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歲不到,便被送進我們家後弄堂裏的私塾館。這是一個稍寬敞的民宅,客堂裏擺上了兩排6張長桌,12個孩童在這裏念著不同程度的課程。教書先生一會兒教右邊一溜大一點的孩子念唐詩,一會兒教左邊小一點的孩子學識字。少不更事的我,只是坐在長木桌旁邊,傻傻地看著學長們讀書寫字,時而順手撕下一頁課本紙,塞進嘴裏,咀嚼半天再吐出來。別人是看書識字,而我也就只有吃書的分兒了。 

當時我不明白,大人為甚麼這麼早把我送進私塾,這不是糟蹋學雜費麼?後來才知道,父親進了建築公司以後工作日見繁忙,母親一人在家操持家務、照料弟弟已是十分辛勞。再加上此時鄰居已大多知道我母親是個縫紉好手,紛紛上門求藝,為孩子們添置新衣。活計絡繹不絕地找上門來,母親情面難卻,便一一接了下來。為了便於照料弟弟,也為了有時間完成手中針活,便將我送進了私塾學堂。那時,母親雖然十分辛勞,但內心卻充溢著甘甜。看著長子每天拿著殘缺不全的課本,跳跳蹦蹦地走進後弄堂的私塾館,她心中燃起希望之火。

父巧手平地起樓 悲歡離合三代同堂

1953年,廣肇路拓寬馬路,由原來的不足三丈,拓寬到六丈。沿街面北側拆除了兩排房屋,我們原本地處弄堂內第三排的房屋便成了臨街面的門面房。母親由此產生了新的憂慮,馬路拓寬,車來人往,頑童的安全成了問題。父母親商議了許久,最終還是決定賣掉臨街面的房屋,另擇弄堂房居住。

成年以後,我每每想到此事,不知怎的,總會不由想起「孟母三遷」的典故。恰巧,有人找到米行老闆曾寶元(曾先生早年夥同父親販賣布料,虧本後改行販米,數年後,竟開了家米行。)要買新居,看到我們那座馬上要變成臨街的房屋,立馬下訂,並約定半年之內我們必須搬遷。

又是姚俅幫了大忙,替父親在單位請了長假,介紹認識了來自鹽城的同行邵玉麒和其他兩位師傅。幾個人買下了位於民立路、共和路口的一個舊煤場,計劃建造磚木結構的裏弄房屋80餘間。消息一傳出,許多人入股參與了進來。在這眾多的參股者之中,父親驚奇地發現失散多年的親侄女也在其中。(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