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差陽錯間，沙博夫斯基改變了世界歷史。因為這位前東德共產政權要員的一句話，柏林牆出人意料地被打開，東歐共產主義陣營隨之解體。在這一過程中，他也從一個共產主義的信徒，歷經了痛苦反思，最後轉變成一個勸誡後人脫離共產烏托邦的歷史證人。
去年11月1日，就在柏林牆倒塌26周年前夕，沙博夫斯基在柏林一家養老院平靜地走完一生。仿佛歷史也是有意選擇了這個日子，在政治家們和公眾輿論沉浸於難民危機及世界亂局的膠著之際，用他的離世來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曾經為之奮鬥的價值理念，從經驗和教訓中汲取力量。
一句話衝垮柏林牆
因為86歲的沙博夫斯基告別人世，全球媒體曾掀起了對柏林牆倒塌的回顧高潮。
那是1989年11月9日傍晚7點左右，當時東德執政的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新聞發言人沙博夫斯基舉辦記者招待會，在現場直播中有人塞給他一張紙，上面寫著東德取消出國旅行限制的規定。他念完了這幾行字，有意大利記者提問，這一規定何時生效。
沙博夫斯基似乎有些意外，他一邊翻看著手中的紙，一邊近乎自言自語地回答：「根據我的理解，這項法律應該馬上生效，毫不拖延。」
這句話引來了東德的末日。國際媒體立刻把消息傳遍全球，成千上萬的東德民眾從電視直播中看到這個新規定後，立即從四面八方湧向通往西柏林的邊境檢查站。那裏的守衛一開始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但東德邊境官員終於屈服於人潮，打開了東西柏林的過境通道。
這天晚上，建成28年之久的柏林牆被衝破了，東德名存實亡。第二年，東德併入西德，兩個德國統一成為民主國家。
不可挽救的東德政權
其實沙博夫斯基這個陰差陽錯的宣告，只是歷史安排解體東德共產主義制度的導火線，回顧那之前的東德形勢，柏林牆的倒塌絕非偶然。
進入1989年，東德開始搖搖欲墜，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洶湧不斷的居民出逃浪潮，已經造成十餘萬人逃亡西歐。萊比錫等城市持續爆發群眾集會和遊行，要求東德當局施行民主、改革。
進入10月，民眾要求自由民主的和平抗議浪潮從萊比錫開始席捲全東德。在這種壓力下，東德共產黨權力核心集團的改革派人物克萊茨和沙博夫斯基聯手逼迫頑固保守的總書記昂納克辭職，克萊茨替代他的位置成了黨內頭號人物。時任政治局常委和首都東柏林黨總書記的沙博夫斯基位居其後。他們想通過在政治上實行一些改革來安撫民眾的反抗情緒，保住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因為大批東德人經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德，逃亡的情形通過國際媒體到處傳播，弄得東德政府異常尷尬，名聲掃地。於是新政府想到取消出國旅遊限制，把公民出逃變成正常出境，來挽回政府的面子。
不過東德政府並沒有打算立即取消旅遊限制。事實上，當時中央的決議是讓電台10日清晨4點播放該規定，4點之前通知所有的邊警。而這一切細節並沒有人通知沙博夫斯基。因為他這個新聞發言人代表著「黨」的聲音，錯誤的解釋給這條規定注入了生命，立即生效。由此東歐共產主義陣營開始分崩瓦解，冷戰結束，世界格局大扭轉。
從平民小卒到共黨高官
沙博夫斯基並沒有因此把自己視為創造歷史的英雄，而只是謙卑地將自己看作是歷史的工具。經過多年的反思後，他說：「我當時是一個衰敗的政權的代表。我不會盲目地認為我扮演了一個甚麼特殊的角色。當時的特殊情況促使我宣佈了這個規定。我不過是歷史在那個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採用的一個工具，因為這個事情不可能由別人來做，只能是由高層的人來做。」
為了讓他完成這一任務，歷史先把他從一個社會底層的孩子，送上了東德專制政權的高官位置。
沙博夫斯基1929年1月4日出生於北德一個工人家庭。二戰時他和其他撤離的孩子一起被送進了兒童營地。戰爭後期，納粹把兒童營地改編為軍訓營地，希望把小孩訓練為納粹的最後一批抵抗力量。幸運的是，在他還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被送上戰場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45年結束了。
