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教育部下發文件,要求對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凡有「八年抗戰」字樣的,全部改為「十四年抗戰」。長期以來,中共編造謊言宣稱自己是「領導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而已披露的歷史真相揭示,中共在「九一八」事變後就破壞國軍抗日,並與日本情報機構、日軍共謀對抗國軍。

中共改八年抗戰為14年 搶「抗日」話語權

1月10日,大陸媒體報道,中共教育部下發文件,要求對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凡有「八年抗戰」字樣的,全部改為「十四年抗戰」。中共教育部證實今年春季中小學教材將落實這項修訂,並表示去年10月國務院就曾批示教育部要全面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目前已全面完成修改。

所謂「十四年抗戰」,是將1937年「七七事變」開啟的全面抗戰,提前至1931年日本炸毀東北南滿鐵路的「九一八事變」。

台灣出版的抗戰史中,一直都有將「九一八」等全面抗日前的戰役放入,「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中,便將「九一八」到「七七」這段時間稱為「備戰」。

台灣國立政大歷史系教授劉維開向中央社表示,中共現在將八年抗戰改為14年,是想在抗戰史上爭取更多自身的角色和作用。而中共在「七七事變」前的所謂抗日,並不是基於國家的主權統一,而是為了完成共產國際的使命,實際上仍與國民政府對立。

港媒《經濟日報》分析認為,近年中共意圖爭奪抗戰領導地位,自稱是「中流砥柱」,大搞紀念活動,希望成為中日戰爭的最終代言人,而今次修改教材拉長抗戰時期,就是為了凸顯中共領導下的「東北抗日聯軍」的貢獻。

早在2014年,就有大陸官媒將抗戰8年炒作成14年,當時《新紀元》雜誌發表評論文章表示,中華民族8年全面抗戰,舉世公認是從1937年「七七事變」至1945年日寇投降。中共擎出一直好使的愛國牌,把八年抗戰延伸為以1931年東北淪陷開始的14年,無非是找不出自己8年裏做了哪些令世界折服的抗戰壯舉,要從之前6年東北民眾抗日的壯烈事蹟中挖出些佐料往自己臉上貼金,證實自己才是主導抗戰者而不是蔣中正的國民政府。

當初東北義勇軍達30萬之眾,其中遼寧有58路,劃分為5個軍區,佔東北的三分之二強。義勇軍成份特別複雜,包括正規軍隊和警察大隊、舊軍政人員、收編的胡匪、農民秘密會社及青年學生等。當時的「東北義勇軍」和國民政府的關係也很密切。到1933年初,義勇軍主要部份基本上被日軍消滅,剩餘殘部只能開展零星的游擊戰爭。

不過1949年以後的中共歷史教科書中,「東北義勇軍」變成了「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中共聲稱,其領導的抗日聯軍是東北抗戰的中堅。而事實上,中共中央14年間基本和「東北抗日聯軍」處在「失聯」狀態。中共教科書裏的中共抗日英雄楊靖宇就是被自己人出賣後犧牲的。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日本關東軍自行炸毀瀋陽北部柳條溝的鐵路,反誣中國軍隊所為,開始突然襲擊中國軍隊的駐地瀋陽北大營,並炮轟瀋陽城,製造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圖為爆破現場。(網絡圖片)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日本關東軍自行炸毀瀋陽北部柳條溝的鐵路,反誣中國軍隊所為,開始突然襲擊中國軍隊的駐地瀋陽北大營,並炮轟瀋陽城,製造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圖為爆破現場。(網絡圖片)

「九一八」事變,日軍所使用的偽證:幾頂東北軍的軍帽、一支步槍、兩根被炸的枕木。(網絡圖片)
「九一八」事變,日軍所使用的偽證:幾頂東北軍的軍帽、一支步槍、兩根被炸的枕木。(網絡圖片)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破壞國軍抗日

「九一八」事變(又作瀋陽事變、奉天事變、盛京事變、滿州事變、柳條湖事變等),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國東北爆發的一次軍事衝突和政治事件。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駐中國的侵略軍——關東軍,自行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藉此突然襲擊了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隨即在幾天內侵佔20多座城市及其周圍的廣大地區。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至1932年2月,東北三省全部淪陷。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積極備戰、整頓內部、籌集資金、強化軍隊,準備長期抵禦日本的侵略,國民黨內部也呈現不計前嫌,團結禦侮的局面。很多軍閥後來都變成了積極抗日的將領。然而,中共不僅沒有任何收斂,反而變本加厲,趁火打劫。

