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每年7、8月舉行北戴河會議。在此之前的6月29日到6月30日，中共官場迎來了一輪大規模省部級官員人事變動潮。
一、北戴河會議前 習當局換掉王儒林有原因
這輪人事變動中，最大的看點之一是王儒林不再擔任山西省委書記職務。7月2日，王儒林被調任人大，擔任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職。有評論認為，在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狀況下，這是習當局在對即將到來的北戴河會議做出警告，以此推動關鍵經濟政策——供給側改革。
北戴河重點議題之一：經濟
習近平自2012年底掌權開始，大幅清理江派，並調整官場人事格局。今年秋季，當局將召開六中全會，明年又計劃開「十九大」，所以今年的北戴河會議對當局來說就顯得格外重要。當下人事變動，大都可以被視為為「十九大」換屆人事排兵布陣。甚至有海外媒體預測，這將是歷年以來北戴河爭鬥最為激烈的會議，「說它是一場政治大決戰毫不為過」。
北戴河被稱為中共的政治夏都。每年的7、8月間，中共高層們會在這裏避暑，並舉行一系列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碰頭會」、「生活會」等等，由此被統稱為北戴河會議。與過去幾次類似，北戴河會議第一議題往往是經濟，背後還有高層在人事、體制架構等問題上的討價還價。
王儒林突然被換
王儒林被撤換後，接替山西省委書記職務的是駱惠寧。
王儒林被認為是江派常委張德江手下的「吉林幫」大員，因迫害法輪功而上了「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追查名單。在被換時，王儒林才63歲，中共官方給出的理由是「年齡原因」。但是財新網的文章公開稱王儒林、強衛、羅志軍並未達到65歲的正省級幹部退休年齡，「均提前交班」。
在中共官場上，現任省委書記年齡超過64周歲的大有人在。強衞、王儒林都生於1953年，而黑龍江王憲魁、內蒙古王君、甘肅王三運等幾名書記都是1952年生人，王君足足比王儒林大了一年有餘。
6月30日，編輯部在大陸的多維網報道稱，此番突然傳出王儒林被安排到一個二線崗位上，令人十分意外。
報道引述一位接近山西政府的人士的消息透露，王儒林雖然在反腐上著力頗多，但在其它方面，尤其是事關經濟發展的事項上，「有嚴重的不作為情況」，很多本應順利開展的經濟工作因此陷入停滯，在山西中層、基層幹部中引發了相當的不滿情緒。
據報，王儒林更被認為「管得很少」、「無所建樹」。山西已經連續幾年在經濟困境的泥潭中掙扎，2015年的GDP增速僅為3.1%，排名全國倒數第二；2016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長僅為3%，繼續「穩居」倒數第二。
在王儒林被調到人大之前，這篇文章曾預測說，如果王的去向最終被證實，那麼就加劇了人們對於「王儒林成為習近平整治『為官不為』負面典型」的猜測。
大陸媒體的報道也吞吞吐吐對此證實。有已被刪除的報道稱，諸多主客觀因素的辯解，依然迴避不了王儒林沒有撐起提振山西經濟這一重任的事實。在今年6月30日山西全省領導幹部會議上，王儒林總結自己主政山西的工作時，經濟發展方面的信息就相對少而模糊。
實際上，這次王儒林被換，還影響到了劉雲山。
兩年前王儒林被調至山西省時相當高調。當時報道指，2014年9月1日下午，山西省召開會議宣布省委書記職務調整的決定，江派常委劉雲山親自出席會議並講話，中組部長趙樂際在會上宣布了中央決定。
按慣例，宣布中央關於包括省長、省委書記等在內的正部級官員職務任免決定的，一般是中組部的副部長。而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職務調整的交接大會，宣布中央決定的一般是中組部部長。
劉雲山「護送」王儒林的高調和現在王提前被調任閒職形成對比。
為何習當局要突然對王儒林動作？ 這要從近期中國經濟的表現說起。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
當前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並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與此同時，習當局力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按照當局的說法，這項改革內容包括「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槓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
