撣封塵：從田華獲頒「國家勳章」說起

田華獲頒「國家勳章」

9月29日，作為中共自嗨「十一」的重頭戲碼之一，「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黨魁習近平向「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田華頒授了國家勳章。

田華，原名劉天花，1928年出生於河北省唐縣。她的演藝生涯始於1940年，當時她加入八路軍劇社，開始了她的表演生涯。1951年，她在電影《白毛女》中扮演喜兒，這一角色使她成為家喻戶曉的電影明星，同時也成為中共高層推崇的演藝界紅人。

筆者注意到，9月29日中共眾黨媒高調報道頒授儀式的新聞裏，在田華飾演的眾多人物形象中，唯一被提及的就是《白毛女》中扮演的喜兒。也就是說，田華主演《白毛女》，在她獲得這枚勳章的「功勞」中舉足輕重。換句話說，《白毛女》中的喜兒，是田華塑造的所有形象中的「頭牌」。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股「白毛風」，把田化「刮」上了「國家勳章」的領獎台。

《白毛女》的來龍去脈

那麼，《白毛女》究竟是一出甚麼樣的作品呢？讓我們穿越近百年的歷史塵煙，來探尋「白毛風」風起何處吧。

2002年4月3日，《中華讀書報》發表了「白毛女的故事」一文，詳細起底了《白毛女》。文章說，《白毛女》的題材最初來源於河北民間一個關於「白毛仙姑」的傳說。這個傳說的大意是：

「附近有座山，山裏有個洞，洞裏住著一個渾身長滿白毛的仙姑。她扶正祛邪，法力無邊，主宰人間禍福。」

抗戰時，有些「根據地解放區」的「鬥爭大會」常常開不起來，其原因就是村民們晚上都去給「仙姑」上香進貢，祈求賜福，使得鬥爭會場冷冷清清。

「白毛仙姑」的傳說，首先啟發了中共西北戰地服務團作家邵子南的靈感，他注意到了這個題材。為配合「鬥爭」需要，把村民們從奶奶廟、「仙姑洞」裏拉回來，他編了一個戲曲劇本，主題是「破除迷信，發動群眾」，這就是後來《白毛女》的雛形。

無巧不成書。政治嗅覺靈敏度極高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下稱魯藝）院長周揚看到了這個劇本，儘管他對原劇本主題侷限於「破除迷信」感到不滿，但卻從中看到了一種「乾貨」，儘管他一下子還說不準這「乾貨」到底是甚麼。

於是，周揚決定由魯藝創作並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劇，就以「白毛仙姑」為題材。創作班底很快搭了起來，由魯藝戲劇系主任張庚總負責，編劇仍為邵子南。邵在他原先的戲曲劇本的基礎上，很快就寫出了劇本的演出本，主題當然已經不是民間傳說中的仗義行俠，而是反映階級剝削給勞動人民造成的沉重災難。但試排幾場之後，周揚很不滿意。他認為無論從立意還是從藝術形式和表演格調上講，《白毛仙姑》都沒有走出舊劇的老套子，缺乏新意。為此，他明確提出：魯藝要在黨的七大召開之前，創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劇《白毛女》；要賦予新歌劇以新的主題，體現勞動人民的反抗意識……

張庚根據周揚的意見，調整了創作班子。編劇換成了從魯藝文學系調來的賀敬之、丁毅。接受《白毛女》的創作任務後，賀敬之很快就以詩人的情懷和戲劇家的表述力，完成了新的劇本。新劇本確立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樣一個新的主題，稱得上是中共一向倡導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傑作」。

於是，這部「傑作」的戲路，就由原來的道家仙姑修仙行俠傳說，搖身一變，成了階級鬥爭的活劇：「惡霸地主黃世仁」，一心想霸佔佃戶楊白勞的女兒喜兒。除夕之夜，黃世仁強迫楊白勞賣女頂債，楊白勞被迫喝滷水自殺。此後，喜兒被搶進黃家，遭黃世仁姦污。喜兒與同村青年農民大春相愛，大春救喜兒未成，投奔八路軍。喜兒逃入深山，過著非人的生活，頭髮全白。兩年後大春隨部隊回鄉，找到喜兒，伸冤報仇。兩人結婚，過著翻身幸福的生活。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開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舉行了首場演出。來自全國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機關的頭頭腦腦們，幾乎傾巢而出，觀看了首場演出。演出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第二天一早，中央辦公廳就派專人來向魯藝傳達中共領導的三點觀感：第一，主題好，是一個好戲，而且非常合時宜。第二，藝術上成功，情節真實，音樂有民族風格。第三，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

中央辦公廳的人還就第三點意見做了專門的解釋：「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農民問題，也就是反抗地主階級剝削的問題。這個戲已經很好地反映了這個問題。抗戰勝利後民族矛盾將退為次要矛盾，階級矛盾必然尖銳起來上升為主要矛盾。黃世仁如此作惡多端還不槍斃了他？說明作者還不敢發動群眾。同志們，我們這樣做，是會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呀！」

中央辦公廳當時沒有明確這是哪位領導同志的意見，直到很久之後演員們才知道，這實際上是劉少奇的觀點。在以後的演出中，黃世仁、穆仁智就被當場槍斃了。

因為《白毛女》煽動仇恨太火爆給力，中共如獲至寶，迅速把這齣戲推廣到大大小小的劇團，大演特演。所以，當時中共上下流行這樣一句話：「開十次會，不如演一場《白毛女》效果大。」

