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早前在荷李活道60號的一棟唐樓路過，位於地下的「公利真料竹蔗水」旁一個已存在幾十年的檔口因檔主再沒有續牌，被食環署要求拆卸，竟無意之間竟重現了一個封塵已久的門口——「萃文書坊」。這個百年鋪面，木結構與門樑上的幾塊玻璃仍在，字體依稀可辨，卻早已封閉，彷彿一段被掩埋的記憶。

 

「萃文書坊」的門面重現，但店名上的「文」字消失。（劉永康提供）
「萃文書坊」的門面重現，但店名上的「文」字消失。（劉永康提供）

「萃文書坊」店名招牌的近照。（劉永康提供）
「萃文書坊」店名招牌的近照。（劉永康提供）

資料顯示，這棟唐樓約建於1919至1920年，「萃文書坊」當時在此經營，售賣與新文化運動相關的書籍，曾是思想激盪的場域，為香港文化史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如今門口重現，像是一個時代的幽影，靜默地凝視今日的街道。

筆者特意詢問現時「公利真料竹蔗水」的負責人，得知他們自1948年戰後便在此唐樓開舖，至今已七十八載。當年他們進駐時，「萃文書坊」的門口早已封閉，至於封閉的年代，已無人知曉。公利的存在，見證了另一種生活文化：由思想書坊轉為涼茶舖，從文字到味覺，這空間承載著城市的多重記憶。

「萃文書坊」的招牌。（劉永康提供）
「萃文書坊」的招牌。（劉永康提供）

「萃文書坊」的招牌。（劉永康提供）
「萃文書坊」的招牌。（劉永康提供）

「萃文書坊」的背景

根據《明報》2018年的一篇報道，「萃文書坊」估計創立於約1919年，由興中會及中華革命黨成員霍汝丁創辦，位於荷李活道60號的首層，樓上曾是華仁書院創校初期的所在地。這間書坊在香港近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僅是反清革命人士的聚集點，更是新文化運動思想傳播的前哨。

據1920年《政府公報》記載，萃文書坊曾經是《實用開礦全書》的分銷商，但其真正的特色在於暗中販售當時被視為「禁書」的作品，包括魯迅著作及中共刊物《向導》。熟客若詢問特定書籍，店主才會從暗格取出，形成「公開的秘密」。

萃文書坊亦孕育出多位香港本土作家，如侶倫（原名李霖）和平可（原名岑卓雲），他們在作品中留下對書坊的生動描寫。戰後，萃文書坊結業，原因未明，但其歷史價值至今仍引起保育界關注，成為香港文化記憶的重要一頁。@

 「萃文書坊」估計創立於約1919年。（劉永康提供）
 「萃文書坊」估計創立於約1919年。（劉永康提供）

荷李活道60號的唐樓。（劉永康提供）
荷李活道60號的唐樓。（劉永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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