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輝是目前所知的，因反對「文革」而被公開槍殺的第一人。他刻苦好學，才思敏捷，憂國憂民。他嚮往自由的彼岸，渴望走出去，看世界。然而，追尋的航船，傾覆在紅色的波濤裏，他在慷慨赴死時說：「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劉文輝，這個名字，有幾人知曉？ 30 載人生路，他用鮮血寫下了青春理想、無畏勇氣。
血的遺書
在臨死前三天，劉文輝寫了一份兩千字左右的血書，把它縫在被子裏。他的母親領取遺物回家後，把被子全部拆開，甚至連棉花都撕開，發現了兒子的遺書。遺書的前一部份是用墨筆寫的，後面就全是血書了。
劉宗漢保存了兒子的遺書，但始終為此擔心。兩年後，他把此信轉給家中的老五文龍，由他帶回雲南收藏。後來由於形勢緊迫，劉文輝的弟弟劉文龍用家中的電話號碼，再加上ABCD 等英文字母，用編碼電報的方式，把遺書上的字打散，抄到《毛澤東選集》的書頁邊上。動盪過後，他再把哥哥的遺書逐字復原，劉文輝臨刑前的慷慨壯烈終於得以流傳後世。
「三月九日四時許，我在法警強力馴逼之下，在不大於五平方的私堂與外人隔絕，由檢察院一人給我檢察院起訴書，五分鐘後仍由他代表中級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執行。僅隔二小時左右，高級人民法院就傳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事實上，我的上訴書剛寫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證明我使他們十分害怕，唯恐我多活一天來反抗他們的殘忍，此外說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麼遵紀守法啊！莊嚴而鄭重的法律程式手續總是到處被他們強姦……
我堅決反對鎖國排他主義、軍國主義、反民主自由、反經濟實業、焚書坑儒主義、階級鬥爭惡性報復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對所謂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謬論。所以作為匹夫有責，我就願意敢與毛鬥爭。這才是死得其所，重於泰山。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誤解我，不相信我。我的正義行為一時不易證明就留待日後吧！
……等毛政權倒台後，作為烈士的我必能恢復光榮，洗滌家庭所蒙受的污垢。
我在第一所1211，在滬監牢號167（761號）。我的手被銬著，不准我寫信和要求見親人。此遺書是寫上訴書時偷寫的，請秘密妥善保管。……
今天三月二十日閻羅殿的判官到監獄來，催我明天或後天將開群眾大會，要我態度老實，言明將視態度而改判與否。我鬥爭很激烈。我當然立志於『將頭顱鈍屠刀，血濺污道袍』，也即站著死，不跪著生。這是必然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遺恨是不能做更生動、更重大的貢獻於人民。如今我可謂風華正茂、血氣方剛，更因毛江河日下，氣息奄奄之際。我多麼想活下去，再來個反戈一擊其死命啊！我應當為祖國、為人民多做些事啊！……
我將死而後悔嗎？不！決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來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軀來摧毀的，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
輝 寫於1967年3月20日」
「同案犯」劉文忠
對於三哥劉文輝，劉文忠有著崇拜之情。「輝哥」一直教他怎樣自尊、自立、自強，他還常給他講一些殘疾人的故事來激勵他（劉文忠因患小兒麻痺症行走不便）。劉文輝還向弟妹們介紹胡適的思想。在書信當中，劉文輝常和弟弟談論西方政治人物的軼事。劉文忠深知輝哥的政治理念和遠大抱負，願意助哥哥一臂之力。
當年，文忠在深夜幫助哥哥抄寫「萬言書」，一抄就是幾個小時。劉文忠曾含著眼淚對輝哥說：「三哥你不要寫了，你不怕殺頭，當然我也可以幫你，但是你寫了以後，家裏要有災難的。」當時劉文輝回答：「如果每個人都像父親一樣不反抗，這個國家是沒救了。」
劉文忠被捕時才19歲，他在被囚禁期間，曾暗中與三次偷渡出境的獄友胡懋峰組織孫文讀書會，研讀世界名著。後來被其他囚犯告發，指他們在監獄中散播反革命言論。胡懋峰於1970年3月被槍決，當時劉文忠已被下押回原單位、管制三年，監督勞動。
