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名畫《江南春》的去向再度引發南京博物院（簡稱南博）文物流失爭議。隨著歷史資料與多方回憶拼接，事件不僅指向鑒定與處置程序，也牽出一條橫跨數十年的脈絡：從南博前院長「用命守護」含冤自盡、特權介入文物管理，到制度缺陷與價值扭曲，「拜金」風行，折射出中國文博體系、乃至中共體制難以迴避的深層裂痕。
《江南春》被拍賣 引出前院長姚遷自殺事件
2025年末，明代仇英名作《江南春》疑似流入拍賣市場，估值約8,800萬元人民幣。引發輿論高度關注、首先被反覆提及的，是已故南博前院長姚遷。也讓一段跨越數十年的舊案，再度浮出水面。
根據騰訊網博主「以史為鑒說」發文披露，姚遷1954年進入南京博物院，一路晉陞至院長，是文博界公認「懂行、守責」的專業型領導。然而，1984年11月8日凌晨，姚遷在巨大精神壓力下於辦公室自縊身亡，享年58歲。
1985年，相關部門調查確認對其「剽竊學術成果」「以權謀私」等指控不實，為其平反，《光明日報》亦在頭版刊登致歉聲明。
姚遷（1926年3月—1984年11月8日），原名姚憲昌，江蘇如東人，是文博界資深學者。博主「火山詩話」描述：他在南博三十年如一日把庫房當陣地，只認準「替文物把命看好」這一條死理。
美國國會圖書館國藏作家蔣品超在接受《大紀元》訪問時指出，姚遷所代表的，是那時知識份子的良心和風骨，「心中懷有為國家、民族的一團火」，寧願犧牲生命，也要守住國有文物。
他坦言，這樣有操守的知識份子，在當代「利慾薰心、金錢至上」的拜金風氣中，已經變得「太少太少了」。
《江南春》如何從「國家收藏」走向「拍賣場」
南京博物院的《江南春》的來源，可追溯至1959年。據文件顯示，當年龐增和家族向南京博物院捐贈137件書畫，其中即包括仇英的《江南春》。
然而數十年後，龐家後人卻發現，捐贈清單中的5幅畫作出現在拍賣市場。其中一幅成交價據稱超過8,000萬元。家屬追問後，得到的官方回應是：經「兩次專家鑒定」，該批畫作屬於偽作，因「無保存價值」而被依法「處置」。至於出售對象，內部流轉清單中，買家一欄僅標註「顧客」。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吳學華在評論文章中指出，這種操作構成一個「完美閉環」：「你是真跡，你值錢；我要讓你變成錢，就必須先證明你是假的。只要是假的，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賣掉。」
他直言，所謂「去偽存真」，在某些情境下已異化為一套手續完整的「洗白機制」：專家簽字、流程合規、東西消失，過幾年再悄悄出現在拍賣場。
制度缺陷：專業者「姚遷」們的無奈 無法制衡權力貪腐
「姚遷事件」的深層背景，早在1980年代已浮現。中國紅學家馮其庸（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在其口述自傳《風雨平生》的〈姚遷事件〉一章中記錄：江蘇省部份「老同志」長期向南京博物院借閱名貴字畫，「借而不還」甚至成為通行做法。
文章說，按照規定，博物院藏品不得外借私人，但因對方身份為省委領導，姚遷「沒有辦法不借」。但他非常認真，對每一件借出文物都詳細登記，並在期限屆滿後反覆催討，「催不回來，他也去催」，最終引發不滿。
姚遷接著遭到構陷，先被匿名舉報「生活作風問題」但查無實據，再被指控「剽竊學術成果」並上升為媒體批判；1984年8月26、27日《光明日報》連發多篇點名批評，造成巨大輿論壓力；同年11月8日姚遷自縊；1985年平反並道歉。
