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不想放棄史太林式的獨裁統治並擔心中國也會發生匈牙利事件的中共黨魁毛澤東，決心消滅不滿情緒，特別是來自知識份子的不滿，於是採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毛甚至還提出要出版《蔣介石全集》，並允許罷工、罷課。
在中共的「熱情鼓勵」下，一些知識份子信以為真，開始給中共提意見，其言辭非常大膽；但是還有不少人對中共的「誠意」表示懷疑。事實證明，懷疑中共的人的判斷是正確的，因為那些相信中共而提了意見的人全部倒了霉。
1957年6月，反右運動開始，至1958年5月結束，其結果是：定為右派集團22,071個，右傾集團17,433個，反黨集團4,127個；定為右派份子3,178,470人，列為中右1,437,562人；其中，黨員右派份子27萬多，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份子3萬多，高等院校學生右派份子2萬多。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很多人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教育，這些人和他們的子女都不可以上大學或參軍，他們也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等。
不久前，看到了一個關於《右派份子張孟聞的言論》的小冊子，記錄的都是張孟聞1957年開會、寫文章時的大膽言論，這些言論足以讓當下的知識份子汗顏。
張孟聞因言辭大膽而出名，其大膽言辭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中共和中共領導的看法。
——對李局長（高教局副局長）報告中最奇怪的是黨委領導學校問題。我知道黨委不能領導，而是校長領導，黨員是可以由黨委領導，行政和黨一定要分開，這方面搞不清，一定會引起混亂，像匈牙利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少數黨員以改造者自居……只一味順從的人，才是靠攏黨、靠攏政府的人。
——靠攏黨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假裝積極，比原來積極的人更積極，使原來靠近黨的就離開黨了。
——去年入黨的人我提過意見。這些積極份子，是投機份子，學問上不好，歷史上也未搞過革命，他們甚麼東西也不行，我根本看不起他們。
——如果有人要求結合實際，就隨便扣上反抗領導、反對政府以及各種各式的大小不同的帽子；據理力爭，就被認為是死硬派、頑固派……在大會上當眾指責；年輕人也跟著起鬨，把老年教授撕扯得體無完膚，好像要做到這種地步才是前進有為。
——凡是主持大計的黨員們，倘使以不能避免錯誤來做掩護，而在事後既不檢討，又不認錯，甚至在肅反運動中個別的偏差，也由集體來負責，個人脫然無累，乾淨利落，一無責任。偶然有人批評他個人的錯誤，竟以「朕即國家」的態度，認為這就是批評黨，反抗領導，批評政府。
他還表示，中共組織與他談話時，連承認錯誤的勇氣也沒有。他是這樣說的：「為甚麼共產黨就連這樣的勇氣也沒有？」
二、對歷次運動的看法。
他表示「中國人民志願軍是政府派去的，而不是自願的」，「是志願軍先侵犯人家，美國飛機才來轟炸我國」。
他認為「三反、思想改造、肅反，每次都有鬥爭重點，沒有問題的人被鬥，有問題的人被放過了……有的人受不起冤屈而自殺了，有的發神經病，但領導都以『難免有錯』來對付這問題」。他表示「中共不能走匈牙利之路，看到匈牙利問題應引以為戒」，即不能鎮壓老百姓。
對於肅反運動，他指是「人身報復」，「違反憲法」，使人「毛骨悚然」。「共產黨會治人不會治法」，「黨員犯法，不能法辦，成了特殊份子」。
他還表示，中共治下，「官官相護，受冤屈的人永不翻身」，所以要求成立「平反冤獄委員會」算清舊帳，算總帳。
三、對教學改革、學習蘇聯、向科學進軍的看法。
他指出「只由主持人的主觀願望來支配（院系）調整，造成了優良傳統的消滅，圖書，儀器，人事的不必要分散於過度的集中，到今天還是高教界不可彌補的損失」。當時就曾被人稱為「亂點鴛鴦譜」。
他還一針見血的說：「上面一句話，下面做死人，高教部官僚主義。」「這也不算，那也不算，高教部剝削我們。」
對於全面學習蘇聯，他的看法是「過去學英美是做英美的奴才；今天學蘇聯，是做蘇聯的奴才，但蘇聯人並不要我們作奴才」。
至於科學進軍，他認為是「空喊口號，空見之於條文」。
四、對反革命份子、右派的看法。
對於復旦大學在肅反中被逮捕的「反革命份子」周惠生，他在開會時說周「有才有德，對革命有功」。
他還說右派份子是「守正不阿，敢於直言的勇士」，並為朋友孫大雨辯護：「我是孫大雨先生的朋友，我愛朋友，愛真理，……不能把孫大雨美化成一個英雄，但也不能醜化成一個混蛋。……我認為孫大雨是愛國的。……他這個人多少受了委屈，高級知識份子士可殺不可辱。……我不怕說我是孫大雨的朋友，因為我不相信他是怎麼了不得的壞蛋。」（1956年12月26日上海政協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
張孟聞的這番言辭說出後，很多人都很佩服他，他也自詡自己「有膽量」，所以「出了名」，「反右」前後上海的《解放日報》刊登了他的部份言論。