1972年8月，劉文忠被重判7年再度入獄，先後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提籃橋監獄及安徽淮南的白茅嶺勞改農場服刑，直至1979年2月才獲得平反，返回上海生活。
重獲自由後，劉文忠弄潮商海，大獲成功。在事業的巔峰，劉文忠選擇退隱，傾全力寫出埋藏多年的苦難故事。他一連出版了《風雨人生路》、《新海國圖志》、《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等著作。
劉文忠的回憶錄不僅講述了劉文輝、自己和家人的遭遇，也記錄了當年一些難友的情況，包括1968年4月被槍決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家陸洪恩、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兼外文系教授潘世茲、不知名的失明天主教教士、姓郁的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以及1955年就被囚禁的上海天主教主教龔品梅等人，為研究文革受難者的歷史提供了珍貴的參考資料。
2007年，劉文忠在遊歷了40多個國家後，出版了《一個文革受難者的新海國圖志》。
書中寫道：「我哥哥過去和我說，他逃出去的目的，是看看這個世界。他不相信共產黨說的這個世界的樣子。他說過，如果我走不出去，你一定要走出去。」「這麼多年，我都是背負著哥哥的靈魂在走。」劉文忠表示，他的一生，不管是死是活，都是和哥哥聯繫在一起的。這麼多年，大陸當局多次找過他，也警告過他，但是他不能停止。
三份平反書
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劉宗漢戴了25年。他說，他沒有做過對不起共產黨的事情。
回想當年，他出於愛國心，沒有跟隨單位去台灣。1948年時，他在香港工作，後來在章乃器師兄的勸說下，回到大陸。
他的愛國之情，換來了甚麼？幾年後便失去了工作，還被判為「歷史反革命」，被共產黨折磨了25年。因此，劉宗漢總是對子女說，是他害了他們，他有罪，他要贖罪。劉文輝和幾個女兒勸他說：「父親啊！你醒過來吧！你沒有甚麼罪。」
劉宗漢一直咬著牙，要等到還他清白的一天。1979年，小兒子劉文忠回家了。過了不久，他本人接到了《平反書》，對他所謂的「歷史反革命分子」的結論作了平反。1982年1月6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針對劉文輝家屬的多次申訴作出判決，平反糾正，「宣告劉文輝無罪」。然而，此時的劉宗漢既笑不出來，也沒有眼淚，他已經雙目失明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文輝一家的許多成員都因為劉文輝和家庭成份的問題遭到隔離審查和殘酷批鬥。在巨大的政治陰影下，人倫被顛覆。當劉宗漢的住房被沒收、無家可歸時，他的大女兒和丈夫拒絕收留他。接下來的一周內，老人只得蜷縮在樓梯角落。劉文輝的母親到外地投奔身為中共幹部的二兒子，卻被擔任軍隊醫院護士長的二兒媳驅走。在不少人的眼裏，黨籍和軍籍，遠比親情來得重要。
劉文忠說：「下一代人一定要知道，文革的本質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社會的嚴重破壞；中國人的道德和信仰也遭到嚴重的摧殘，這將深深地影響到一代又一代人。」
「真希望後人千萬不要做『文革』健忘症人。應該深刻徹底地反思這場民族的災難，否則將是民族的悲哀！」
自由撰稿人傅國湧評說：「迄今為止，我們已知在歷史的大浪前面，說出了真話，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幾個可敬、可愛的小人物，他們或被囚、或被殺，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價，但一部『文革』史因為有他們的存在，才有了一點人的氣味。歷史應該銘記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劉文輝、遇羅克、陸洪恩……他們比那些高居廟堂之上、曾被毛澤東打入地獄的大人物遠為重要，他們當年對『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們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資源，他們身上顯示的道德勇氣也是人類文明賴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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