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瑞典王家科學院宣布，將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來自麻省理工大學的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約翰遜和芝加哥大學的魯濱遜這三位美國學者，諾貝爾委員會讚揚三位學者解釋了為何「法治較差的社會和剝削人口的制度不會帶來（經濟）增長或變得更好」，而這是他們獲獎的原因。
經濟科學獎委員會主席斯文森（Jakob Svensson）表示：「縮小國家之間收入的巨大差異是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他們已經找到了當今許多低收入國家薄弱制度環境的歷史根源。」
這個根源就是「法治不健全、體制剝削人民的社會不會產生增長或正面的變化」。獲獎者阿西莫格魯在斯德哥爾摩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專制政權「將更難在創新方面取得長期可持續的成果」。
諾獎基於上述原因頒給三位學者，顯然很應景，也是對包括中共在內的專制政權的一記重擊，這也是中共官媒對該新聞惜墨的緣由。新華社對此的報道只有一百多字，在提及獲獎原因時只有一句，即「以表彰他們在關於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事實上，早在2015年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就出版了阿西莫格魯與魯濱遜合著的《國家為甚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的中譯本，原書在2012年出版。當時中共治下的氛圍還沒有現在那麼肅殺，所以該書在政治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界引起了熱烈討論，不少名人對該書都做了點評，包括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甚至中共官媒也就該書內容進行了報道。
按照該書簡介，《國家為甚麼會失敗》回答了困擾專家們幾個世紀的問題：為甚麼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窮；為甚麼有的國家的公民活得自由而有尊嚴，有的國家的公民卻如同現代奴隸般不得自由？為甚麼有些國家輕而易舉地走上成功之路，有些國家卻不斷遭遇挫折甚至被滯留在失敗的陰影中？一個人的貧富成敗，可能源於若干個體性的、難以複製的因素；而帶來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繁榮富裕、成功幸福的根本原因究竟是甚麼？富裕、成功的社會或國家能一直持續下去嗎？為甚麼有的社會或國家的富強宛如曇花一現，有的國家和社會的富強者卻能維持數百年之久？國家為甚麼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來劃分？是文化、天氣、地理特徵還是制度原因？
本書開篇就講了一個名為諾加雷斯布的小鎮的故事。小鎮地跨兩個國家，被一道柵欄隔開，北邊屬於美國的亞利桑那州，南邊屬於墨西哥。兩邊的人、地理、文化背景都一樣，但是經過最近兩三百年的發展，情況卻完全不同，一個可以享受免費教育、擁有健康保險，以及良好的治安，高速公路、電力、電話、網絡及污水處理系統等現代生活的種種便利，社會繁榮，還可以投票選舉從總統到鎮長的各級公職人員；一個是治安混亂，毒品氾濫，許多青少年沒有完成基礎教育，只有形式上的選舉，生活依舊貧困。
作者認為，地理、文化、掌權者的相關知識水平等都不足以作為國家成功或失敗的深層原因，制度才是決定性因素。那麼，人們不免要問：為甚麼美國的制度比墨西哥的制度優越呢？
通過梳理北美與南美近代以來不同的發展路徑，作者提出了兩種體制上的差別：「包容性體制」的國家維護法治和財產權，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得繁榮；而「攫取性體制」國家是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只由少數特權精英把持，則國家必然走向衰敗，因為特權階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於創新，阻礙整體社會進步。
以小鎮為切入口，兩位作者整理了羅馬帝國、瑪雅城市國家、中世紀威尼斯、蘇聯、拉美、英格蘭、歐洲、美國和非洲的大量歷史證據，令人信服地表明，人為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對經濟成功（或經濟不成功）至關重要。
兩位作者否定了現代化理論中的「經濟至上論」或「經濟決定論」，他們認為：「雖然經濟制度對決定國家的貧窮或富裕極其重要，但決定國家經濟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公民有沒有能力控制政治人物並影響他們他們如何行為。這又反過來決定政治人物是否為人民的代理人，或者能濫用委託他們行使的權力，或他們會不會篡奪權位以聚斂財富、追求個人的目標而危害人民的利益。」
作者認為，歷史上，許多國家通過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現在大多數發達的民主國家採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和包容性經濟制度，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南韓、澳洲等。而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經濟制度是對應的，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採取攫取性政治制度，那麼其很有可能建立起來的是攫取性經濟制度。
對於是否存在採取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的國家，作者是肯定的，即指那些只進行了經濟改革而沒有進行政治改革的國家，但是作者表示這種國家的包容性經濟制度難以長期存在，很快就會由於攫取性政治制度而發展成為攫取性經濟制度。這種國家往往是為了刺激人們的生產性激勵而制定的包容性經濟制度，但是不會從根本上觸動既得利益者或者當權者的利益，而他們刺激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有更多可以攫取的資源。
無疑中國就是作者筆下這種「採取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的國家」的典型例子。書中還談到了中國，稱中國近幾十年的快速發展，表面上看是因為廉價勞動力、外國市場和資金技術，但根本是因為從高度集中的經濟制度，轉向了更為包容的經濟制度，但書中認為，中國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之後，增長將不可持續。不過，如果中國在經濟增長達到極限之前，就將政治制度轉為更為包容的政治制度，就可以避免。
然而，兩位作者還是高看了中共。在其提出兩種「包容性體制」和「攫取性體制」十二年後，中共的經濟發展就已經走向了末路，其從未改變的攫取性政治制度已經發展成為攫取性經濟制度，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的任何政策都沒有從根本上觸動既得利益者或者當權者的利益，剛剛暴漲又暴跌的股市就是陷入困境中的中共，對韭菜們的又一波收割。
諾獎頒給這幾位發現制度與經濟發展內在關係的學者，實則也揭開了中共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欺騙性所在，不過是為攫取更多利益的謊言。也就是說，沒有包容性的制度，經濟繁榮是不可以持續的，而中國人和世界所有生活在專制體制下的人們都需明白這一點，並且只有在政治上有所改變，才會獲得真正的經濟發展和幸福。這大概也是當下內外交困、民怨沸騰的中共，不敢過多地將三位諾獎獲得者的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人的主因。#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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