與之相對應的是，一名「權威人士」5月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中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
陸媒的報道稱，「權威人士」很可能是中央財經小組辦公室（簡稱中財辦）主任劉鶴。劉起草了文章，並經習近平審閱而刊出。
當局經濟改革的阻力 江派官員帶頭對抗
2016年6月30日，中央黨校報刊《學習時報》刊文指，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推進，主要應做到「三穩定、兩調動」：穩定宏觀經濟，穩定市場運行，穩定社會就業，調動企業家積極性，調動各級幹部的積極性。
但是，實際的操作中，習當局卻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近期官媒的報道也不斷發文炮轟一些現象。
6月29日，澎湃新聞轉載《人民日報》的文章，以「央媒刊文批幹部『畏而不為』：表面消極怠工，實際是搞軟對抗」為題，凸顯當下問題所在。
報道稱，「在高壓反腐的態勢下，一些黨員幹部表面上『不敢腐』了，但出現了『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問題。『畏而不為』，表面上看是消極怠工、不作為，實際上是與中央強力反腐唱對台戲、搞軟對抗，是以『畏』之名替『不』之實找藉口」。
6月27日，BBC以「點評中國：士氣降至冰點的中國官員」為題發文稱，自從中共「十八大」以來，新領導人以鐵腕治貪，加大了對官員體系的監察和巡查。這造成了官僚體系的巨大壓力。
文章說，抱怨「理想太遠，生活太近」的中共官僚系統的逐漸熄火，是中國經濟逐漸熄火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少商界的朋友反映，他們打交道的政府部門的主管們都不願意見客，就算見了客也不願意做決定，有些乾脆稱病住院檢查身體去。需要審批的項目、執照等等不少被束之高閣。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反腐觸及的大部分是江派官員，也有報道說，現在帶頭怠工、對抗的也是江派，因為害怕遭到清算。
也有說法指，剛出台的這個《問責條例》是為清算江澤民留下伏筆。
習當局通過《問責條例》
對此現象，習當局有所察覺。
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研討班上說，「綜合各方面反映，當前『為官不為』主要有3種情況：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為』，二是動力不足而『不想為』，三是擔當不足而『不敢為』」，「這個問題極為重要，現在看來也十分緊迫」。
6月27日，深改組25次會議上，習近平發重話表示：改革是一場革命，改的是體制機制，動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槍幹是不行的。
大陸評論認為，這可能是中央第一次使用「既得利益」這個詞，可見改革之阻力，改革之難度，大到「不真刀真槍幹」都不行了。
6月28日，習近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審議通過了中共《問責條例》。
官方報道稱，審議通過這個條例重要性不言而喻。《問責條例》特別點出了要嚴肅追究責任的三種情形：對於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後果、人民群眾反映強烈、損害當局執政的政治基礎的都要嚴肅追究責任。
在此之前的6月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眾號「俠客島」發表文章，在談到為何出台《問責條例》時說，在一項調查中，有官員就在談到改革的顧忌時說：也沒見著有誰因為不改革而被問責的。在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氛圍下，怕當出頭鳥、怕有擔當就成了明哲保身之舉。
7月8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再強調推進「供給側改革」。
王珉是另一個「為官不為」的例子
除了王儒林之外，遼寧前省委書記王珉也是一個怠政的典型例子。
陸媒的報道說，王珉從吉林省委書記被調任遼寧省委書記後，就開始「不太做事」。海外的評論更是一針見血，王珉將屆退休之齡，其在離任前「破罐破摔」了。
有海外媒體曾報道，習近平一度對王珉主政的遼寧省委省政府非常不滿，曾當面訓斥遼寧當局「對上級吹吹拍拍，說假話套話空話，匯假報，編假數據，造假政績」，「忽悠中央，忽悠百姓，十分危險」等。