那麼，張孟聞是誰呢？他是中國著名的動物學家，兩棲類、爬行類動物學專家，是中國生物科學史奠基人之一，在國內外都比較知名。
學術成就高 選擇留在大陸
1903年，張孟聞出生在浙江寧波，兄弟姐妹共七人，他是長子。他的父親張葆靈早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後投身於辛亥革命。張孟聞中學時就受馬列思想影響，思想激進，曾參加學校中宣傳所謂「進步思想」的「雪花社」組織，曾被國民政府以「粉紅色」激進份子逮捕過。
1922年，張孟聞考取國立東南大學生物系，用四年時間修完了五年的課程，取得東南大學理學士學位。北伐戰爭爆發後，他到國民黨前敵總指揮白崇禧部下任秘書。國民黨「清黨」後，有著中共背景的張孟聞逃亡日本，其後轉而研究科學。
1928年，他回國後赴北平大學任農學院副教授，講授動物學和比較解剖學。半年後，到當時國內生物科學的最高研究機構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員。1934年底，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甲種獎學金赴法國留學。他在隨後一年半的時間裏，以《中國蠑螈專論》的論文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榮獲「極優」的評語。直到1968年，美國兩棲動物學會還將論文重印成單行本，分發全體會員參考學習。
1937年張孟聞回國後，赴浙大任生物系教授。浙大西遷貴州後，生物系實驗室建在一個殘破不堪的四合院內，但就是在用水、能源、消毒等十分困難的艱苦條件下，他還是取得了不少學術成果。
1943年，張孟聞應復旦大學聘請，到重慶的北碚任教，並在此期間任《科學》總編輯。他所主編的《科學》，除進一步報道先進的科學技術外，較注意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和道義等嚴肅的問題，呼籲學術自由，反對政治干預，但其明顯思想左傾，常常抨擊國民政府，時有激烈言論。
1948年1月25日，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成立，並刊行《上海科技》雜誌，作為該分會的副理事長的張孟聞，被任命為該刊主編。
因為思想左傾，張孟聞的名字被列入國民政府警察局的黑名單上，而其在中共篡政後選擇留在大陸，也就不奇怪了。他除了擔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委員併兼科技組組長外，還被全國政協特邀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而這不過是中共為了壯點所謂「民主」的門面。他的頭上也被中共冠上了許多政治頭銜，除了上述幾個，還有全國科聯宣傳委員會副主任、上海科聯常委兼宣傳委員會主委、全國科普委員、上海科普副主委、上海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科技界總幹事等，因為他還是很有利用價值的。
在學術上，他還出任中國動物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動物學會上海分會理事長、《科學》主編。1951年，任復旦生物系主任，為生物學的發展付出了大量心血。通過他的多方努力，終將復旦生物系辦成一個課程比較齊全，師資力量雄厚的人才培養基地。
被打成「右派」 下放黑龍江 文革家破人亡
因為上述言論，有著諸多頭銜的張孟聞在1957年最終還是被打成「右派」，並在大會上遭到群眾的「批判」。因為他在國內外的學術影響力，他只是被調到黑龍江大學任教。
1966年文革爆發後，張孟聞再次受到批評。這一年，他的妻子病故。1970年小兒子溺死於松花江中，他再次遭到沉重打擊。1976年文革結束後，他選擇退休回到上海。此後中共學界仍利用他的影響力，為中共做宣傳。
1993年，張孟聞病逝，終年90歲。
其實，早在「反右」運動前，張孟聞就意識到了知識份子的一個大問題，那就是「知識份子絕大多數都深受了數千年來的影響，明哲保身，大家都學了金人，三緘其口。尤其在幾次運動中對敢於直言者的圍剿，不能不談虎色變，觀望行情，識相為佳，至少可以不吃眼前虧」，但他依然仗義執言，確實有著不同一般的膽量。
而他彼時或許還以為，他可以亦如在國民政府時期大膽批評政府而並未遭到太多迫害一樣全身而退，殊不知，中共與國民黨還是有差別的。
曾經激烈批評國民黨的民國報人儲安平就曾在四十年代的《中國的政局》（《觀察》第二卷第二期）一文中如此寫到：「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
他還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唯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只是看清中共的儲安平還是選擇留下，遭受中共的凌辱；而沒有看清中共的張孟聞，以及許許多多留下的張孟聞的命運，悲慘的佔絕大多數吧。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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