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海外媒體報道，2022年，在中共實施的上海封城期間，健康碼除紅、黃、綠之外，還有一種中共特權階層享受的「灰碼」，有了這種「灰碼」，就不用做核酸檢測，據稱上海曾有60萬「上等人」擁有「灰碼」。
這一消息，引發了人們對中共權貴特權的熱議。
上海封城期間有「灰碼」？
10月2日，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端傳媒」在最新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2021年7月，一個名叫「劉元江」的上海人，在歷經四次核酸檢測和27個小時的飛行後，終於到達了上海。
從回歸上海到2022年年底中國疫情管控徹底放開的這一年多裏，劉元江沒有做過一次核酸檢測，即使在上海封城期間也是如此，甚至在封城期間他也從沒搶過任何生活物資和藥品。
文章寫道，在劉元江入境上海、入住隔離酒店後，家人便通過運作，將他加入了疫情防控的「白名單」。
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行程處處受限於健康碼和行程碼顏色的疫情管控期，劉元江的「特權」在於：在常人持有的綠、紅、黃碼之外，他長期持有的是「灰碼」——官方意義上失蹤人口被標記的顏色。而灰碼持有者的權益包括但不限於：在街道統計核酸結果和健康碼顏色時，見到他的灰碼後，會自動將他排除在統計結果之外。得益於此，他從未被「大白」上門刁難過。
文章說，劉元江甚至得意地向朋友們展示過他的灰碼。有關領導更是對他透露，整個疫情管控期間，上海有60萬人與他一樣持有灰碼。
「不過很多時候我也不能太高調，有時候某個街道查得緊了，為了不給朋友帶來麻煩，我會讓司機把我送到其它的別墅，那一年多時間內，我輪流在上海郊區和市中心的三套別墅、一套洋房和兩套平層居住，飲食方面，別墅管家和物業都會按時配送，所以我也沒吃過甚麼疫情的苦，這也算是特權的一種吧。」他說。
對於這一說法，網民紛紛表示驚奇與詫異，「灰碼我頭一次聽說，也沒見過。但是特殊通行證我是見過的。」
有網民留言說，「我認識的特權階級們就是普通的綠碼哎，都是一次核酸也沒有做過，本人和私家車也都有通行證。疫情封城期間在外灘跑步，米芝蓮餐廳和奢侈品店送貨到家。這些餐廳商場的車輛也打過招呼都能出入。真的遇到被攔下來的時候，報名字和頭銜就可以了。面對底層工作人員不頂用就讓對方打給他們領導。」
還有網民說，「封城期間，小區門口、區和區之間的道路上都是有隔離欄和警察守著的，無論是走路還是騎車還是開車經過，需要檢查通行證。只要能搞到通行證就可以暢通無阻。」
大陸多地的確存在「灰碼」
大紀元記者通過查詢網絡，發現疫情期間，大陸多地的確存在「灰碼」，但一般都是地方性政策。如武漢市從2022年4月開始，對外省來（返）漢人員未及時落實三天兩檢落地核酸檢測的人員，及在漢人員未落實48小時內核酸檢測者，給予「灰碼」。
「灰碼」人員嚴格限制進入人群密集的公共場所（除醫療衛生機構以外），嚴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網約車；完成採樣後，灰碼可自動轉為綠碼。
但在上海官方發布的公告以及防疫新聞裏，尚沒有「灰碼」一說。
原上海徐匯區康健街道會計顏維穎曾經是上海封城期間的防疫人員（大白），她對《大紀元》表示，「在我所接觸的層面，沒有聽說過灰碼，所有的人都是要做核酸檢測。」
對於有網民提到的「疫情封城期間在外灘跑步」，顏維穎認為，「如果是到了後面快解封的那段時間，還能理解。但如果剛剛封城的前兩個月，幾乎不可能。當時我們接到通知是，前兩個月無論如何都不能出門，後面一個月比如說居民要去看病等特殊情況，我們就放行了。因為到了第三個月後封不住了，不能再封了。」
她介紹說，剛剛封城的前兩個月，因為當時她要做管理兩個區域的核酸，單位同意她開車出門，給了一張通行證。因為路上警察看到所有的私家車都會攔停，出示工作證明就會放行。但也不能出自己的區，比如黃埔區的只能在黃埔區活動，不能出黃埔區。
「在我外面出入的這一到兩個月裏頭，除了警車，幾乎整個碼路上是沒有一個人和一輛車，直到快解封前的兩周左右，才很少有車輛在馬路上。」