2014年以來，東北三省經濟出現集體「斷崖式」下滑。2015年，吉林、黑龍江、遼寧三省的GDP增速分別是6.5%、5.7%、3%，在全國省區市中排名倒數。2016年第一季各省GDP公布，東北三省仍舊敬陪末座，遼寧還出現負增長，全國GDP增速墊底。
今年3月4日，已轉任中共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王珉被宣布接受調查。
劉鶴在北戴河會議前去三地調研
6月28日，中財辦主任劉鶴率中央財辦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調研組在上海主持召開第28次「兩省一市」經濟形勢座談會，長三角「兩省一市」的上海、江蘇、浙江，以及吉林、山東、湖南、雲南7個省市黨委研究室主任、發改委主任參加座談。
6月29日，劉鶴等轉赴浙江調研。7月4日至5日，劉鶴等前往四川省調研。這是劉鶴在10天內分別在上海、浙江和四川三地展開的第三場地方調研。
劉鶴被稱為習近平的「經濟智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直是今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工作的重點。5月份，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時，又專門研究落實這方面工作。
7月1日，《北京日報》微信公眾號「長安街知事」發表文章稱「劉鶴六赴長三角，前後必有大事發生」。
「長安街知事」表示，2014年10月，劉鶴首次以中財辦主任的身份到地方調研，所選之地就是江蘇，為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準備。
2015年4月，劉鶴帶隊調研組赴上海調研。就在當月底，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2015年9月，劉鶴帶隊到浙江調研宏觀經濟運行情況，恰好是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前夕。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表示，劉鶴最近的三地之行，恰好是中共高層北戴河會議前夕。此前，江澤民家族被內控及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將被調走的傳聞甚多，因此，這次的座談會後將發生甚麼，更加引發外界關注。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繞過江派常委
在中共政權體系中，有一些專門的領導小組。這些小組權力超越現有機構，組長一職通常由政治局常委一級兼任，具體的事務則交由下設的辦公室來執行處理。
就目前來看，財經小組對當局大的經濟政策有制定權。習通過小組運作，部分繞開了多名江派常委所在的政治局常委會。
《中國新聞週刊》6月份的報道坦承，中財辦不論是影響力的擴大，還是地位的強化，都已是不爭的事實。
到發稿為止，資料顯示中財辦陣容為「一正六副」，包括主任劉鶴（兼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楊偉民、易綱（兼任央行副行長）、韓俊（兼任農村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舒國增和朱光耀（兼任財政部副部長）、唐仁健（兼任農村小組辦公室主任）。從中可見，國務院中最關鍵的發改委、財政部、央行等，也都受財經小組的領導。
當局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一份改革計劃。大陸專家劉勝軍分析說：「這些計劃的推進和落實需要一個級別高、協調能力強，同時超越部門利益的機構。」
「中財辦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劉勝軍認為，中財辦的當務之急，就是「啃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的硬骨頭」。
二、北戴河會議 習要清除江在常委制上的遺禍
今年北戴河會議，除了經濟是重要議題之外，有媒體稱，研議中共體制變革，討論是否取消政治局常委制將是另一個重要議題。今年上半年，這個話題已在海內外被廣泛議論。
中共政治局常委制已經實行了幾十年。江澤民為了維持對法輪功迫害，2002年退下後，周永康等前常委都在各自主管的領域形成了「獨立王國」並延續至今。媒體報道稱，習對這種常委制早就不滿。
研議中共體制變革或是另一重要議題
今年7月底8月初將舉行的北戴河會議已臨近，秋季的「六中全會」也為期不遠。每一屆「六中全會」，往往是翌年下一屆人事布局的預演；「六中全會」的人事調整，又往往由兩三個月前的北戴河會議部署。
