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以來，大陸11省61市遭遇洪災，死傷失蹤人數達數百人，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50億（人民幣，下同），損失慘重。對此，《大紀元》採訪了旅居德國的著名中國水利環保生態學專家、水利工程師王維洛，請他分析造成洪災的原因。
王維洛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雖然洪水有天災成份，但從細部分析，可以看出不少人禍端倪。他表示，目前中國建了將近10萬座水庫，但部份水庫在洪水來臨時均難以發揮作用，當中涉及品質問題。
他以今日受到熱議的湖南寧鄉水災為例，指該處上游的黃材水庫，按中共官方所說，黃材水庫可以防百年一遇的洪水，甚至與三峽水壩比肩。「黃材水庫和三峽有一比，說能防百年一遇的洪水，三峽水庫也是只能防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到了百年洪水，今年還沒有百年洪水，就是來一點洪水稍微大一點的時候，它就不行了，所以，你把防洪的希望寄托在這個水庫上，有的時候要出大錯的。」
他表示，按照外國的標準，一般水庫有一定使用年限。而德國的規定水庫的使用期是50年，「不是說，50年之後這個水庫不能用了，水庫的維修費會越來越高。像現在中國這個承包制度，承包者只承包它的運行和經濟，不承包維修的費用，所以，他也不維修，這個水庫很容易變成危險的水庫。」
而黃材水庫是在1958年建造，目前已使用60年，因此已經屬於「瀕危水庫」。王維洛表示，中國儘管土地面積只有世界的七分之一、人口五分之一，但世界上一半的水庫是在中國，中國有10萬座水庫。但他估計當中有近40%水庫不安全。「加上現在的水庫都是在一條河上，建了幾十座水庫，其中有一座水庫潰了，下面的水庫都得跟著潰的，就像骨牌一樣，有一個牌倒了，下面都得倒。中國人生活在水庫的下面是不安全的，這是一個定時炸彈。」
標榜水庫作用自相矛盾
中共官方常以5個目標，包括「灌溉供水、防洪、發電、養殖和旅遊」來標榜水庫的作用。但王維洛認為，有關概念自相矛盾。「在介紹的材料裡說，它有1.2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洪水還沒有來的時候，1億立方米的庫容已經裝滿水了，它是要給供水用的，它要蓄水蓄到162米，在這之下他說是不放水的，員工的工資都靠著蓄水的，作為一個決策者，你的收入是和這個水庫賣水的錢、發電的錢連在一起的，你會怎麼決定，你總是從你的經濟利益最大化來出發的，當然就不會去考慮這個社會的防洪效應了。」
他批評，目前在中國，官方已透過災害來顯示其「親民」的舉措，「所以，現在，在中國這個災害就成了一門藝術、成了一門政治藝術。」
他說，早前黃材水庫在沒放水之前的幾個小時，有人在網上發佈洩洪消息，但官方隨後就「闢謠」，發佈消息的人也因此被捕，但在幾個小時候，當地政府就下令洩洪，但下游百姓並未相信有關消息。「中國這個社會是一個很奇怪的社會，有的地方某些方面的組織能力是特別強的，有的地方它的能力特別弱的，比如像通知提前洩洪的這個命令通知下去，怎麼傳達的到每一個人，這個時候是很差很差的，往往是，老百姓說你沒通知，政府說我通知了。」
應認清自然與洪水共存
王維洛認為，水庫並沒辦法戰勝洪水，反而會給人帶來災難。他說，首先要認清人與自然的關係。他引述一名與他合作撰寫論文的德國專家指，洪水是河流系統更新所必須的，無法避免，人類也沒辦法消滅洪水，因此只能選擇與洪水共生。「你不能採取的辦法是進攻型的，往往你只能是退讓型的，比如，我們佔了河道，像寧鄉這裡，就是占了溈河的河道，把溈河的河道掐得很窄很窄。」
他又說，現在中國城市多流行挖河修路，作城市建設，但也因此佔用太多河流空間，「所以水就報復我們，我們的辦法只能是退讓，而不是有什麼水庫、預防來和洪水抗爭。」
他說：「現在氣候變化，對中國來說，很明顯的氣候變化就是降雨，暴雨多了，而且是局部的暴雨多了，降雨的總量並沒有增加，但是，降雨集中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下很多，而大多很長的時間又不下雨，所以這個自然發生的災害機率越來越大，所以，用水庫的老手段去制約洪水就完全錯了。這些年來這麼多經驗證明，中國用水庫完全是戰勝不了洪水的，往往還製造了很多人為的災難，這次湖南就是這麼一個災難。」
王維洛認為，目前中國的科學家沒有自由發言的權利，「向我們提供數據的那些人，都是科學家，當一個科學家沒有一個自由發言、科學自由的環境的時候，它就不能成為科學家，他會給你說一種似是而非的話，你只要問為什麼？這個話就是假話了。」而這一點，也容易造成問題。
他說，在這些意義上來講，洪水已經不是單純的自然災害，而是認為調控事務，或者由工程失敗導致的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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