顏維穎表示，如果說有特權的話，應該是綠碼，不可能是灰碼。因為當時只認綠碼，當時上海市任何的公共場所包括寫字樓，都需要綠碼，沒有綠碼進不去。
顏維穎補充說，上海的高端樓盤，可能有特殊渠道可以得到一些比較好的物資，但說這些人有特權出來走出小區，可能性很小。但如果在自己小區裏走動的話，這是可能的。
原互聯網某公司後端開發工程師牛保書對《大紀元》表示，「我的理解是，灰碼是介於紅碼跟綠碼之間的一種未知狀態。」
牛保書說，綠碼代表可以放行，紅碼就是一種非常高危的狀態。灰碼就是你遊離於監管系統之外，沒辦法掌握你的情況，給你一個灰碼，之後再給你打電話，或者你自己做核酸，代表他沒辦法掌控你。
「不想去做核酸就會給你打電話。當時我在上海的時候，就被打過好幾次電話，讓我去做核酸，每個樓住了幾戶它都會排查的，前期也忙不過來，後期就開始一步步排查。它試圖去控制你，就會窮盡各種辦法。」
不過，牛保書認為，灰碼可能會成為一種漏洞，就是故意將某人放在整個監控系統之外，這樣對上不承擔責任，對下這個人不受管控。「我明明知道你在那裏，我有你電話，也可以強制你去做核酸，但是我不強制你去。這樣這就成為一種特權、一種腐敗了。」
牛保書表示，「上海確實有特權，比如一些機關或事業單位的，會專門派送蔬菜、肉類，我們當時住的院子剛好是警察學院的家屬院，就見到有輛車專門給他們送吃的。」
牛保書認為，如果是領導或特殊人員，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官方標記，他們內部會有一些通告，比如說領導來了，直接開車進來，崗哨肯定早就接到通知了，不需要有灰碼。
牛保書表示，那種要去小區做核酸檢查的工作人員，會有工作證了，就是一個牌子在胸前戴著。
「當時有兩種志願者，一種叫志願者，還有叫自願者。最開始招的那一批是志願者，都是機關或國企所謂的積極分子，或是黨員跟黨員家屬那些人，在共產黨眼裏，他們屬於積極分子，他們實際上是有薪水的。後來發現根本就忙不過來，才又號召普通的人進來，他們沒有工資，當時他們為了區分，特意起了個名叫自願者，自願者是沒有工資的。」
特權階層與普通民眾 防疫待遇大不同
中共實施「網格化」管理，對於每戶居民的訊息，包括名字、家裏幾口人、電話號碼、工作單位，都一清二楚。
在上海封城期間，中共喉舌人民網發文宣傳，上海疫情防控是如何做到「不落一人」的。但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在疫情封控期間，對於中共特權人員與普通的外來人員的對待，完全不一樣。
曾在上海生活四十多年的原上海金融界資深從業人士朱先生對《大紀元》表示，上海官方公開的政策都是官樣文章，上海當局對人的階層背景的劃分會非常精確，對小區的情況掌握得很細。
「比如哪些是涉外的，哪些是紅色背景，哪些是普通的外來人員。比如在高檔小區發現疫情或者需要採取甚麼措施，和閘北、楊浦一些生活水平低的地方的對待完全不一樣。」他說。
上海市民劉慶（化名）2022年6月曾對《大紀元》表示，他們住的上海康平路是上海市高幹區，比較大的官全住在這裏，基本上沒有怎麼封過。
公開資料顯示，上海康平路因為是上海市委的辦公地，守衛森嚴，有些路段是禁止拍照的，被稱為上海的「中南海」。
劉慶強調說：「我可以跟你講，到現在我們的胡同就沒封過，沒嚴格封過，我幾乎每天可以出去。我們這個地方比較特殊，以前派出所、街道都知道，這裏住的人，你不知道他們後面有甚麼背景，搞不好你得罪了哪一家。兩家鄰居吵架，你去調解，你不知道你得罪哪一家，明天可能北京就來電話。」
劉慶說，他居住的地方也有不少陽性的，「就我一條胡同裏面最多的有五個陽性。」
中共三年「清零防疫」，被認為是一場奴化民眾的政治運動，這三年是踐踏法制、侵犯公民權利的三年，是摧殘民生、打爛民營經濟的三年。許多人被「集中隔離」顛沛流離，還有許多人在家中被關到發瘋，甚至活活餓死。
「這場封城本質上就是一場政治運動」，顏維穎說，「這場（封城）運動讓我徹底看清了共產黨：這個政權滿是仇恨貪婪，不是保護人民，而是在殘害人民。」「我不願再與共產黨為伍，因為他們違背最基本的人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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