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每年7、8月舉行北戴河會議。在此之前的6月29日到6月30日，中共官場迎來了一輪大規模省部級官員人事變動潮。
這輪人事變動中，最大的看點之一是王儒林不再擔任山西省委書記職務。7月2日，王儒林被調任人大，擔任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職。有評論認為，在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狀況下，這是習當局在對即將到來的北戴河會議做出警告，以此推動關鍵經濟政策——供給側改革。
一、北戴河重點議題之一：經濟
習近平自2012年底掌權開始，大幅清理江派，並調整官場人事格局。今年秋季，當局將召開六中全會，明年又計劃開「十九大」，所以今年的北戴河會議對當局來說就顯得格外重要。當下人事變動，大都可以被視為為「十九大」換屆人事排兵布陣。甚至有海外媒體預測，這將是歷年以來北戴河爭鬥最為激烈的會議，「說它是一場政治大決戰毫不為過」。
北戴河被稱為中共的政治夏都。每年的7、8月間，中共高層們會在這裏避暑，並舉行一系列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碰頭會」、「生活會」等等，由此被統稱為北戴河會議。與過去幾次類似，北戴河會議第一議題往往是經濟，背後還有高層在人事、體制架構等問題上的討價還價。
王儒林突然被換
王儒林被撤換後，接替山西省委書記職務的是駱惠寧。
王儒林被認為是江派常委張德江手下的「吉林幫」大員，因迫害法輪功而上了「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追查名單。在被換時，王儒林才63歲，中共官方給出的理由是「年齡原因」。但是財新網的文章公開稱王儒林、強衛、羅志軍并未達到65歲的正省級幹部退休年齡，「均提前交班」。
在中共官場上，現任省委書記年齡超過64周歲的大有人在。強衞、王儒林都生於1953年，而黑龍江王憲魁、內蒙古王君、甘肅王三運等幾名書記都是1952年生人，王君足足比王儒林大了一年有餘。
6月30日，編輯部在大陸的多維網報道稱，此番突然傳出王儒林被安排到一個二線崗位上，令人十分意外。
報道引述一位接近山西政府的人士的消息透露，王儒林雖然在反腐上著力頗多，但在其它方面，尤其是事關經濟發展的事項上，「有嚴重的不作為情況」，很多本應順利開展的經濟工作因此陷入停滯，在山西中層、基層幹部中引發了相當的不滿情緒。
據報，王儒林更被認為「管得很少」、「無所建樹」。山西已經連續幾年在經濟困境的泥潭中掙扎，2015年的GDP增速僅為3.1%，排名全國倒數第二；2016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長僅為3%，繼續「穩居」倒數第二。
在王儒林被調到人大之前，這篇文章曾預測說，如果王的去向最終被證實，那麼就加劇了人們對於「王儒林成為習近平整治『為官不為』負面典型」的猜測。
大陸媒體的報道也吞吞吐吐對此證實。有已被刪除的報道稱，諸多主客觀因素的辯解，依然迴避不了王儒林沒有撐起提振山西經濟這一重任的事實。在今年6月30日山西全省領導幹部會議上，王儒林總結自己主政山西的工作時，經濟發展方面的信息就相對少而模糊。
實際上，這次王儒林被換，還影響到了劉雲山。
兩年前王儒林被調至山西省時相當高調。當時報道指 ，2014年9月1日下午，山西省召開會議宣布省委書記職務調整的決定，江派常委劉雲山親自出席會議並講話，中組部長趙樂際在會上宣布了中央決定。
按慣例，宣布中央關於包括省長、省委書記等在內的正部級官員職務任免決定的，一般是中組部的副部長。而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職務調整的交接大會，宣布中央決定的一般是中組部部長。
劉雲山「護送」王儒林的高調和現在王提前被調任閒職形成對比。
為何習當局要突然對王儒林動作？這要從近期中國經濟的表現說起。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
當前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並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與此同時，習當局力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按照當局的說法，這項改革內容包括「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槓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
與之相對應的是，一名「權威人士」5月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中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
陸媒的報道稱，「權威人士」很可能是中央財經小組辦公室（簡稱中財辦）主任劉鶴。劉起草了文章，並經習近平審閱而刊出。
當局經濟改革的阻力 江派官員帶頭對抗
2016年6月30日 ，中央黨校報刊《學習時報》刊文指，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推進，主要應做到「三穩定、兩調動」：穩定宏觀經濟，穩定市場運行，穩定社會就業，調動企業家積極性，調動各級幹部的積極性。
但是，實際的操作中，習當局卻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近期官媒的報道也不斷發文炮轟一些現象。
6月29日，澎湃新聞轉載《人民日報》的文章，以「央媒刊文批幹部『畏而不為』：表面消極怠工，實際是搞軟對抗」為題，凸顯當下問題所在。
報道稱，「在高壓反腐的態勢下，一些黨員幹部表面上『不敢腐』了，但出現了『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問題。『畏而不為』，表面上看是消極怠工、不作為，實際上是與中央強力反腐唱對台戲、搞軟對抗，是以『畏』之名替『不』之實找藉口」。
6月27日，BBC以「點評中國：士氣降至冰點的中國官員」為題發文稱，自從中共「十八大」以來，新領導人以鐵腕治貪，加大了對官員體系的監察和巡查。這造成了官僚體系的巨大壓力。
文章說，抱怨「理想太遠，生活太近」的中共官僚系統的逐漸熄火，是中國經濟逐漸熄火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少商界的朋友反映，他們打交道的政府部門的主管們都不願意見客，就算見了客也不願意做決定，有些乾脆稱病住院檢查身體去。需要審批的項目、執照等等不少被束之高閣。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反腐觸及的大部分是江派官員，也有報道說，現在帶頭怠工、對抗的也是江派，因為害怕遭到清算。