明年當局的「十九大」，如果屆時會對中共體製作出大改動，今年的北戴河會議將成為一個關鍵戰場，決定習近平今後的走向。
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會否對中共體製作出震撼性的「顛覆」？
《亞洲週刊》5月5日報道稱，中共高層出現改革呼聲，要研議中共體制變革：有沒有必要繼續設中央政治局常委制，有沒有必要打破政治局規範的「七上八下」（67歲可留任，68歲須退休）的不成文規則；有沒有必要還需隔代指定下一屆接班人？以政治局常委這一架構為例，它的存在現在看來是多餘的，負面作用大於正面作用。
據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透露，只要在北戴河會議上，習近平如果能頂住來自各方的角力干擾，強勢主導人事布局，那今秋的「六中全會」，乃至一年後的「十九大」，中共體制會有令人難以想像的變革，取消政治局常委制，破除「七上八下」年齡劃線規則，廢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都會循序推進。
習近平對常委制不滿
習近平自「十八大」掌權後，已先後任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安委主席、網絡安全小組組長、中央深改小組組長、軍隊深改小組組長、軍委聯合總指揮等職，加上傳聞中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等職。
海外媒體報道，習近平早對常委制不滿。雖然擁有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這些職務，習仍然去擔任包括深改組在內的各種小組組長，這就是一個他對常委體制極端不滿的信號，也是他對現今中共整個機構體制極為不滿的例子。
現今的七常委中，張高麗、劉雲山和張德江是江澤民的親信。在習不斷打擊江澤民之時，部份常委與習之間的矛盾也激化，嚴重阻礙著習的執政。
中國問題專家橫河說，在江澤民掌權時期，和胡錦濤掌權時期的常委制，存在很大的差別。江澤民掌權時的常委制存在兩個特點：一、江具有一票否決權。二、政治局常委雖然有分工，但並不是一個人說了算，一些事情還需要通過討論決定。
橫河表示，由於江澤民的精心安排，到了2002年胡錦濤掌權時候，每個常委分管的事務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其他常委幾乎不能干涉。最關鍵的是政法委，為了維護迫害法輪功的政策，從2002年起周永康成為了政法委書記，並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此後周永康的政法政策，其他常委都無權干涉。
報道稱，中共政法委一度成為江澤民、周永康控制的「第二中央」，維持對法輪功和民眾的迫害政策，並使得江免於被清算。
「十八大」之後，常委制恢復為七常委格局。雖然政法委書記不再是常委，但是常委們的其他「獨立王國」依然被繼承。
廢除常委制 誰在幕後討論？
《亞洲週刊》稱，中共中央黨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的一些專家學者，已就廢除常委制等開展探討。
資料顯示，中共中央擁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黨校兩個重要智庫，國務院則倚重國研中心和國家行政學院，軍方則有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等扮演此種角色。其他智庫，還包括社科院等。
現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為何毅亭，從2009年開始任職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並於2013年9月轉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據悉，何毅亭與習近平是同鄉，被認為是習近平的「鐵桿文膽」、七大智囊之一。
2011年4月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偉曾是朱鎔基辦公室的主任。
中共國家行政學院院長楊晶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大秘；副院長曾是習近平舊部陳寶生（2016年7月2日，陳寶生轉任教育部部長）；2014年10月，江派的常務副院長何家成落馬。
