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我一生中有兩個最重要的變化，都是跟死亡有關係的。一個是1969年爸爸的死亡，讓我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從建築系改到哲學系。另一個就是2019年，香港的死亡，讓一個快到晚年，70歲退休的老翁，突然間逼我離開香港，變成一個自我流亡的知識人，這是我完全想像不到的⋯⋯」香港中文大學前哲學系主任張燦輝教授感嘆道。今期的「漂流傳奇」專訪張燦輝，與他談生論死，走進他鮮有公開的人生故事。
張燦輝出生在1949年，是「戰後嬰兒潮」的年代，那個年代的香港重光，從日軍的戰火中解脫出來，在英國統治下日漸恢復生機。他的媽媽在14年間生了10個孩子，可惜有兩個孩子夭折，他排行第三。年紀輕輕他就見證著自己的親人離世，「他們叫我三哥，二姐很早就去世了。」當時的他想不到，自己未來的工作的方向會跟生命教育息息相關，大半生都投身於中西方生死哲學的課題。
百廢待興時代 苦難與機遇交替
回憶童年，張燦輝自詡是「街童」一名，油麻地官涌街市就是他的成長空間。他憶述，當時他住在與六個家庭合住的公寓裏，沒有獨立的浴室和洗手間，要到街市附近的公眾浴室沐浴，基本的生活需求都要到公共場所解決。「我們個個都是窮的，不覺得有很大的問題，我們沒有特別的禮物，沒有特別的玩具，玩具是自己去創造的，自己去找回來的，都沒有人管我們的。到時間吃飯了，就回家吃飯，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家裡，因為家裏的空間太小了。」
當時張燦輝的父親一個人挑起養家糊口的重任，是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爸爸那時候在市區的一間茶居做事，他有份做股東，媽媽就是家庭主婦，每天在家做家務，照顧家庭。」父親對工作是百分之百的投入，他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忙到夜晚十一點才回家，十分辛勞。
「窮家人一磚腐乳就可以一餐飯，我們那時候去廖孖記買腐乳和豆腐花，甜的也可以，鹹的也行，是我們那個年代的記憶。」張燦輝描述，當時他住在街市樓上，街市旁有間紙紮舖，他打的第一份工就是在紙紮舖幫忙裝訂通勝，給自己賺一些零花錢。沒想到這個技能在多年後還能用得著，他到德國讀書時，需要影印很多資料，將這些材料裝訂成冊，靠的還是年少時期裝訂通勝學到的經驗。
在兄弟姊妹中，張燦輝是最擅長讀書的一個，他就讀伊利沙伯中學，後來考上港大，他並不認為自己有很高的天賦，與別人不同的就是他很勤力，而且與當時香港的社會環境有關：「當時的香港是自由、公開、開放的社會，尤其是在離開了大陸和臺灣的所有政治的紛爭之下，容許我們這樣自由發展，也造就了我們這一代最多的機會，不用靠家裏，不用靠背景，靠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成功的。」他對比現在的年輕人，不由感到傷感：「其實現在他們就算讀完書，社會上有太多大學生、博士，就業機會和我們相比少了很多，面對的問題比我們當年多，我們當年是百廢待興的時代，很多東西可以做，只要你肯做、肯讀，就行了。」
「窮人孩子早當家」，隨後的日子裏，張燦輝很早就挑起重任，他半工半讀，在夜校當老師，並給學生補習，一個星期補兩三堂課，為自己賺取學費。他是家中唯一的一位大學生。談及六十年代從小就靠自己雙手賺錢的日子，張燦輝並不覺得非常辛苦，反而十分懷念當年只要勤力就能生存的時光：「在六、七十年代，只要肯去做兼職，在生活上都不是甚麼難事，那時候讀大學的人也不像現在那麼多。我覺得那時候香港有很多的機會，尤其是六十年代是充滿了發展的機會，慢慢就成為了一個特別的奇蹟，香港的奇蹟就是在香港人奮鬥之下，建立起來的成就。」
追問生命的不確定 投身哲學行列
1969年，張燦輝經歷了青年時期最大的一次創傷，若說童年時還不太懂得死亡是甚麼，這一次是切身體會到死亡是那麼近。那時他剛剛考上香港大學建築系，家中就傳來父親被小巴撞死的噩耗，竟然是在一條不准駛入的路被撞倒，拋下妻兒撒手人寰。
這一切來得太突然，父親是家中的頂樑柱，還有好幾個正在讀書的兄弟姊妹，母親又是全職的家庭主婦，命運到底在開甚麼玩笑，讓父親就這樣毫無交代地離開。青年時代的張燦輝，內心充滿了對人生的疑問，追問著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不確定性，渴望對生命有所解讀，哲學就成了他當時最嚮往的議題。於是他毅然決然選擇轉系，來到了香港中文大學讀哲學。這一投入，就是人生四分之三的日子，從學生到教授，他的生命都浸濡其中。