蔣品超分析指出，這正暴露制度的致命缺陷：專業人士既缺乏保護機制，也缺乏制度授權去拒絕權力介入；面對「更大的官僚」與「利益集團」威脅時，一旦堅守原則，可能遭遇媒體抹黑、職權打壓，甚至危及人身安全。
「現在沒有多少人會像姚遷那樣命都不要」，他說，「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如果沒有保護機制，專業人士將面臨無謂的犧牲。「誰願意丟了自己的性命去保護所謂的國家財產呢？」他反問。
社會拜金蔓延：當年「收回來」被逼死 如今「送出去」發財
在更宏觀層面，這類事件與整體社會風氣密切相關，多位評論者把此視為理解文物流失的關鍵背景。
吳學華指出：「當年姚遷因為想把東西『收回來』而被逼死；如今的人，正忙著把東西『送出去』而發財。」
近期，大陸多地博物館接連公告暫停開放，引發「抓緊毀滅證據」等揣測。據陸媒不完全統計，截至去年12月25日，已超過三十家博物館以升級改造等理由，宣布閉館或暫停開放，有的封館時間長達1年5個月。
蔣品超進一步剖析，這種逆轉與中共權力結構密不可分。他直言，這些高官手中掌握過多可動用的權力，而《江南春》這類文物「一拍賣就是將近上億的錢」，誘惑巨大。在中共體制中，官員都擔心「位置沒有了就再貪不了了」，於是「每一個人都在貪」。
「過去知識份子還有作為國為民的骨頭。」他說，「中共自從江澤民搞的一直到習近平，哪裏是為老百姓？就是為了那個銀子，他們都用這種心態往上爬，怎麼治理得好國家？上樑不正下樑歪，整個風氣都敗壞了。」
海外人權律師聯盟負責人吳紹平則從制度歷史切入。他對《大紀元》表示，中共口頭上宣稱依法保護文物，但實際操作從未改變：文革時期是公然搶奪，如今則改用各種名目「偷」。文物一旦被納入「國有」體系，鑒定權與處置權高度集中於權力機構手中，在缺乏司法獨立與新聞自由的情況下，「真的可以說成假的，假的也可以說成真的」。
他以家鄉實際案例說明：一座唐代建的寺廟傳說埋藏著黃金，90年代初被人以金屬探測器尋找並綁架和尚挖掘，雖然盜掘者被捕，但「一箱文物的最終下落不明」，案件「不了了之」。
在他看來，這類「不了了之」正是權力監督失靈的後果。吳紹平對官方壟斷且操控「鑒定權」表示質疑，「一切都是他們說了算」；而文物一旦被宣布為「國有資產」後，實際上可能最終落入「最有權貴的個人」。
他說，這使得《江南春》事件中「鑒定為假—處置售出—匿名買家」的路徑，在社會風氣與權力結構的背景下，顯得更具可操作性。
中共體制根本困局：「不會有質的變化」
蔣品超的結論非常明確：這不僅是個人道德問題，而是「制度性的問題」。在制度不改變的情況下，文物流失「不可能禁止得了」；即使換掉院長，下一任仍可能以不同手法犯下同樣醜聞——今天說它是偽作賣出去，明天可能換另一種名目。
「只是程度的問題，不會有質的變化。」他語重心長說。
而南京博物院的歷史也提供了中共「體制性問題」的長時間註腳。據網易博主「聽心堂」整理，首任院長曾昭燏，一生從事文物和考古事業，她是曾國藩曾孫女，於1964年12月22日在南京靈谷塔跳塔身亡，年僅55歲，留下「今日跳塔，與司機無關」字條；第二任院長姚遷於1984年11月8日含冤自縊，當年58歲，1985年8月平反。
兩條生命跨越二十年，卻都是在中共體制下的政治環境、精神壓力以及權力腐敗結構下，因難以自證與難以抵抗的處境下離世。
評論普遍認為，一幅《江南春》名畫自1959年被捐贈到南博、1964年與1984年兩宗院長悲劇、1990年代「偽作處置」、直至2025年再度現身，它的去向最終指向的，不是市場與鑒定問題，而是中共體制不可逆轉的制度性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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