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借調到上海對外服務公司,並應聘進入了一家日本公司工作,收入一下子增加了許多。餐桌上雞鴨魚肉不算稀罕了,但他們牙鬆齒老,嚼不動了。戲院裏又開始演傳統大戲了,我託人好不容易買了票,可他們走不動,去不了了。偶爾去附近的閘北區工人俱樂部看上一場電影,小半里路,要走上近半個小時。回來就說:「不看了,不看了!」1989年,我去日本工作研修,回國時在免稅商店買了部23吋的彩電,想讓他們在家裏看戲看電影,可他們看了一會兒就讓關上,說是:「讓孩子早點休息!」 

在母親生命的最後兩年裏,我因為日本公司工作繁忙,很少照顧到家裏,就和爸爸商量,想僱個保姆照顧母親,可她堅決不要,父親也不同意。我猜想,在母親,恐怕是出於節約的考慮;在父親,恐怕則是想自己親手照料一下陪伴自己走過四十多年風雨歷程的老伴。直至母親彌留階段,父親幾乎一直守在她的身邊。

我們多想守住她、挽留住她的生命,讓她多享幾年晚年的幸福啊,但她已經心疲力竭了,三年「天災人禍」的大饑荒給她的身體帶來了巨大的病人,十年「文化革命」在她心靈上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創傷,如今已是身心俱乏,病入膏肓,回天乏力。

1991年10月25日,母親走完了她艱辛漫長的一生,離我們而去。享年82歲。

但我總覺得她沒走遠,她還在關注著我們。

她那慈祥和藹的音容笑貌彷彿就在眼前,她的善良、仁慈、博愛,永遠是我學習的楷模,將無時無刻惕勵著我,這是我享用不盡的寶貴財富!

媽媽!親愛的媽媽!我們永遠懷念您!

哲人懿德滿鄰里 雙親天國同安息

母親走後,父親一直憂鬱寡歡,日常話語少了許多,時常胃痛,影響到飲食,飯量減了,酒也不喝了,甚至連最喜好的煙也停了。我們勸他去醫院檢查治療,他卻衝我們一笑,查甚麼,不就是多年的老胃寒嗎?

豈料,他已是胃癌晚期了。當我們發覺他越來越瘦,不太對勁,逼著他去了區中心醫院檢查時才發現是不治之症,我和弟弟決定馬上給他辦理住院治療。起初他死活不同意,但禁不住我和弟弟又哄、又騙、又逼,他最終無奈地點了點頭。在家等待住院通知的那幾天裏,他還堅持著每天下午去小晟晟的學校接他回家。四天後,1992年7月31日,在他坐上的士去醫院之前還叮嚀我們,要照顧好小晟晟!

父親住院,醫生隨即就發出病危通知,並明確告知這胃癌晚期是不治之症,動不動手術幾乎都一樣。我和弟弟去徵求他的意見是否要手術治療,他卻是淡淡一笑:「八十多歲了,還開甚麼刀啊,再說,我也該去你媽媽那裏陪她了。這輩子我虧欠她太多了!」

他還極其認真地關照我們,他死後要和媽媽埋葬在一起,堅決不要把遺骨葬回故鄉。從他毫無商量的口氣裏,我隱隱約約感到,他對自己家鄉人的一種不滿。究竟是甚麼原因?當時,無法捉摸得透。直至他去世後,我整理他的遺物時才發現,在他寫的向造反派的交代材料裏,有一段他被組織遺忘的隱密。

原來當時縣大隊的指導員(他的一個遠親)一直阻撓有關人員設法與我父親取得聯繫,後來此人兼了大隊長的職務,就更不願意讓父親歸隊了。

父親要我們在蘇州選一塊墓地,因為那裏離大姐姚根娣的墓地近些(大姐姚根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扭秧歌的走資派」而受迫害,於1974年不幸逝世。遺骨葬於蘇州吳山頭)。

我們僱了看護工日夜分班照料他的起居飲食。白日裏我和弟弟上班工作,晚上我們都會不約而同地來到他的床前,和他嘮嘮家長。有一次我問他:「爸,你拋棄了縣大隊長的職務和媽媽來到上海,過了大半輩子清貧的生活,後悔嗎?你的戰友、下級,可是做到某某市公安局長,並差一點升到市長啊。」他用力地搖了搖頭說:「沒甚麼後悔的,生活本身貴在平淡,別看老陸當了幾年公安局長,但最後不是跳樓自殺了嗎?我要是沒有『被組織脫離』,說不定也能弄個一官半職,但結局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半晌,他又把臉朝向我,語重心長地說:「大鴨子(我的小名),你千萬別走仕途!答應我!答應我!」望著他瘦削而堅毅的臉龐,我含淚點了點頭。他才放心地閉眼睡著了……。

1992年8月25日,在送走媽媽整整十個月之後,我們又送走了為我們操勞大半輩子的爸爸。(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