進」的同時,教育界也不甘落後。

1958年7月至10月,臭名昭著的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到北京與河南省的一些學校視察「教育革命」的進展情況。在北京師範大學,他說,師大有兩大任務,大辦學校,大辦工廠。每一個班都可以辦一個工廠。大辦學校,可以從小學、中學到大學,1958年至少要辦100座這種亦工亦學的學校。至於有沒有條件辦,他不管。既然農業生產可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辦學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膽,多少都能辦」嗎?

關於評教授,康生亦有怪論。他在視察北京農業大學時,明確指示:學校最少要掛五塊牌子:學校、工廠、農場、研究所、農業局。如能掛十幾塊牌子則更好。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畝產1,000斤的只能當五級教授,2,000斤的四級,3,000斤的三級,4,000斤的二級,5,000斤的一級。

以勞動代替教學

大躍進中,馬克思關於「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論述被當作教條,中共大力提倡教學方式的革命,即增加勞動時間,以勞動代替教學。在城市,中小學生的勞動是木工、電工的繞線、焊接、縫紉、洗衣等,在農村是種糧、種菜、養魚、施肥、鋤草、飼養動物、翻地等。大學中有些勞動與專業有關,如工科院校、農學院校的勞動,諸如製造汽車、拖拉機、機床、織布、種試驗田等。在此期間,城市中等以上學校的師生,分批上山下鄉「勞動鍛鍊」,與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少師生還參加了大煉鋼鐵活動。

中共媒體披露,「據20個省、市、自治區的不完全統計,到了1958年10月,有397所高等學校共辦工廠7,240個,13,000多所中專、中學共辦工廠144,000個,有22,100所學校建起小型煉鐵爐、煉鋼爐86,000多座。這樣,一些地方的學生和教師成了單純的勞動力,原有的教學大綱、教學計劃被擱置一邊,用生產代替了學習,嚴重的衝擊了正常的教學秩序。」

發動群眾編教材

根據1958年中共的《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高等學校的教材,應該在黨委領導下採取黨委、教師、學生三結合的方法,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認真予以修訂。」

在這樣的指示下,各地新編教材、講義層出不窮。大學各科教材十幾天或幾個月就能編出來,速度驚人。比如,北京師範大學全校師生,成立了256個教學改革小組,經過半個月的奮戰,編寫出169種新的教學大綱。南京大學法文專業四年級學生16人四天編成一本《法語會話》教材。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學生編寫出《中國文學史》。清華大學機械、電機、土木、水利、建築、動力等六個系的學生和青年教師編寫出教材、教學與科研參考資料等共95種……高等教材如此,中小學教材也是如此。如河南省「只用了五個多月的時間,就新編了高等、中等、初等三級農林學校整套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材」。◇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