中大哲學系的創辦初期，有多位大名鼎鼎的哲學家作為奠基人，都是從大陸逃至香港的文人，錢穆、唐君毅、牟宗三，這批真正熱愛中華文化、有骨氣的文化人，反對中共馬列唯物主義，在香港這片自由的土壤中傳播儒家思想，新亞書院由此起步，成為大陸流亡學者重新反省亞洲文化及中國文化的唯一地方。隨後勞思光加入崇基書院，成為張燦輝生命中的恩師。這些赫赫有名的哲學家，保留著中國傳統文化人的禮儀和風範，啟發了他的世界觀。
他回憶：「那時候我們和老師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我差不多到過所有老師家吃飯，老師跟我們的關係非常好，同時給我們絕對的自由度去發展自己，與老師不同意見時我們可以發表評論，也都接受我們的意見。那時候，真是我一生中開心的、最浪漫的、最好的時代！」他又一針見血指出，只有當年的師生關係才有那麼親密，如今的師生是互相防備，老師說的話會被舉報，學生有自由思想也可能遭遇危險，人與人之間已不是正常的關係了。他感恩，自己所在的年代遇到的老師並非只是一個傳授知識的工具，他們從人性化、充滿人文關懷的的角度來影響學生，也造就了一批帶有自由思想、不畏強權的真香港人。
一提到中大，就觸及到張燦輝的敏感神經：「可以說，我從1970年入讀中文大學，除了中間有幾年到德國讀書，有幾年去了浸會之外，我一輩子都在中文大學，叫我怎麼不懷念！那時候，崇基學院的山上只有甚麼呢？兩個水塔，在過去幾十年中，我看到中文大學一步一步的改變，建築一棟棟起來，這裏是我人生中我生活的地方，怎麼可以不懷念呢？」
見證「香港之死」 70歲流亡海外
張燦輝原以為自己可以在充滿理想的中大終老，在退休日將近時，沒想到中大變色，香港變色，此時此刻，張燦輝描述自己見證著「香港死亡」，這是他研究死亡議題一輩子，在古稀之年要面對人生又一個痛心的選擇。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中大變成了戰場，按照張教授的話說就是「山城變色」，中共的黑手伸入校園，動搖了學校最可貴的精神，由反共文人一手一腳建立起的民主根基和自由學術思想。甚至在2021年，當自由民主女神像被人半夜三更搬走的時候，也沒有老師發聲。
「回不去的中文大學」和「回不去的香港」，是張燦輝這幾年來常常掛在嘴邊的話，並著書《山城滄桑——回不去的中文大學》表達自己心中的悲憤。他形容自己是「自我流亡的知識人」，2020年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香港，到英國「避秦」。他認為香港山河已變色，無論是留在香港還是離開，其實都處於一種「流亡」的狀態。
在2022年出版《我城存歿》時，張燦輝提到，「香港」（Hong Kong）成為歷史名詞，如今應該稱香港的普通話發音「Xianggang」，失去了自由民主的香港將淪為大陸的一個沿海城市。他在再版的前言中寫道：「Xianggang現在是：謊言即真理／強權即民主／服從即自由／人治即法治／馬照跑，舞照跳，吃喝玩樂即太平盛世。」
去年和今年，他被台灣清華大學和多個大學、機構的邀請，擔任客座教授。「在台灣的生活我非常開心，台灣也有我的學術圈，還有我的朋友，這裏還是一個自由之地，我可以說話，除了學術課題外，我也想講一下在我的生命裏面，怎樣理解當前世界的文化和我們面臨的情況。」
今年適逢「雨傘運動」十周年紀念，張燦輝亦出版最新作品《傘後拾年：夏慤村的未圓夢》，收錄了79張他在2014年「雨傘運動」佔領區現場拍攝的黑白相片，以夏慤村的「烏托邦」為主軸，著重表達這79天「愛與和平的世界」，也將在9月14日至30日在台北舉行攝影展，並透過講座等多種形式的交流活動，可以海外更多的朋友認識到香港發生的事，以及理解他「出走」的因由。
如今已75歲高齡的張燦輝，仍然退而不休，忙碌籌備著講座和展覽。在中秋節前夕，當他得知屹立香港23年的《大紀元時報》將在當地暫停印刷業務，於8月17日出版最後一期實體報紙，轉為網站運作時，他感到悲憤交加。他寫下感言：「在2024年的香港，還有什麼實體報紙可買可看？《國安法》的降臨使新聞和言論自由沒有了，白色恐怖籠罩着整個社會。香港大紀元時報在這艱難時刻仍然維持到今天，已算是奇蹟。但最後都要結業，見證香港最後一點新聞自由也被取消，能不悲哀憤怒嗎？」他又鼓勵大家不要放棄：「不過，離開專制獨裁的共產黨地方，回到自由開放的世界，繼續發揮獨立傳媒的任務，也是值得大家肯定和支持的！不要放棄，捍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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