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行為學(Praxeology)是由已故的奧地利偉大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提出的研究人類行為的學科。其基本原則就是,人類的行為是有目的的。更具體地說,我們會根據當下最看重的價值觀,從各種可供選擇的選項中作出選擇。其目標有時被描述為提升幸福感(Sense of Well-Being),有時則如米塞斯略顯生硬地表述為減少「不安感」(Felt Uneasiness)。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類總是能做出明智的選擇,或者總是選擇對自身長遠發展最有利的行動方案。我們不像企鵝,正如法國紀錄片《帝企鵝日記》(March of the Penguins,2005)中所展現的那樣,企鵝們被機械地設定好程序,在特定的時間做特定的事情,這純粹就是為了生存。
企鵝其實別無選擇,它們只能遵循根植於體內的本能。而人類則擁有極大的自由度,可以選擇一些事後看來並不明智甚至自毀的行為。人類遠非古典經濟學(Classical Economics)假設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他們可以自由地做出損害自身健康、降低經濟生活水平或以其它方式破壞自身福祉的選擇。數以百萬計的人為了追求短暫的快樂或安逸,揮霍了在學業、體育、婚姻、友誼、事業等方面取得成功的機會。
實踐的必然性體現在我們的購物方式中。人類想要最划算的交易——也就是說,他們希望在某個特定時刻以最低的成本買到自己想要的東西。他們下個月、下周甚至下一小時的優先事項可能就完全不同了。(當然,有時對某物的渴望如此強烈,以至於人們會忽略最低成本這個因素。例如,有些人非常富有,成本對他們來說無關緊要。或者,人們可能對某物有著極其迫切的需求,以至於願意支付遠高於在不那麼緊迫的情況下所需的價格。)
這裏有個簡單的問題:你想要的任何東西,最理想的價格是多少?當然是零。我們都想免費得到東西。但是,有多少人或企業會無償把自己的東西送給你呢?除非天上掉餡餅,你運氣爆表!不過,確實存在一種不勞而獲的方法:偷盜(Steal)。
人類社會大多譴責盜竊行為。他們認識到,盜竊既不利於經濟發展,也會破壞社會穩定。理性使人們得出結論:社會合作及其帶來的繁榮取決於對財產權的尊重。猶太教-基督教(Judeo-Christian)的倫理與這種信念相符,並將「不可偷盜」(Thou Shalt not Steal)的誡命視為神聖律法(注意其中沒有任何限定條件,例如「……除非多數票通過」/… Except by Majority Vote)。
因為偷竊本質上是一種反社會行為,所以出於自身利益和行為主義的考慮,人們選擇將盜竊行為定為犯罪,並將捍衛私有財產視為維持社會分工、促進繁榮的必要前提。行為主義(Praxeology)既存在於個人層面,也存在於社會層面。有時,為了自身利益,人們需要自我約束,並同意遵守某些倫理規範,以造福所有人。
然而,人類社會在禁止公民掠奪其他公民財富的規定中,卻存在一個巨大的漏洞。我們稱之為「政府稅收」(Government Taxation)。當政府稅收受到限制(想一想美國建國初期150年的情況吧),並且不被某一階層的公民利用來打壓另一階層時,無論是整體財富的積累,還是共享財富的人數,繁榮都能持續增長。
然而,更多時候,稅收實際上是一種制度性的盜竊,或者用法國近代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1801—1850)在其不朽的論文《法律》(The Law,1850)中使用的術語來說,就是「合法掠奪」(Legal Plunder)。這種掠奪往往使精英階層受益,而犧牲了大眾的利益。
例如,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1789—1794)前,法國的國王和貴族通過對平民徵收重稅而過著奢靡的生活。有時,掠奪的分配則更為民主。例如,古羅馬帝國(Roman Empire,公元前27年—1453)時期,一個依靠投票的元老院(Senate)不斷向日益壯大的受益階層提供越來越多的免費福利(歷史學家稱之為「麵包和馬戲」/Bread and Circuses),直到那些真正勞動創造財富、承擔日益沉重稅收負擔的公民人數銳減,最終導致整個體系崩潰。
時至今日,那種承認個人追求幸福必然包含約束自身行為的開明實踐社會契約已基本消亡。
數十年來,進步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逐漸削弱了美國人傳統的道德約束,即通過政府這種看似更「文明」(Civilized)、更無害的方式來徵收部份人的財產,然後分配給其他人。(對於那些所謂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Christian Socialists——這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你們應該重新審視一下《聖經》裏的好撒瑪利亞人(Good Samaritan)的寓言。)這種濫用政府權力的行為會令我們的開國元勛們感到憤慨。正如美國開國先賢、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所說:「認為一百萬人聚集在一起卻不受約束於約束他們每個人的相同道德法則的約束,這簡直荒謬至極。」
如今,數百萬美國人回歸到原始的、不受道德約束的行為衝動:我想要那個,而獲得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投票給那些出於類似不道德/不正當的私利而贏得選舉的政客,他們通過發放用別人的錢買來的免費福利來收買選票——這種做法被其實踐者欺詐性地、憤世嫉俗地貼上了「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標籤。
我們正沿著通往奴役的進步之路穩步前進,這一點有大量證據支持。這些證據包括38萬億美元的國債;數百萬美國人長期依賴政府救濟;以及數百萬民眾希望免費乘坐巴士和享受託兒服務,而這些服務本應由向「聖誕老人」(Santa Claus)政客繳納更高稅款的「富人」(the Rich)來買單。證據還包括一個政黨痴迷於政府掌控整個經濟,以至於他們選擇讓政府停擺一個半月,試圖通過補貼來部份彌補《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簡稱ACA,即俗稱的「奧巴馬醫保」/Obamacare)的失敗,而不是廢除該法案。與此同時,另一個政黨儘管高喊削減政府開支,卻仍在繼續擴大聯邦支出。
我們能否吸取歷史的教訓,實現道德復興,理性地約束行為衝動,並阻止政府利用財富將部份公民的財富轉移到其他公民手中這種漸進式的社會自殺行為?還是我們會重蹈古羅馬的覆轍?您認為哪種可能性更大呢?
作者簡介:Mark Hendrickson是一位經濟學家,退休前任職於賓夕凡尼亞州格羅夫城市學院(Grove City College),目前仍然是該校信仰與自由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Faith & Freedom)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研究員。他著述頗豐,研究議題涉及美國經濟史、《聖經》中的無名氏人物、財富不平等問題和氣候變化等。#
原文:The Anti-Social Act at the Heart of Socialism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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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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