也有說法指，剛出台的這個《問責條例》是為清算江澤民留下伏筆。
習當局通過《問責條例》
對此現象，習當局有所察覺。
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研討班上說，「綜合各方面反映，當前『為官不為』主要有3種情況：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為』，二是動力不足而『不想為』，三是擔當不足而『不敢為』」，「這個問題極為重要，現在看來也十分緊迫」。
6月27日，深改組25次會議上，習近平發重話表示：改革是一場革命，改的是體制機制，動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槍幹是不行的。
大陸評論認為，這可能是中央第一次使用「既得利益」這個詞，可見改革之阻力，改革之難度，大到「不真刀真槍幹」都不行了。
6月28日，習近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審議通過了中共《問責條例》。
官方報道稱，審議通過這個條例重要性不言而喻。《問責條例》特別點出了要嚴肅追究責任的三種情形：對於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後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當局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
在此之前的6月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眾號「俠客島」發表文章，在談到為何出台《問責條例》時說，在一項調查中，有官員就在談到改革的顧忌時說：也沒見著有誰因為不改革而被問責的。在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氛圍下，怕當出頭鳥、怕有擔當就成了明哲保身之舉。
7月8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再強調推進「供給側改革」。
王珉是另一個「為官不為」的例子
除了王儒林之外，遼寧前省委書記王珉也是一個怠政的典型例子。
陸媒的報道說，王珉從吉林省委書記被調任遼寧省委書記後，就開始「不太做事」。海外的評論更是一針見血，王珉將屆退休之齡，其在離任前「破罐破摔」了。
有海外媒體曾報道，習近平一度對王珉主政的遼寧省委省政府非常不滿，曾當面訓斥遼寧當局「對上級吹吹拍拍，說假話套話空話，匯假報，編假數據，造假政績，」「忽悠中央，忽悠百姓，十分危險」等。
2014年以來，東北三省經濟出現集體「斷崖式」下滑。2015年，吉林、黑龍江、遼寧三省的GDP增速分別是6.5%、5.7%、3%，在全國省區市中排名倒數。2016年第一季各省GDP公布，東北三省仍舊敬陪末座，遼寧還出現負增長，全國GDP增速墊底。
今年3月4日，已轉任中共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王珉被宣布接受調查。
劉鶴在北戴河會議前去三地調研
6月28日，中財辦主任劉鶴率中央財辦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調研組在上海主持召開第28次「兩省一市」經濟形勢座談會，長三角「兩省一市」的上海、江蘇、浙江，以及吉林、山東、湖南、雲南7個省市黨委研究室主任、發改委主任參加座談。
6月29日，劉鶴等轉赴浙江調研。7月4日至5日，劉鶴等前往四川省調研。這是劉鶴在10天內分別在上海、浙江和四川三地展開的第三場地方調研。
劉鶴被稱為習近平的「經濟智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直是今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工作的重點。5月份，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時，又專門研究落實這方面工作。
7月1日，《北京日報》微信公眾號「長安街知事」發表文章稱「劉鶴六赴長三角，前後必有大事發生」。
「長安街知事」表示，2014年10月，劉鶴首次以中財辦主任的身份到地方調研，所選之地就是江蘇，為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準備。
2015年4月，劉鶴帶隊調研組赴上海調研。就在當月底，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2015年9月，劉鶴帶隊到浙江調研宏觀經濟運行情況，恰好是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前夕。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表示，劉鶴最近的三地之行，恰好是中共高層北戴河會議前夕。此前，江澤民家族被內控及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將被調走的傳聞甚多，因此，這次的座談會後將發生甚麼，更加引發外界關注。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繞過江派常委
在中共政權體系中，有一些專門的領導小組。這些小組權力超越現有機構，組長一職通常由政治局常委一級兼任，具體的事務則交由下設的辦公室來執行處理。
就目前來看，財經小組對當局大的經濟政策有制定權。習通過小組運作，部分繞開了多名江派常委所在的政治局常委會。
《中國新聞周刊》6月份的報道坦承，中財辦不論是影響力的擴大，還是地位的強化，都已是不爭的事實。
到發稿為止，資料顯示中財辦陣容為「一正六副」，包括主任劉鶴（兼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楊偉民、易綱（兼任央行副行長）、韓俊（兼任農村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舒國增和朱光耀（兼任財政部副部長）、唐仁健（兼任農村小組辦公室主任）。從中可見，國務院中最關鍵的發改委、財政部、央行等，也都受財經小組的領導。
當局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一份改革計劃。大陸專家劉勝軍分析說：「這些計劃的推進和落實需要一個級別高、協調能力強，同時超越部門利益的機構。」
「中財辦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劉勝軍認為，中財辦的當務之急，就是「啃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的硬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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