「九一八」事變後第二天,9月20日,中共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委員會為滿洲事變宣言》。這個宣言除了表明中共為蘇聯附屬和要領導抗日以及大量篇幅誣衊國民政府、國名黨和蔣介石之外,就是號召國民「要聯合起來,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貧民罷業、士兵譁變」。

9月22日,中共通過的《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中稱,「黨在這次事變的中心任務是:⋯⋯抓住廣大群眾對國民黨的失望與憤怒,而組織他們走向消滅國民黨統治的鬥爭。抓住一切農民、工人、士兵的具體的切身要求,發動他們的鬥爭⋯⋯反對進攻蘇聯和蘇區,擁護蘇維埃,武裝保衛蘇聯」;還把日本侵佔東北稱為「最露骨的反蘇戰爭的序幕」。

中共還有一系列的決議和宣言等,其內容都類似。主要內容都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要煽動國內各階層的騷亂,而推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統治。

1931年12月29日,共產國際在給中共中央的「共產國際指示」中明確提出,「推翻國民黨是反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領導學生運動,利用學生煽動起國民黨統治區域的農民群眾」。

從上述中共與共產國際的文件可以看出,中共完全執行蘇聯共產國際的指令,對抗國民政府。

日軍在「九一八」事變後進入瀋陽。(網路圖片)
日軍在「九一八」事變後進入瀋陽。(網路圖片)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與日軍夾擊國軍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抓住了國人對日本的仇恨情緒,然後又抓住國民政府在準備抗日和整頓內部以及對日虛與委蛇的一些具體措施進行扭曲、甚至造謠、誣衊。中共這一切都是在「抗日」的招牌下進行,更能煽惑人們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反對聲浪。而中共軍隊趁機大肆發展壯大,並與日軍夾擊國軍。

「九一八」事變後兩個月,即1931年11月7日(即蘇聯國慶日),中共宣告其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並設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這個臨時「中央」於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工農紅軍「將中央區閔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贛邊北蘇區聯繫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佔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

接著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了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訓令中說「繼續著1931年的工作,貫通了閩贛蘇區,目前應該更進一步的貫通湘贛蘇區,造成以湘贛為中心聯繫到湘贛,閩贛的廣大版圖。進而威脅吉安,向閩北發展,使革命更迫近,爭取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的前途」。

根據這個訓令,以第三軍團為主力,由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於2月3日起打響了圍攻贛州的戰役,「4月20日,東路軍攻佔漳州⋯⋯這次戰役的勝利,消滅了張貞的大部份兵力,剪除了敵人的一翼,同時又擴大了紅軍的政治影響,獲得大量武器,彈藥和軍需物資的補給,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彭德懷部署兩路軍在湘贛邊區也擴軍40個營。」

6月5日,中共「臨時中央」發佈軍事訓令「一、五軍團主力應與和西三軍團相呼應,解決入贛閩敵⋯⋯隨後第一、五軍團經過酷暑下的長途行軍,趕到廣東的烏經地區⋯⋯進行了一場異常激烈的惡戰,擊潰粵軍20個團。」

中共「臨時中央」發佈的系列軍事訓令還顯示,8月8日,中共中央下達了一、三、五軍團發動樂安、宜黃戰役的命令。「17日攻佔樂安,20日攻克宜黃。23日乘勝佔領南豐。這一仗打得異常迅猛,速戰速決,一周內連克三城,俘敵5000多人。」「10月18日、19日、22日連克贛南邊界的黎川、建寧、泰寧、邵武四城。11月間,又克光澤、資溪、和金溪。這是一個重大的勝利,它擴大了蘇區地域數百公里,建立了閩贛省,並使閩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1933年元旦,紅一方面軍全軍在黎川城舉行北上誓師大會,周恩來參加了。2日他和朱德隨軍出發。5日、6日在黃獅渡首戰告捷。8日、9日又在滸灣同孫連鈡、吳奇偉部展開激戰。這兩次戰鬥共俘敵4000。」

1933年元旦,日本也在北方開始進攻榆關(即山海關),與中共軍隊配合南北夾擊國軍。中央政府立即抽調中央軍關麟征部北上增援,與北方各軍編組8個軍團準備進攻。6日,蔣介石委員長也匆匆自漢口北上保定指揮軍事。3月9日,29軍宋哲元部在喜峰口以大力奇襲日軍,血戰三晝夜,殺死日寇逾三千,成為震驚中外的首次抗日勝利。宋部劉汝明師又在羅聞塔大勝日軍。