16歲的沙博夫斯基回到了柏林讀中學。兩年後，剛畢業的他得到了在東柏林一家工會報社實習的機會。在那裏，受周圍推崇共產黨的知識份子的影響，沙博夫斯基形成了共產主義世界觀。靠著出色的文筆，他正式進入工會《論壇報》編輯部，同年加入了東德共產黨，並成為堅定的黨員。24歲那年便當上了《論壇報》副總編。
在蘇聯黨校完成培訓鍍金後，從1977年到1985年沙博夫斯基擔任東德共產黨黨報《新德意志報》總編，掌管著東德政權的喉舌。在這期間，他成為東德中央委員會成員，又當上政治局委員，負責宣傳，後兼任首都東柏林的黨委第一書記。
和臭名昭著的昂納克不同，沙博夫斯基身居高位時，已經看到了共產黨的執政危機，他也想通過改良措施，來幫助德共重新贏得民心，鞏固統治。 然而60歲時，歷史卻讓他用一句意外的話，早早結束了東德共產主義的統治。
被開除出黨 心靈獲解放
1989年12月，沙博夫斯基因為犯了開牆的錯誤，被開除出黨。1990年，他出版了《倒台》一書，記錄了東德共產黨倒台的過程。1994年，這個一生中寫了無數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把他對共產黨的反思寫進了新書《告別烏托邦》。書中認為，馬克思主義只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馬克思主義宣稱是一個改變世界的藥方。這永遠也不可能是科學的。我們不可能預見世界將如何發展。它和科學沒有關係。」
沙博夫斯基把脫離東德共產黨的過程稱為心靈的解放，「因為我被開除後，我又重新去研究馬克思的理論和我們所謂的科學基礎，在這個過程中我了解了其他的哲學家，了解了其它的思想體系。這對我來說是一種解放，把我的思想從一種簡單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中解放了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被開除出黨這件事對我幫助很大，讓我從這個極端狹隘的世界觀中徹底解放了出來。」
這段反思的經歷成為了他人生經歷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上世紀90年代初沙博夫斯基接受了曾被東德政府關押過的異議作家浮士特的邀請，參加了一系列「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的對話。之後，作為歷史見證人，兩人時常會接到學校甚至是警署的邀請，同台反思曾經作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經歷。
而過去他在黨內的高層戰友們，如克萊茨以及東德國安頭目米爾克等人，卻不能原諒沙博夫斯基的「背叛」，和他斷絕了往來。
向民眾道歉 贏得諒解
1997年，德國起訴東德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指責他們對東德軍警殺害翻越柏林牆者負有責任。沙博夫斯基被判三年監禁。最初，他並不認為他應該為此負責，因為他並沒有直接參與過相關的決定；但是後來在法庭上，當他見到被殺的年輕人的父母時，意識到了自己的罪責。「不管怎麼說，我是共產黨領導人，是政治局成員。不管這個決定是甚麼時候做的，我得對此負責。所以，我只能向受害者道歉。」 「不知道他們能否接受我的道歉。他們如果不接受，我也能理解。」他是當時唯一公開道歉的前東德領導人。
1999年12月沙博夫斯基入獄，很多市民在觀察了他受審期間的表現，看了他經過反思寫下的言論後，向柏林市長提出了要求提前釋放他的特赦申請。2000年10月2日，經歷了十個月監禁的沙博夫斯基卸下了良心的包袱，獲得了自由。
東德的那段歷史對他來說已是一道已跨過的陰影，正如他已經跨越了自己一樣，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使命，最終贏得的是良心的解脫和周圍人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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