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歲不到，便被送進我們家後弄堂裏的私塾館。這是一個稍寬敞的民宅，客堂裏擺上了兩排6張長桌，12個孩童在這裏念著不同程度的課程。教書先生一會兒教右邊一溜大一點的孩子念唐詩，一會兒教左邊小一點的孩子學識字。少不更事的我，只是坐在長木桌旁邊，傻傻地看著學長們讀書寫字，時而順手撕下一頁課本紙，塞進嘴裏，咀嚼半天再吐出來。別人是看書識字，而我也就只有吃書的分兒了。
當時我不明白，大人為甚麼這麼早把我送進私塾，這不是糟蹋學雜費麼？後來才知道，父親進了建築公司以後工作日見繁忙，母親一人在家操持家務、照料弟弟已是十分辛勞。再加上此時鄰居已大多知道我母親是個縫紉好手，紛紛上門求藝，為孩子們添置新衣。活計絡繹不絕地找上門來，母親情面難卻，便一一接了下來。為了便於照料弟弟，也為了有時間完成手中針活，便將我送進了私塾學堂。那時，母親雖然十分辛勞，但內心卻充溢著甘甜。看著長子每天拿著殘缺不全的課本，跳跳蹦蹦地走進後弄堂的私塾館，她心中燃起希望之火。
父巧手平地起樓 悲歡離合三代同堂
1953年，廣肇路拓寬馬路，由原來的不足三丈，拓寬到六丈。沿街面北側拆除了兩排房屋，我們原本地處弄堂內第三排的房屋便成了臨街面的門面房。母親由此產生了新的憂慮，馬路拓寬，車來人往，頑童的安全成了問題。父母親商議了許久，最終還是決定賣掉臨街面的房屋，另擇弄堂房居住。
成年以後，我每每想到此事，不知怎的，總會不由想起「孟母三遷」的典故。恰巧，有人找到米行老闆曾寶元（曾先生早年夥同父親販賣布料，虧本後改行販米，數年後，竟開了家米行。）要買新居，看到我們那座馬上要變成臨街的房屋，立馬下訂，並約定半年之內我們必須搬遷。
又是姚俅幫了大忙，替父親在單位請了長假，介紹認識了來自鹽城的同行邵玉麒和其他兩位師傅。幾個人買下了位於民立路、共和路口的一個舊煤場，計劃建造磚木結構的裏弄房屋80餘間。消息一傳出，許多人入股參與了進來。在這眾多的參股者之中，父親驚奇地發現失散多年的親侄女也在其中。（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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