該學院教授汪玉凱，兼任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時事評論員石久天表示，習近平陣營的人馬已經控制了這些智庫部門的關鍵職位，因此，廢除常委制的提議被智庫學者提出的可能性會非常大。但是在高層中，一定會就此發生激鬥。
當局介紹中共政治局常委制的演進
2016年6月16日，中共黨媒《人民日報》第9 版刊發《中央主要領導機構歷史演進》的文章，耐人尋味。
文章介紹說，1924年11月召開的中共「五大」，中央正式設立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前者為最高決策機關，後者負責處理日常事務。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改選中央政治局，同時成立中央書記處。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正式以中央書記處替代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七大」延續了這種制度安排。
文章稱，中共「八大」對中央組織機構作出調整，恢復設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九大」以後，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恢復原有地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作為中央領導機構的地位和作用沒有發生變化。
由此可知，中共歷史上政治局常委會被取消過。也就是從1934年到1956年這22年中，中央書記處幾乎成了事實上的核心領導機構。
文章發出後不久，就有多家海外媒體分析，不排除這是官媒為再次廢除常委制放風摸底。
多名學者揭常委制弊端
5月，東網的評論文章也探討了中共現行體制的弊端。文章認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處於權力最頂端，次一級是中央政治局，還有一個中央書記處主持日常工作，再加上一系列的領導小組及委員會。最高層迭床架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現象相當突出，不僅導致權力分散內耗，決策低效，而且容易形成山頭派系，加劇政治鬥爭，與現行訊息社會需要高效決策背道而馳。
5月16日，大陸可以閱讀的《鳳凰博報》刊發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的文章。該文分析說，「十八大」之後，集權為甚麼變得需要？簡單地說，從前的頂層權力分散的運作方式難以為繼，唯一的辦法就是改變這種情況。
「十八大」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權力分布過於分散，每個成員只負責各自的領域，並在該領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終的發言權，並且各個成員之間的有效協調並不存在。這種體制類似於頂層「分封制」。
正是這種制度特徵才造成後來的「周永康現象」，即「團團伙伙」現象，或者政治學上所說的「寡頭政治現象」。周永康、令計劃、軍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屬於中共黨內寡頭。
文章表示，中共黨內「團團伙伙」的形成使得頂層權力不再正常運作，而是過度的制衡。這正是胡錦濤的改革計劃，到最終因為無窮的阻力而沒能成功實施的原因。
在此之前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習近平博士論文導師孫立平也曾對此發文。
2月23日，孫立平發表題為《領導體制的亂象何以形成》的評論文章。文章認為，本世紀前十年，在中央層面上實行的實際是九常委制的集體領導體制，而在地方的層面，則是「一把手」專權越來越明顯。這種情況更進一步加劇了權力內部的失控。
孫立平在文中提出，在現代社會中，最有效率的體制是首長負責制。首長制的優點在於：權力集中、指揮靈敏、責任明確、減少扯皮，辦事果斷行動迅速、效率較高。
文章還認為，美國的總統制就是首長制的典型。孫立平說：「首長制的前提是，必須要有明確的委託代理關係。比如，美國的總統，是選民選出來的，要對選民負責，你可以自己組閣，但你得對你自己組的這個閣負責任。如果你組的閣不稱職，你要做好下台的準備。」
「如果不能通過民主的方式將委託代理關係落到實處，僅僅通過行政體制框架內的集權或分權來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
孫立平此言被認為是以婉轉的方式提出了總統制的優越性。
很快，習當局的學者出來公開呼應總統制。
當局學者明確提出總統制
