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轉載文章指出,2021年,大陸地方政府透過土地出讓取得8.7萬億元(人民幣,以下同)收入,以2021年幣值計算,約相當於1.17萬億歐元。然而,到了2025年,相關收入已降至4.15萬億元,2026年首九個月更按年下跌28%。

面對如此巨大的財政衝擊,鮮有經濟體能夠在不爆發危機的情況下承受,但中共透過大幅削減地方政府開支,暫時避免危機爆發,包括拖欠承包商款項、削減公務員獎金,以及縮減公共部門支出。

文章指出,過去20年,地方政府一直是大陸經濟模式背後的重要推動力量。從社會服務到基礎建設,地方政府承擔了絕大部份公共開支,同時也是北京產業政策的主要執行者,包括為電動車及電池工廠提供廉價土地、給予稅務優惠及補貼性貸款,以及投資半導體初創企業。大陸在電動車、太陽能及電池產業取得的成功,合肥、常州及深圳等地方政府的貢獻,並不亞於北京中央政府。

然而,大陸地方政府的稅收與支出責任之間存在明顯失衡,而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仍以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為重要指標。地方政府徵收的稅款約佔全國稅收一半,卻承擔約85%的財政開支。

為填補收支缺口,地方政府依賴手中最主要的資產——土地。一方面向房地產開發商出售土地,另一方面將土地作為地方政府融資平台(LGFV)的抵押品,再利用所得資金興建地鐵、提供產業補貼及支持其他公共項目。結果,地方政府逐漸成為北京推動國家政策的主要資金來源,卻未獲得與支出責任相匹配的稅收基礎。

隨着房地產市場崩潰,地方政府這項收入來源大幅萎縮。事實上,土地出讓收入總額往往高估地方政府實際可動用的資金,因為超過80%的收入需要用於徵地補償及土地整理。

然而,以土地作為抵押的債務並未隨之減少。截至2025年底,大陸官方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約55萬億元,相當於大陸GDP的40%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另有約70萬億元債務。此外,政府拖欠供應商的款項估計約10萬億元,相當於GDP的7%。

文章認為,迄今為止,北京的應對方式主要是爭取時間。2024年底推出的債務置換計劃,雖然降低了利息成本,並延長債務到期日,但未能真正消除債務負擔。目前,中央政府向各省提供的財政轉移支付總額,已超過中央政府自身的財政收入。

這些措施只是延後償債期限,而非真正削減債務,並逐步侵蝕持有約四分之三地方政府債務的銀行盈利能力。

地方政府財政困境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已經浮現。自2020年以來,大陸政府支出佔GDP的比重持續下降,幾乎完全是地方政府削減開支所致。

在大陸家庭需求疲弱、經濟面臨通縮壓力的情況下,即使全球油價處於高位,通縮問題仍然突出。按照過去經驗,地方政府本應發揮穩定經濟的作用,但如今已缺乏足夠的財政空間。事實上,2026年至今,財政支出已下降6%。換言之,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不再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反而變成順周期操作,加劇經濟下行壓力。

地方政府削減開支,主要集中在對消費影響最大的領域,包括公務員薪酬、支付供應商的款項,以及社會服務。與此同時,按照國家規劃,產業補貼及重點基礎建設項目的支出則大致受到保障。

文章指出,地方政府財政疲弱,是大陸經濟增長模式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現行制度一方面透過削減開支削弱國內消費,另一方面又藉由補貼持續擴大生產,並將增加的產能轉向出口市場。

未來,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政壓力只會進一步加劇。隨着人口老化,地方政府還需要承擔更多潛在財政負債,包括資金不足的退休金制度,以及持續增加的醫療及長期照護開支。考慮到大陸人口持續減少,加上城市化進程預計在2030年代中期逐漸趨於平穩,房地產市場及土地出讓收入要恢復昔日水平,可能性似乎不大。

文章提出兩條可能的解決途徑。第一是推動真正的財政改革,讓地方政府的收入與支出責任相匹配。這意味着中央政府需要將部份稅收收入轉移給地方政府,包括提高地方政府在增值稅及所得稅收入中的分成比例,並最終建立定期徵收的住宅房產稅制度。同時,將社會保障等具有全國重要性的支出責任轉由中央政府承擔。大陸中央政府的借貸成本處於全球最低水平之一,而且仍在下降,因此比地方政府更有能力承擔相關財政負擔。

不過,這種改革確實存在道德風險,即地方政府可能因預期中央政府提供財政支持,而缺乏控制支出的誘因。但考慮到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擁有強大的管控能力,相關風險仍然可以管理。此外,改革亦可促使地方政府在補貼虧損企業方面更加審慎及自律。

第二條途徑則是大規模出售地方政府資產,包括閒置辦公大樓、採礦權、地方國有企業及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股權,甚至部份地方政府已開始列入資產負債表的數據資產。不過,出售資產只能提供短期財政紓緩,無法取代穩定的稅收基礎。

文章指出,北京迄今似乎仍不願放棄對財政的控制權,可能是擔心在2027年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引發潛在金融不穩定,因此遲遲未推動財政改革或大規模出售地方政府資產。

然而,如果缺乏改革,地方政府將越來越依賴臨時性的應對措施,例如任意向民營企業開罰,或削減基本公共服務。這些措施對經濟增長及民眾對政府信任造成的損害,最終將達到北京無法繼續忽視的程度。

對世界其它地區,尤其是歐洲而言,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遠比表面上看起來更大。文章認為,只要北京與各省之間的財政關係未能改革,大陸經濟調整的成本,就會持續由大陸家庭及其貿易夥伴共同承擔。大陸家庭承受的是內需疲弱的壓力,而包括歐洲在內的貿易夥伴,則需要面對大陸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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