抗日戰史敘述稱,「蔣委員長坐鎮保定,抗敵將士獲精神上之鼓舞,戰況成樂觀取向。不意共軍突於此際擴大叛亂,分路鼠擾贛、閩,蔣委員長遂不得不於26日離保南返。」這就是說,蔣介石在「九一八」後長城抗戰之際,受到日本和中共南北夾擊,不得不疲於奔命應付外侮和內賊。

蔣介石到了台灣以後,曾檢討對中共認識不透徹,誤以為中共畢竟也是中國人,面對民族危難,總不至於真的⋯⋯所以未下決斷清除之。不成想養虎終於為患、釀成國家、民族之大悲劇。

1932年冬,日軍在榆關(即山海關)作陸空軍演習,作進攻準備。(網絡圖片)
1932年冬,日軍在榆關(即山海關)作陸空軍演習,作進攻準備。(網絡圖片)

1933年3月,日軍繼續向河北、熱河兩省長城各口侵犯。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及駐守長城沿線其它軍隊,給日軍以迎頭痛擊。圖為防守在長城羅文峪的第二十九軍。(網絡圖片)
1933年3月,日軍繼續向河北、熱河兩省長城各口侵犯。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及駐守長城沿線其它軍隊,給日軍以迎頭痛擊。圖為防守在長城羅文峪的第二十九軍。(網絡圖片)

中共私通日本情報機構與日軍 共謀對抗國軍

大量的抗日戰爭史實表明:中共在「九一八」前後的行動與準則,從後來國共第二次合作和「七七事變」後直到抗日勝利,始終一如既往——趁日寇入侵之機,假抗日之名,行自我擴張之實。

歷史事實更證明,中共直接與日本情報機構、日軍勾結,共謀對抗國軍。

2015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撰寫的《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在日本出版。遠藤根據她收集的中國、台灣、日本三方面資料,來論證中國國民黨軍隊抗日時,中共與日本駐上海的特務機關——岩井公館合作打擊國民黨的史實。

書中說,1937年日中全面戰爭開始後不久,中共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特務,與日本外務省旗下的特務機構「岩井公館」的岩井英一、設置在日本陸軍參謀部特務機構「梅機關」的影佐禎昭等接觸。

遠藤收集的岩井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明確說,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

書中記述,1932年,作為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情報部副領事的岩井赴任後,認識了後來被稱作「五重間諜」的新聲通訊社中國記者袁殊(袁學易)。1935年6月,岩井解救了被國民黨逮捕的袁殊,增添了兩人的交情。

岩井獲准在上海設置了「公使館情報部」,並在上海領事館設置了特別調查班,蒐集蔣介石政府的內部情報。岩井全權委託袁殊組織新黨,結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黨員,而所有經費由日方支付。最終新黨運動演變成「興亞建國運動」。

這個時期,袁殊還把前中共特工頭子潘漢年介紹給岩井。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中回憶說,此後每次都是潘漢年求見,潘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且以岩井公館作據點,擴大中共在香港的間諜活動。

岩井委託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漢年支付2,000港元作為收購情報費,加上由潘漢年籌辦多種定期出版的刊物費等,每次另支付潘漢年1萬港元。

當時,2,000港元相當於一名香港華人警員5年的薪水,而日本每年向潘漢年支付的費用相當於一名香港華人警員60年的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費,最終這些錢都落入中共手中。日本支付的費用大部份源自外務省機密費。岩井回憶說,支付的總額達30多億日元(超過2,500萬美元)。

岩井《回想的上海》還披露,1937年「七七事變」後,潘漢年通過袁殊向岩井提議,商談共軍與日軍在華北戰場上「停戰」事宜。岩井表示,對他來說,這是印象最深刻的來自中共方面的請求;他把該建議轉手日軍駐汪偽政府最高代表、日本陸軍中將影佐,潘漢年從此開始直接與日軍接觸。

《田中角榮傳》披露,197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前,毛澤東於9月27日在中南海接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田中向毛道歉:「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毛則說:「不是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哪?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的戰爭賠償!」

毛澤東不止一次感謝日本侵華。早在1961年1月其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就說:「日本皇軍過去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裏,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讓我們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

毛的言論佐證中共與日本勾結、對抗國軍的真相;形同公開承認,中共沒有「領導抗戰」,是借日本侵華趁機坐大,待國軍主力與日本拼得差不多了,發動內戰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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