今年3月底，中共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接受了聯合早報網的專訪。他在訪問中說，中國正走在「歷史大變革的前沿」。汪玉凱認為，如何找出能夠真正被人民認可、被國際社會大體認同的制度設計和有效的制度架構，這才是高層必須要做的。
他提到，至於有人說，中國未來可以由國家主席制變為總統制，他認為形式並不是最主要的問題，關鍵是制度設計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即使中國的政治體制變為總統制，從目前中國的政治生態看，必須是「系統性改革」。
汪玉凱說：「如果再回到文革的價值形態上，中國肯定沒有前途。」歷史潮流是向著民主和法治方向演進。
隨後，大陸有微信公眾號全文轉載了該文，時至今日，仍可查到這篇文章。
港媒：習近平與張德江在總統制上激戰
就在習近平陣營不斷釋放出可能要取消常委制、建立總統制之際，中共江派常委張德江近期到中共黨校，公開唱反調。
5月23日，張德江到中共中央黨校，發表了有關中共人大制度「專題報告」，不僅宣稱中共人大制度有不少「優越性」，而且還宣稱中共人大對高層的「監督作用」。
張德江稱，中共的「民主集中」，要「認真履行人大法定職責」，「堅持人大制度」。
港媒《動向》雜誌2016年6月號刊文表示，張德江的這些講話，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是中共高級權力層反對習近平要實行的總統制。
早在2014年9月，張德江的下屬、中共人大內務司副主任委員李慎明就曾發表言論，提出中共人大可罷免「國家主席」，直接挑釁習近平。
有海外媒體分析認為，6月30日，王儒林被宣布卸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並被調至中共人大任閒職。由於王儒林是張德江「吉林幫」要員，此舉也被認為是習將王儒林削權，反擊張德江。
廢除常委制 北戴河會議的懸念
中共「十九大」之後是否保留常委制？如果廢除常委制，中共體制是否應做出相應調整，由虛位的國家主席變為實位的總統？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涉及到中共所謂憲法將要做出重大修改。短短一年的時間是否來得及？屆時中共在民怨沸騰之下是否已快解體？習近平將有怎樣的舉措？
這些懸念要在北戴河會議前後進一步觀察。
三、令計劃集團潰敗 習反腐指向江澤民
隨著習當局對「江蘇幫」、「上海幫」展開大清洗，反腐的矛頭逐步指向這些團伙的頭目人物江澤民。中共退休大校辛子陵認為，習近平如何解決江澤民的問題，成為北戴河會議的焦點之一。
北戴河會議 反腐步步延燒江澤民
在習近平提出的「四個全面」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已分別在三中、四中全會作出部署；五中全會主題是「十三五規劃」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至此，六中全會以最後一個「全面」作為主題順理成章。
今年稍早前，大紀元獲悉，習近平可能在今秋的六中全會前後正式擁有「核心」稱號。
時事評論員石久天分析認為，「習核心」的出現，必然標誌「江核心」的下台，之後江很可能被清算。六中全會的部署很可能在北戴河就會有預演。
辛子陵：北戴河要解決江澤民問題
前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大校軍銜的辛子陵認為，中南海習近平如何解決江澤民的問題，成為北戴河會議的焦點之一。
辛子陵說，整個江澤民系統的官員布局要打散、打亂，把不聽話的一批官員、跟著江澤民的這部分官員拿下，不換腦袋換人。隨後拿下江澤民，才能走後面的步驟。
他說：「這裏面是相互配合的過程。看看北戴河會議吧，北戴河會議是一個決戰。」
令計劃被判無期 北戴河會議前後處理令黨同謀
在今年北戴河會議之前，令計劃政變集團成員紛紛被處理。
7月4日，前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被天津法院判處無期徒刑。
6月底，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和江西省委書記強衛均被免職，然後被調往人大任閒職。江蘇省是江澤民的老家；江西省是曾慶紅的老家。
此前不斷有消息稱，羅志軍和強衛因涉嫌捲入周永康和令計劃政變集團，面臨被調查。有消息人士向媒體披露：「羅志軍最好的下場也就是平安退休，或者出任閒職；強衛則很有可能被抓」。
與此同時，中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的負面消息再次出現。