就這樣，帶著對地主階級的滿腔仇恨，一股《白毛女》旋風迅速席捲了延安，席捲了陝北，席捲了解放區，最終席捲了全國。到了文革時，幾乎每年除夕，當人們排著長隊去領取嚴格按人頭配給的一點年貨時，都會從無處不在的喇叭裏聽到《白毛女》的旋律——那是中共在提醒人們不要忘了「萬惡的舊社會」，並由衷的感恩他們帶來的所謂「新社會」。

對於《白毛女》這樣一個移花接木、無中生有的荒誕劇，卻成了中共嘴裏的香餑餑。‌幾十年來，《白毛女》的展現形式包括民族新歌劇、電影、京劇、芭蕾舞劇和連環畫等，在中共對內對外的欺騙宣傳中，派上了極大的用場。

1950年，由同名歌劇改編而來的電影版《白毛女》，在長春電影製片廠開機拍攝，田華在劇中扮演女一號喜兒。正是這一炮走紅，為田華今天摘取「國家勳章」轟開了大門。

田華知假演假

1995年《新文化史料》第4期，發表了田華文章：《我三次接觸<白毛女>的經歷》」

田華在文中說，第一次接觸白毛女的故事，那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1942年秋天。我們經常是沒白天沒晚上的跑路躲避敵人。我那時才14歲，不記得哪個大同志說，我給你們講個白毛仙姑的故事吧！這個有聲有色的傳奇式的故事曾吸引著我們爭著往前走，只怕聽不清。

田華這裏提到的「這個有聲有色的傳奇式的故事」，應該是未經延安魯藝改編前的那個原汁原味的「白毛仙姑」傳說，這跟1951年電影裏田華出演的那個《白毛女》根本就是八杆子打不著邊兒，驢唇不對馬嘴。

田華文中還披露，《白毛女》拍攝成電影以後，除了配合中共土改煽動對地主的仇恨以外，在國外影響也很大。50年代初，我在莫斯科聽到了喜兒講俄文，也被譯成亞、非、拉諸多語言。

田華這是明知其假，而卻傾情把這個傷天害理的假演繹的淋漓盡致，煽情無數，騙人無數，從中國一直騙到亞非拉。

「欺騙」是中共宣傳機器的「不二魔法」

眾所周知，暴力和謊言是中共的起家、看家本領。中共奪取政權，一靠槍桿子殺人，二靠筆桿子騙人。被共產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和階級鬥爭邪說洗腦後的中共御用文人們，在他們被中共欺騙後，成了替中共在更大範圍騙人的人。自從中共延安時期開始，先後編造了多部為中共美化執政合法性、掩蓋罪惡歷史、煽動民眾階級仇恨的文藝作品，這樣的作品在上世紀50、60年代進入高潮。舉世聞名的「四大惡霸地主「——劉文采、周扒皮、南霸天、黃世仁，都是被虛構出來的。這些東西一經問世，蒙冤者被冤死，家族都要株連；受騙者被騙傻，騙煞一代又一代。

這些玩藝兒，差不多都是從這樣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共產黨親＋窮苦人好＋地主惡霸＋階級（民族）仇恨＝文藝作品。

如果說，這個模子在幾十年前還可以蒙人的話，那麼，今天人們已經逐漸看穿了其中的荒謬。歷史和現實都告訴人們：共產黨政權最惡最黑最壞；當年跟著共產黨鬧革命的窮人，良莠不齊，其中不少是窮橫刁民，即所謂「流氓無產者」；而被中共文人污衊為惡霸的地主，基本上是農村勤儉致富的善良人家；中共文人們寫書煽動你死我活的階級仇恨，製造了數不清的人間悲劇和民族災難。

文藝作品中的藝術形象，來源於生活高於生活——這是藝術創作的基本規律。文藝作品允許虛構、凝練與昇華。但是，絕不能美醜顛倒，善惡錯位，正邪不分，把活生生的大好人寫成無惡不作的大壞蛋。審視中共文人們模式化的文藝作品，正是陷入了這樣一個魔鬼怪圈兒。說白了，這此文藝作品，是中共獨裁暴政統治的需要，是中共黨文化母體生出的邪種孽胎。

被中共利用的文人們，其藝術天賦越高，寫出的東西越叫座兒，則其對社會的毒害越隱諱、持久而深重，這不能不說是中共文人們的人生悲哀。他們在中共黨文化的欺騙與毒害下，好像完全忘記了「文章千古事」、「文以載道」這些古訓；作為「士」這個階層的文人，他們也完全忘記了「為天地立心，這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社會擔當，而淪落為維護中共的政治工具。中共需要甚麼，他們就編甚麼。正像中共的喉舌們自嘲的那樣：「俺是黨的一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黨叫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

在他們的作品裏，「黨的利益高於一切！」

用中共的紅色經典小說《苦菜花》的作者馮德英的話說：「從而揭示出，勞動人民要想得到解放，只有跟著共產黨。」這種「奇葩邏輯」發展到後來，在中共文人的筆下，諸如「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的混帳話花樣不斷翻新。當中共政權垮台的時候，這些書記都將成為文學史上的敗類，人類文化的垃圾。

近些年來，四大地主的真實人生，通過良心人士的不斷挖掘，已經基本還其歷史本來面目。以四大地主之首的劉文彩為例，據四川大邑縣（劉文彩家鄉）的鄉親回憶說，劉文彩待人厚道，常對鄉里鄉親扶危濟困，特別是到晚年，他個人出資2.5億元（折合當時200多萬美元）興辦了當時全四川師資設備最好的文彩中學，並刻碑明示：「學校成立之日，劉家不再對校產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