美國之音引述北京人士的消息稱，7月2日中共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對李源潮採取限制措施，要求其本人和家人對所涉問題配合調查。消息人士判斷，馬上要舉行的北戴河會議可能要商議對李源潮的處理方法。
海外的報道稱，李源潮參與令計劃政變。據自由亞洲報道，李源潮家族與江澤民和曾慶紅家族之間也都有聯繫。
有報道稱，令計劃、徐才厚、薄熙來和周永康組成「新四人幫」，背後的老闆是江澤民。
6月29日，東網的評論文章稱，當局若在決定人事大方向的今年的北戴河會議前「手起刀落」，「砍下」重量級人物立威的話，「十九大」高層人事安排料更無往而不利。
江澤民出事的傳言滿天飛
最近，有關江澤民出事的傳言滿天飛。
近日，有網絡文章說，因為江澤民、曾慶紅曾聯合謀劃的針對習近平的政變未遂，之後，江澤民被軟禁在上海黃埔江畔。
今年6月中旬，負責「老首長」警衛任務的部隊人士對大紀元爆料：6月10日凌晨4時許，警衛部隊司令員向某部下達命令把江澤民強制帶離其住所。在武警部隊某部參謀長的指揮下，江澤民被帶到原北京軍區機關後，幾名陸軍軍官把他接走。
7月初，國際知名的獨立情報網站發布消息說，江澤民之子江綿恆已經被軟禁。報道稱，如果中紀委想完全瓦解「上海幫」，90歲的江澤民肯定是其名單上的下一個。
辛子陵表示，「江澤民的問題不解決，中國的好多事情不好辦，沒法進行」。
習當局對江澤民老家江蘇開刀
江蘇是江澤民和周永康的老家，李源潮也曾在此掌權。外界一直認為江蘇有一個江派官員組成的「江蘇幫」。
今年以來江蘇官場人事變動和官員落馬接連不斷。1月，江蘇省在地方召開「兩會」期間，13個地級市有半數撤換了黨政高官。
5月30日，江蘇省常務副省長李雲峰被調查，成為繼中共前南京市長季建業、前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前江蘇省委常委趙少麟後，江蘇省落馬的第四個副省部級官員。
另外，出身「江蘇幫」的雲南省委副書記仇和與遼寧前省委書記王珉先後於2015年及2016年「兩會」期間落馬。
江蘇省眾多高官相繼落網，令江蘇官場儼然成為山西以後第二個「塌方式腐敗」的地方。這些落馬官員大多都有追隨江澤民政策，迫害法輪功的經歷。
6月30日，中共官方公布，江蘇省省委書記羅志軍卸任，由時任浙江省省長李強接替。
江蘇省關鍵職位已由習陣營接管
接替羅志軍的李強一直在浙江工作，是習近平的浙江舊部，曾任習的大秘。
6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委書記楊岳調任江蘇省委常委。有消息稱，楊岳將接替已落馬的李雲峰的常務副省長職位。港媒分析認為，導致楊岳仕途逆勢上揚，很可能是其清華色彩。近期，一批出身清華大學的官員獲得重任。習近平本人也出身清華，其信任之人陳希曾任清華大學書記。
去年底，同時有「習近平黨校舊部」和「李克強北大同學」兩標籤的石泰峰，從江蘇省委副書記、蘇州市委書記升任江蘇省長。
截至目前，江蘇書記、省長兩大關鍵職位均已被習近平派系的人員接管。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分析認為，江蘇是江澤民利益集團的大窩點。隨著周永康的倒台、江澤民的失勢，江蘇系官員不斷被抓。目前隨著令計劃「政變集團」的解體，最終「打虎」將指向江澤民。
當局嚴密控制江澤民祖籍之地揚州
江蘇揚州是江澤民的祖籍之地。目前，當局嚴密控制揚州，官場調動頻繁。
6月12日，江蘇泰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何榕，調任揚州市委委員、常委；6月 29日，淮安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宮文飛被任命為揚州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劉亞軍的揚州市公安局局長職務被免。
令外界關注的是，新上任的宮文飛是江蘇泰州人，而剛剛被調任揚州市常委的何榕也是在泰州為官。據悉，泰州是胡錦濤的出生地。
另外，還有多名與揚州有關的官員落馬，如揚州市衛計委主任楊軍在北京培訓期間因嫖娼於2015年5月被免職，後被「雙開」。
前南京市長季建業曾在揚州任職長達8年，被稱為江澤民老家的「大管家」。季的岳父也曾任揚州市委書記，與江有交情。2015年4月7日，季建業被判有期徒刑 15年。
目前，揚州官員受到嚴密監控。
據報，今年1月28日，揚州市廣陵區紀委組織人員調閱了轄區範圍內多家大型超市的辦卡紀錄，發現一張該區衛計委下屬事業單位東關街道社區服務中心辦理的4000元購物卡訂購單。
經查，2015年12月，該中心副主任張為剛上任，據稱為了加強對外的溝通聯繫，安排單位財務人員辦理了8張面額為500元的購物卡。還未能送出去，就被區紀委發現。
而這種事情以前在中共官場極為尋常。
習近平從上海抽出多名舊部
江蘇揚州是江澤民的老家，而上海則是江的政治老巢。江的兩個兒子江綿恆、江綿康及侄子吳志明都在上海「發展」，江澤民家族在上海建有龐大的政治經濟利益網絡。
目前，上海官場的一舉一動都為外界關注。
6月28日，官方宣布上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屠光紹正式出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屠光紹曾師從厲以寧，是李克強的師弟。
現年57歲的屠光紹曾任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中共證監會副主席等職，2007年12月調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2013年2月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
屠光紹被調離後，上海市2012年5月「選出」的13名第十屆常委：俞正聲、韓正、殷一璀、楊曉渡、屠光紹、楊振武、李希、丁薛祥、徐麟、艾寶俊、沙海林、尹弘中，到目前為止，已有8名常委被調離，1人落馬。
被調離的8名常委中，包括俞正聲、楊曉渡、丁薛祥、李希、徐麟、楊振武、朱生嶺和屠光紹，落馬的是副市長艾寶俊。
其中，俞正聲在中共「十八大」後出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
楊曉渡、丁薛祥曾是習近平的舊部，「十八大」後分別調任中紀委副書記、中央辦公廳常務副主任。
楊振武在其上海宣傳部長的任上被調到人民日報任社長；浦東新區區委書記（後任宣傳部長）徐麟，現任國家網信辦主任；上海警備區政委朱生嶺，現任新組建的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政委。
習近平的另一舊部李希，在其上海市委副書記職務上被調任遼寧省副書記後，又先後升任遼寧省長、省委書記。
習近平嚴控江澤民政治老巢上海
習近平除調任上述多名舊部任要職外，也從外面空降多人掌控上海的多個主要職位。「上海幫」已經被習近平嚴密掌控。
2013年11月，中紀委常委、中央第九巡視組組長、審計署副審計長侯凱「空降」上海，擔任上海市委常委、紀委書記。
目前，最重要的上海市核心「五人小組」中，除「上海幫」主要成員書記韓正、市長楊雄外，副書記應勇、紀委書記侯凱、組織部長徐澤洲三人都曾是習近平和王岐山的部下。
應勇的秘書、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彭沉雷2015年9月出任上海市紀委副書記，成為侯凱的搭檔。
2016年1月，習近平當局又「空降」中共最高檢辦公廳主任張本才出任上海市檢察院檢察長。
前不久，上海律師鄭恩寵向大紀元表示，從這幾年上海官場的人事變動來看，韓正與楊雄已經成為「光桿司令」，「上海幫」已毫無招架之力。
而韓正將被調離，楊雄可能於明年下台的消息在外界更是流傳甚廣。
2014年7月28日，上海光明集團原董事長王宗南因涉嫌挪用公款和受賄被帶走；2015年3月17日，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戴海波接受調查；2015年11月10日，上海副市長艾寶俊被調查，成為上海「首虎」。此三人均與江家關係密切。
習當局出台各類試點 抓緊收拾「上海幫」
進入2016 年，習陣營總攻「上海幫」的布局越發緊密。
4月8日，上海通過《中共上海市委工作規則》。
5月24日前後，大陸媒體報道稱，上海市紀委計劃向上海市交通委員會派駐紀檢組長。海外傳媒指，這是江澤民次子江綿康的利益地盤。
6月5日，上海市紀委官網報道，上海市紀委在3年內將對市公安局547名主要官員開展以任中審計為主、離任審計為輔的全面輪審，以擴大經濟責任審計覆蓋面。
6月6日，上海組織部長徐澤洲在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發表文章稱，要嚴管幹部，打破舊的利益格局。
6月8日，上海市紀委在官網通報，5家國企老總等違反中央八條規定遭處分。鄭恩寵認為，這5家國企大多是江派的地盤。
6月28日，當局出台《問責條例》。官媒在解讀時，特別點出要嚴肅追究責任的三種情形：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後果、民眾反映強烈、損害執政政治基礎。民間認為江現在是民憤最大的官員，當年以貪腐治國就屬於「失職失責造成嚴重後果」。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問題專家李天笑先生分析認為，習近平推出《問責條例》是為清算江澤民走的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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